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合肥？山西大学团队给出答案

11月8日，合肥，一场量子计算的发布会现场，李刚站在台上，PPT翻到最后一页时，他停了一下。屏幕上是一台机器的侧影，旁边写着两个字：乾振。

台下坐着的人有些是媒体，有些是投资人，更多的是合肥高新区管委会的干部。他们知道这台机器意味着什么——国内首款支持多台互联的中性原子量子计算原型机，由山西大学团队研发，当天上午正式亮相。

同一天，山西大学乾元量子与合肥共建的中性原子量子计算联合实验室揭牌。

仪式流程并不长，十几分钟就宣布结束。但李刚知道，这个结果用了一年多才落定。

他不是第一次来合肥了。作为乾元量子的董事长，过去这段时间他往返太原和合肥之间，加起来至少飞了二十多趟。每次单程一个半小时，他习惯在飞机上闭着眼琢磨同一件事：为什么是合肥？

答案他其实早就清楚，只是每次落地之后还会再确认一遍。

乾振这台机器，脱胎于山西大学光量子技术与器件全国重点实验室。说白了，就是一个从实验室里孵出来的成果转化项目。

李刚在山西大学带团队做了十几年量子计算，从最底层的核心器件做起，到量子处理器、整机系统，再到多机互联技术，一条线上的东西都是自己人搞的。全链路自主研发，这句话不是PPT上写来好看的。

但搞研发是一回事，搞产业是另一回事。

量子计算这个赛道，周期太长。一台原型机从设计到出样，三五年是正常节奏，中间可能反复推翻重来。商业化路径更不清晰，能不能盈利、什么时候盈利，谁也说不准。这种项目放在市场上，最考验的不是技术实力，而是背后的支持力度。

李刚在公司内部讨论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这个方向，如果只看短期回报，没人愿意碰。”其实他说的不只是投资机构，也包括有些地方政府。

所以当合肥方面抛出橄榄枝时，他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警觉。

“为什么是我们？”

他记得第一次跟合肥高新区那边的人见面时，他没有先谈技术细节，而是直接问了这个近乎冒犯的问题。当时对面坐的是一个负责招商引资的副主任，四十多岁，手里拿着记录本，看起来不像搞技术的。

那位副主任放下笔，反问了李刚一句：“李教授，你告诉我，这台机器现在的保真度能到多少？”

李刚愣了一下，报了一个数字。

副主任点点头，说：“我们做过调研，国内其他团队目前做到这个水平的还很少。而且你们的扩展性设计，从一开始就考虑了多机互联。这条路子是对的，通用量子计算机阶段必然会走到这一步。周期长我们认，关键是要方向对。”

那番话让李刚印象很深。不是因为他听到了什么高深的专业判断，而是因为对方说得出来的东西，明显是做过功课的，不是来虚的。

后来李刚才知道，合肥高新区早在三年前就开始布局量子计算产业带，从上游的材料供应商到下游的应用服务商，已经聚集了三十多家相关企业。

乾振如果落地合肥，团队不需要满天下去找供应链，楼下可能就是做激光器的，隔壁就是做温控系统的。

这就是生态。

李刚有时候会想，做科研的人最怕什么？不是没钱，也不是没时间，是觉得自己的东西没人看得懂，没人愿意陪着等。而在合肥，有人愿意等。

但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人才。

“太原那边不是没人。”李刚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这样说，“但合肥对人才的吸引力是客观的。”

他说这跟城市大小没关系。科大讯飞、中科大、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这些机构聚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浓度。量子计算这种前沿领域，人才要求极高，不是随便找个程序员就能干的。

团队里缺一个关键岗位的人，可能全世界都只有几百个对口候选者，你得去人才密度最高的地方找。

当时李刚手下有个核心工程师，山西人，在太原跟着他干了六年。李刚曾经私下问过他：“以后如果要去合肥，你跟不跟？”

那个工程师犹豫了三秒。

三秒，李刚就看懂了。那种犹豫不是因为舍不得太原，是因为家里孩子刚上小学，老婆的工作也在太原。换一个城市，牵扯的不是一个人，是一整个家庭。

后来那个工程师留在了太原，继续做基础研究。合肥那边另招了人。

李刚没有强求，他说这个选择能理解。做研究的人，对故土往往有很深的感情。山西大学是全实验室的根，这一点永远不会变。但一台机器的产业化，需要的不只是情怀。

那天仪式结束后，李刚单独在会议室外面的走廊站了一会儿。窗外是合肥高新区的天际线，能看到很多正在建的写字楼，塔吊立着，但没有运转，沉默地立着，像某种信号。

他没有再说什么，拿出手机给太原的实验室打了个电话，报了个平安，然后说了一句：“这边都落地了，后面就是一步步做。”

电话那头的人大概回了一句什么，他笑了笑，挂断电话，转身往电梯间走去。

乾振这个名字，取的是《周易》里乾卦的意象。乾为天，主动、主健。李刚说当初起名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讲究，就是想取一个跟力量有关的词。

“量子计算这个领域，最后拼的就是谁先达到更高的运算规模和稳定性。你哪怕领先别人半年，都是巨大的先发优势。”

而合肥之所以成为合肥，是因为在别人还在犹豫周期的时候，它已经把“等得起”这件事当作一个产业来做。

李刚记得签约那天，他看到了那台原型机的最终调试画面。操控界面亮起，中性原子上百个量子比特在激光阵列里完成了一次协同运算，耗时比上一代原型机缩短了将近三分之一。

旁边一个测试工程师小声说了句：“没问题了。”

李刚没有表态，站在那里看了很久。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实验室熬夜调参数，一台机器排错了线路就要全部返工，稍有差池就再等一个月。

当时他以为最难的是把这些东西从无到有做出来。后来他才明白，更难的是把你做出来的东西，放到一个真正需要它、也愿意等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