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学人简介:丛日云,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钱端升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政治学理论与西方政治思想史。著有《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三卷本)、《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等。近年来,他关注后现代主义价值革命、西方保守主义兴起等问题,在学界和公共领域都有广泛影响。
本文为学人Scholar志愿者杨牧樵、王琦、赵逸轩、李青聿就《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一书对丛日云教授所作访谈。因访谈篇幅较长,分上下两期推送。本篇为下期。
“9·11”事件二十五年后的西方社会
学人:今年正值“9·11”事件二十五周年。二十五年来,“9·11”留下的政治遗产已经远远超出反恐战争本身:国土安全体系的扩大、国家监控能力的增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及围绕穆斯林身份、移民和国家安全持续不断的争论,都改变了西方自由民主社会的政治议程。您的研究把现代自由主义理解为个人自由与政治共同体之间形成的一种历史性平衡,而后现代社会又出现了个人进一步脱离传统共同体的趋势。与此同时,“9·11”似乎提醒西方社会:国家、安全、边界乃至文明认同,并没有因为全球化和个人主义的发展而消失。
站在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回看,“9·11”是否可以被理解为“历史终结论”和后民族主义乐观想象遭遇现实挑战的一个重要节点?自由社会面对恐怖主义等极端威胁时,扩大国家权力在什么意义上属于必要的自我防卫,又在什么时候可能反过来伤害自由本身?
丛日云:“9·11”是一种新形式的战争行为。冷战结束以后,西方社会一度沉浸在和平时代已经到来的乐观氛围当中。“9·11”的发生使很多人突然意识到,人类仍然面对新的安全威胁,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9·11”对西方社会长期走向的影响其实是有限的,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影响了社会的走向。事件发生以后,美国社会的爱国情绪和国家认同一度明显上升,但是这种影响持续的时间并不长。随着时间推移,“9·11”逐渐成为一种历史记忆,而没有真正改变美国社会更深层次的演变方向。
像“9·11”这样的重要事件毕竟只是历史表层发生的剧烈震动,而我在书中所说的后现代价值革命,更像是一股深层的洋流。单一事件可以暂时改变政治气氛,却未必能够逆转长期的价值变化。
所以,“9·11”以后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是否因为反恐而有所扩大、个人自由是否受到了一定限制。西方主流舆论比较关注这一方面,但在我看来,更深层的问题仍然是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平衡。现代自由主义本来试图在个人与整体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但是进入后现代阶段以后,个人自主、个人权利和自我表现被进一步强调,而家庭、宗教共同体、民族和国家这些传统的整合力量则不断削弱。于是问题逐渐从“如何防止国家过度压制个人”,转变为“当共同体过度弱化以后,社会如何维持基本的整合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9·11”本来可能促使美国社会重新思考国家、安全和共同体认同面临的真正挑战,但这种反思并没有真正展开,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后现代价值观所推动的发展方向。
![]()
《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传统、现代与后现代》
丛日云 著
之间•广东人民出版社,2026年
相比之下,俄乌战争对欧洲的冲击可能更加直接。欧洲过去几十年形成了较强的后民族主义、全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生态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后现代价值取向。战争爆发以后,这些立场确实受到了一定冲击。比如过去主张削减军备、淡化军事安全的一些政治力量,也不得不支持增加国防投入;一些过去较为激进的和平主义的立场也有所收敛。但是,我认为这种调整仍然非常有限。德国的能源政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俄乌战争以前,由于德国绿党的影响,实行自杀性的能源政策,所以,对外部能源供应依赖较深。俄乌战争后,能源危机迅速显现,能源价格上涨,生活成本提高,企业经营成本增加,一些企业倒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工业企业也面临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仍然继续关闭核电站,关闭煤电设施。也就是说,即使能源危机已经对经济和产业造成严重冲击,能源安全仍然没有真正被置于更高的优先位置。
所以,我认为俄乌战争虽然对欧洲原有的和平主义、生态主义和后民族主义观念形成了冲击,但这种冲击还没有真正改变其深层的价值取向。它确实迫使欧洲重新关注国防、安全和能源问题,有一些政策调整,但还不足以根本改变已经形成的后现代进步主义的价值结构和社会走向。
在我看来,西方主流舆论在讨论“9·11”之后的政治变化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权力扩张以及个人自由受到限制的问题上。由于当时是保守派小布什政府执政,这种批评尤其明显。但我认为,如果把问题只理解为“国家权力是否过强”,其方向是错误的。西方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大政府,而不是强政府。目前的形势下,他们需要强政府。
