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风向已经变了，很多人都没意识到我国正在迎来三大“回流”

外资总量还在降，但是进来的是钱换地方。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5488.1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4.3%。同期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7800家，也减少了2.3%。从这两个数字上可以看出，外资在收缩。

但是拆开来看，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285.3亿元，同比增长33.8%，占全国比重达到了41.6%，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1.9个百分点。每进来100元外资，超过41元进入高技术领域。

来的企业数量少了一点，钱却在往研发和制造的前端挪。这是理解眼下外资变化的一个基本坐标。

施耐德电气在厦门翔安投产的工业园，投了超过10亿元，定位为施耐德全球最大的中压电气设备生产基地，研发技术中心和智能制造放在同一个园区里。舍弗勒10月20日在太仓启用的数智工厂直接给人形机器人生产关节模组，第三季度新赢得两家中国客户订单，把人形机器人业务全球在手订单推到约4亿欧元。

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外资在中国的作用就改变了。过去来中国时，大部分是带着技术装备优势，换土地、劳动力、市场。红利期已经过去了。中国制造在很多方面不再需要外部输入，依靠“我比你先进”就能站稳的空间正在缩小。

外资继续加码，理由换成了另外几条。一是从研发到量产的节奏。舍弗勒把训练、装配和算力中心放在太仓同一个基地，零部件从设计到量产的距离被压短。二是产业链配套。建一座工厂，上下游的原材料、零部件、工程人员能不能就近找到，比单一环节的人工便宜多少更影响综合账本。三是在中国生产、供应全球。海外成本一涨，这个选择的吸引力就更明显。

政策也正朝着这个方向递梯子。6月22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提出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便利外籍高层次人才引进，支持设立开放式创新平台。研发中心一旦落地，人员、设备等很难短时间内搬走，外资和国内产业链的绑定会从生产端往更前端延伸。

订单走向也说明了类似的事情。前10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81万亿元，同比增长20%；出口25.99万亿元，增长17.6%，进口和出口都已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这个增速在全球贸易放缓的环境下并不是特别常见的。

有人一直在寻找“另一个中国”来代替，但是基建和电力不能依靠补贴一两年就能补上，基础金属、基础化工的配套是长周期投入。墨西哥从2023年起就成为了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与此同时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也出现了迅猛增长的趋势，越南的情况也大同小异。货从中国过去，在当地组装甚至原封不动再发走，替代的是标签，不是产能。

美国也曾经用关税把中国商品挡在门外。2026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并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裁决当天，美方转而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宣布自2月24日起对全球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次日又称将税率上调至15%，为期150天。但这条临时关税已于7月24日因法定期限届满而终止，随后美方又切换到其他法条继续加征。换法条的动作本身说明，关税路径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稳固。对所有的国家都加税，低物价就保不住，成本最终会落到美国消费者头上。

产业链的移动方式也应当加以注意。有企业把部分环节迁到海外，但是走法不是日本当年的“雁阵模式”。日本在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把大量的产业链整体转出去，国内制造业开始空心化。中国企业大多是在海外新建分厂，原材料、中间品仍从国内进，在当地完成组装。中低端制造占吸纳就业的大部分，国内产能保留着，海外分厂是延伸，不是替换。

东盟的数据可以佐证这个方向。前10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7.68万亿元，增长24.2%，东盟继续保持第一大贸易伙伴位置。产业链往东南亚铺开的同时，中间品和原材料的贸易也跟着走。

但是结构变化不等于所有的企业都容易。智能化升级目前更多地落在有条件投入的头部企业身上，大量中小企业还卡在单个环节的自动化上。生产效率一旦普遍上去，产能消化、价格竞争的压力就会随之而来。能造得又快又好，和能卖出合适的价钱，是两个问题。

外资向研发端靠拢，订单绕不开国内的配套，外迁的产业链仍然连接着国内的中间品，三股力量并存。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制造能力要一直向研发、效率的深处推进，而不是停留在“便宜”和“量大”上。中小企业升级进度、利润空间等将成为检验这股变化能走多远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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