1979年1月1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会见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周叔弢五位原工商业者。谈话没有铺垫太久,邓小平把目光落到荣毅仁身上,提出让他牵头筹办一家对外开放的经济实体。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安排。
当时,国内经济建设刚刚打开新的局面,怎样利用境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仍是摆在中央面前的难题。传统行政办法难以解决商业谈判,完全照搬外国模式又不符合中国实际。需要一个既懂民族工商业,又熟悉国际规则的人来破题。
荣毅仁正是合适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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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海解放前后,荣毅仁就经历过一次重要选择。1949年,荣氏家族不少成员已经转移资产,准备离开大陆。他也曾把家眷送往香港,自己留在上海观察局势。留下来,意味着要面对未知;离开,则可能与父辈经营多年的企业彻底分开。
上海解放后的一件小事,让他改变了判断。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二天清晨,荣毅仁听说解放军官兵睡在道路两旁,便亲自出门查看。车行至成都路一带,执勤战士拦住车辆,提醒前方情况尚未完全清除,不能继续前进。
军队进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荣毅仁由此感到,局面与过去想象的并不一样。他后来对人说:“国民党回不来了。”
不久,陈毅邀请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陈毅穿着洗得发白的布军装,脚下是一双布鞋,讲话却十分直接。他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让许多心存疑虑的工商人士听到了政府恢复生产的明确态度。
荣氏企业当时并不轻松。家族各房早已分家,资金、机器和原料大量流失,留给荣毅仁的,是债务、烂账和停摆的工厂。上海市政府通过贷款、调运棉花等办法,帮助申新等企业逐步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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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处理方式,使荣毅仁看到了政策的连续性。
在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荣毅仁没有把企业看成个人财产的最后屏障,而是主动接受公私合营。1952年,申新工厂被评为完全守法户,国家核定退赔金额为657万元。1956年,他又放弃公私合营期间的资产定息,成为领取工资的企业管理者。
陈毅称他为“红色资本家”,并不只是对身份的概括,更包含对其经营能力和政治选择的认可。
荣毅仁懂生产,也懂市场。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视察上海申新九厂,询问公私合营后的生产情况。荣毅仁回答,企业比过去有所好转,但与国营企业相比还有差距,大约需要两三年才能赶上。
这段问答很简短,却说明他没有用漂亮话掩饰困难。实事求是,是一个企业家能够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前提。
后来,荣毅仁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又到北京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特殊年代里,他也受到冲击。1966年11月12日,邓颖超转达周恩来的话,要他沉住气,经得起考验。荣毅仁回答,自己愿意跟着共产党走到底。
这些经历,构成了邓小平在1979年点将时的信任基础。
会见中,邓小平没有只交给荣毅仁一个职位,而是给了他相当大的自主权。他明确表示,合理的任务可以接受,不合理的可以拒绝;工作由他负责,出现差错也不轻易追究。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合同要从商业角度考虑。
荣毅仁当即表态:“愿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唯我是问!”
邓小平笑着回应:“我当你们的后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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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看似轻松,分量却很重。它意味着中央愿意为新机构提供政策支持,也意味着荣毅仁必须承担试错压力。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只能边摸索、边建立规则。
经过筹备,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于1979年10月4日成立,直属国务院领导。公司把吸收境外资金、引进技术设备、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作为重要任务,在计划体制与市场规则之间寻找衔接方式。
成立初期,中信接触了大量境外客商和国内企业,逐渐形成国际经济咨询、国际租赁、发行债券等业务。许多后来被视为常规的做法,在当时都带有试验性质。荣毅仁敢于承担责任,中央信任并给予空间,两者缺一不可。
1986年,邓小平还亲自会见归国的荣氏亲属,指出荣家发展民族工业有功。对荣毅仁而言,这既是对家族历史的肯定,也是对其多年选择的回应。
1993年,77岁的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2005年10月26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那份在1979年递出的“军令状”,最终落实在一家企业的成长、一个时代的转向,以及一条少有人走过的经济探索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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