西方社会真正需要面对的,是个人与整体之间的平衡正在发生变化。现代自由主义本来是在个人自由与共同体秩序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但进入后现代阶段以后,这种平衡越来越向个人一端倾斜。人们越来越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和自我表达,而相对忽视义务、责任以及共同体对于个人的约束。这种趋势进一步表现为,对家庭、宗教共同体、民族和国家这些传统社会整合机制的不断削弱。换句话说,问题不只是“如何防止国家侵犯个人自由”,而是当个人不断从各种共同体关系中解放出来之后,社会还依靠什么维持整合。“9·11”以后,美国社会的爱国情绪一度明显上升,但是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并不长。随着时间推移,爱国主义和民族认同本身在一部分后现代进步主义话语中也越来越受到怀疑,民族主义更经常被赋予负面含义,而全球主义、后民族主义则被看作更加进步的价值方向。
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今天西方社会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家认同和社会整合能力的削弱。个人自由当然非常重要,但如果只强调自由,不强调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只强调个人权利,而不断削弱维系共同体的制度和认同,那么个人与整体之间的平衡就可能进一步失调。
移民问题也应该放在这个框架里理解。问题并不是说移民本身构成威胁,更不能把移民和恐怖主义简单等同起来。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当一个社会在较短时期内吸纳大量具有不同宗教、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人口时,这个社会是否拥有足够强的消化与整合能力。过去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更多表现为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随着全球化和大规模人口流动,不同文明背景的人越来越多地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和同一个社会空间之内。如果共同体的政治认同和社会规范足够强,这种多元化可以被吸收;但如果共同认同本身又在不断削弱,就有可能形成彼此相对隔离的“平行社会”。
![]()
欧洲移民冲突©BBC
这样一来,原本主要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就可能越来越多地转化为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冲突。当社会整合能力不足时,文化差异本身就可能成为政治和社会矛盾的一个来源。所以,我所担心的是一种“文明冲突的内在化”。过去不同文明大体分布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之中,彼此之间的冲突更多发生在文明边界或者核心国家之间。今天,随着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不同文明背景的人在同一个社会内部长期共存,于是原来外部的文明差异也进入了国家内部。掌握话语权的后现代进步主义者越来越强调文化差异本身的价值,抵制民族与文化融合的努力,这就会加剧社会的碎片化。
我在书中实际上讲到过两个层面的“文明冲突”。一个可以称为横向的文明冲突,也就是不同宗教、文化和历史传统之间的差异与冲突。过去这种冲突更多发生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区域之间,现在则越来越可能出现在同一个社会内部。另一个可以称为纵向的或代际的文明冲突,也就是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价值观今天可能同时存在于一个社会当中。有些群体仍然保留较强的传统宗教和共同体观念;现代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权利、法治、家庭、宗教和民族国家;后现代进步主义则更加重视个人身份、自我表现、文化多样性以及对传统结构的批判和拒绝。
今天欧美社会的复杂性就在于,这两种冲突往往叠加在一起。一方面存在不同文明传统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又存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种价值观之间的代际冲突。它们同时集中在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城市内部,就会使社会整合变得更加困难。
因此,在我看来,西方社会真正需要警惕的问题,并不只是“9·11以后国家权力是否过度扩张”。相比之下,更深层的问题是共同体认同不断削弱、国家整合能力下降,而个人主义继续向更加极端的方向发展。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就可能出现社会进一步碎片化的情况。到那个时候,受到影响的也不仅仅是国家权威,而是社会共同体的瓦解,甚至文明的瓦解。结果,自由也会丧失,因为自由本身也需要一定的制度秩序、社会信任和共同规范作为条件。
所以,问题最后仍然回到我在书中一直讨论的主题:个人与整体之间如何维持一种合理的平衡。我认为,“9·11”和俄乌战争都对这种失衡发出了警示,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足以根本扭转西方社会深层的价值变化。文明的认同在解体,国家的权力在失效失能,个人过分膨胀,文明被碎片化,这才是真正的问题。西方社会不会由于“9·11”式的攻击而毁灭,却会由于解构自己的主流文化、无差别地大规模引进移民而毁灭。
学人:2025年9月,保守派演讲家查理·柯克在犹他谷大学的一场校园活动中遭枪击身亡。今年9月10日是其遇刺一周年。您刚才反复强调,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个人不断从传统共同体中脱离出来,包括家庭、社区、宗教和国家。查理·柯克所倡导的政治理念在很多方面恰好与这种趋势相反。他鼓励年轻人组成家庭、生育子女、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和爱国者,并在这些价值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其他政治主张。
他遇刺之后,美国社会出现了广泛的哀悼,其所创办的TPUSA注册人数和校园组织也有所增长,他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开始受到更多讨论。您如何理解近年来美国政治暴力以及对政治对手“非人化”倾向的增加?一个自由民主社会从激烈的党争走向真正的政治暴力,最值得警惕的界线是什么?如果不同政治群体不再把对方看成“观点错误的同胞”,而是看成对自身制度、国家甚至文明构成根本威胁的敌人,仅仅依靠选举、宪法和法律制度,还能否维持自由民主?
![]()
查理·柯克
丛日云:今天欧美社会的政治极化已经非常严重。双方越来越难以宽容对方,而且彼此都倾向于把对方描述成对现存政治秩序构成根本威胁的力量。后现代进步主义者往往把保守主义政治力量理解为极右翼或纳粹主义,认为它们会颠覆自由民主制度;而保守主义者则越来越担心,激进的进步主义、全球主义以及大量引进的移民会削弱民族国家的认同基础,最终会彻底摧毁国家与西方文明。
这意味着,过去的政治冲突更多是政策和路线之争,而现在越来越容易被双方理解成关于“要不要民主”或“要不要美国”之争。这是根本性的冲突。当政治争论进入这个层面以后,妥协当然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如果双方都认为,对方一旦获胜,受到威胁的不是某一项政策,而是自己所认同的制度、国家或者文明,那么,政治竞争就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生死之争”。
我认为,我所讲的后现代主义价值革命能够比较好地解释这种现象,所谓“文化战争”在本质上是一场价值观之争。一方希望继续推动社会向后现代价值方向发展,更加强调自我解放、自我表现、文化多样性和追求对现代社会的解构;另一方则希望维护现代社会形成的一些基本价值,包括民族国家、公民共同体、家庭、宗教传统以及现代的自由民主制度。所以,双方口中的“自由民主”有时实际上并不是同一个概念。进步主义者所理解的自由民主已经被后现代进步主义价值观所重新塑造;而保守主义者所维护的,则更接近传统的现代自由民主秩序。保守派所守护的“西方文明”就是现代西方文明,而后现代进步主义者要解构现代文明,走向后现代文明。从这个角度看,今天政治极化背后真正难以调和的,是两种价值结构之间的冲突。
英格尔哈特曾把后物质主义价值转型称作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场价值革命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最初,它是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缓慢推进的,并没有形成特别激烈的政治对抗。但是近十多年来,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于是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反弹。他们希望阻止原有秩序继续被削弱和瓦解。由此开启了西方社会的“文化战争”和政治撕裂。
从进步主义者的角度看,这些保守力量是在阻碍社会进步;而从保守主义者的角度看,他们是在阻止现代文明的基本结构被进一步摧毁。在这种情况下,出现零星的政治暴力并不令人意外,也不排除未来出现更严重的骚乱甚至内战。
这种不宽容并不只存在于普通选民之间,也存在于知识界和政治精英之中。比如在欧洲,德国的宪法保卫机构已经启动对AfD中的一些组织和政治人物进行监控,并围绕它是否属于极端主义力量展开争论。美国也有类似现象。民主党的一些政治人物曾经用“法西斯主义”或者类似的概念形容MAGA运动或特朗普。问题在于,一旦你真正相信对方是法西斯主义,是对民主制度的根本威胁,那么你对他的政治宽容自然就会降低。因为在你的理解中,这已经不再是普通的政党竞争,而是在保卫民主制度本身。
我看到过一位曾在哈佛工作的学者的回忆。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时,在哈佛的一次教授聚会中,有一位伦理学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暗杀特朗普,是否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据他的转述,现场投票,大多数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它至少说明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政治上的高度不宽容并不只是所谓“底层民粹”的现象,它同样可能出现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精英当中。当人们确信政治对手代表某种根本性的邪恶时,就很容易产生一种逻辑:既然对方要摧毁民主,那么采取非常手段来阻止他似乎也可以获得某种道德正当性。
目前美国和欧洲的主流政治力量总体上仍然在民主和法治框架内竞争,但是当价值冲突越来越被理解为一种根本性的生存冲突时,就一定会有一部分更加激进的人试图越过这条界线。查理·柯克遇刺这样的政治暴力,也应该放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去理解。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太赞成仅仅用经济问题解释今天西方的政治极化。经济利益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制造业衰退、收入分配、全球化造成的利益损失,都可以通过税收、福利、产业政策或者贸易政策进行调整。即使政策出现失误,也可以再修正。但是价值观的冲突不是这么简单。它涉及的是人们认为什么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好的社会,这样的冲突当然更难妥协。同样,我也不认为这一切能够简单解释成某个政治人物“欺骗了群众”,或者某个精英集团策划了一个阴谋。如果一个政治运动能够持续吸引大量选民,也能够吸引企业家、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精英,那么仅仅用“受骗”来解释是不充分的。反过来也一样。支持后现代进步主义的精英,并不一定是在进行某种有意识的阴谋。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真诚地接受了一套新的价值观,并且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在推动社会进步。真正的问题就在这里:双方都不是简单地为了利益而斗争,而是在按照不同的价值观改造社会或抵制这种改造。
这一点在外交问题上也能够表现出来。过去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当然也有非常激烈的党争,但是面对明确的外部威胁时,往往还会存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共同认同:我们可以争论政府采取什么政策,但至少能够大体区分“自己人”和外部的对手。我觉得今天西方社会有时候连这种最低限度的共识都在削弱。比如在围绕伊朗问题的争论中,美国国内以及美国与欧洲之间就出现过非常尖锐的分歧。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强硬乃至军事手段的问题上,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国内的进步派持强烈反对态度。国内政治阵营之间的敌意,有时强烈到使人更希望看到自己的国内政治对手在外交上失败,而不是希望本国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取得成功。
![]()
明尼苏达州抗议特朗普政策集会 ,2025年
如果一个人首先考虑的是“不能让特朗普成功”,那么他对伊朗问题的判断就可能被国内政治斗争所支配。反过来,另一党执政的时候,也可能出现同样的问题。这种现象并不是说谁“支持敌国”,而是说明国内政治认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压倒了传统的国家认同。这和我前面所讲的后现代价值革命是有关联的。如果一个人首先把自己理解成全球主义者、多元文化主义者,或者某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和道德共同体成员,那么国家本身就不再具有过去那样不言自明的最高认同地位。
同时,对本国历史和主流文化的批判,也可能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道德立场。美国和欧洲的一些进步主义者会非常强调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霸权主义、父权主义以及西方文明历史上的罪恶。这些反思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如果这种批判发展到一个极端,就可能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对自己国家和文明的道德怀疑非常强烈,而对其外部对手反而更加愿意给予理解和宽容。尽管这些对手在上述问题上,并不比本国文明表现更好——事实上可能表现更差。
从多元文化主义的逻辑来看,这并不难理解。它首先关注的是西方社会内部历史上居于弱势地位的文化和群体,因此其主要批判对象往往是西方自身的主流文化——白人、基督教以及传统的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和主流文化。于是,在国际政治中也可能出现类似的心理结构:与其首先从“我们的国家面对什么威胁”出发,不如首先从“西方是不是又在压迫另一个非西方社会”出发。多元文化主义者会把弱势者天然有理的逻辑从国内弱势群体运用到外来族群和文化,运用到外部势力。
我认为,这里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某一次战争究竟应该支持谁,而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还能不能形成关于外部威胁的最低限度共识。传统民族国家内部也有左派和右派,也有激烈党争。但是当真正的外部威胁出现时,“敌人”这个概念本身往往具有一种凝聚共同体的作用。大家可以争论如何应对敌人,却至少承认存在一个需要共同面对的外部对象。如果到了连这一点都无法形成共识的程度,那么说明内部的价值分裂已经非常深。所以我说,今天西方社会的问题不仅是党争加剧,也不仅是民主政治变得更加激烈,而是共同体本身正在失去一些过去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共识。
后现代不是文明的进阶,是文明的废墟
学人:理解西方文明的一个维度是对于个体权利的强调,另一个可能是尊重个体理性的优先地位。在《自然权利与历史》这本书当中,施特劳斯提到,“理性发展得越高,虚无主义也就发展得越深”,从而走向一种政治上的享乐主义。现在美国的右派频繁提及施特劳斯,也是抓住了施特劳斯的这一论点。那么,从对个体权利的看重到对个体理性的强调,其间是否存在很难破除的内在逻辑关联?作为解药,美国右派提出要重新建立对共同体的认同,但是他们似乎没有回答共同体认同的基础在哪里。保守主义似乎只有批判性,但是缺乏建设性,您怎么看?
丛日云: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里其实包含了一些不同的东西,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我这里边讲的个人主义分为两种个人主义。一种是现代的个人主义,一种是后现代的个人主义,我在书里有相应的阐述。现代个人主义要同时兼顾个人与整体,要个人的解放,要对个人的尊重,要独立人格、人的尊严、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总之,要求解放个人、承认个人、尊重个人、发展个人。但同时,现代个人主义要求:第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都是有边界的。第二,个人的自由和人权需要有个人的自律做基础,就是说要自我约束。所以为什么在基督教,特别在清教社会,最早出现了现代的个人自由,就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特别是新教徒,他们有严格的自律。这里的自由是有条件的自由,有限制的自由,有约束的自由。这个自由的领域主要是政治经济领域的自由,它反对的是政治和法律上的专制。它的自由有具体的内容。
后现代主义者突破了这个界限,个人和整体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我们说古代是整体至上,个人是工具;然后到现代,个人解放出来了,个人地位提高了,达到了一种个人和整体之间的平衡。后现代主义是个人的进一步的膨胀,就像你刚才说的,承认了个人权利,自然就会有一种惯性,继续要求更多的权利。他已经得到的权利和自由成为他要求更多的、更广泛、更深入的权利和自由的基础。
现代的个人自由人权是在一定的边界之内,但是得到这些权利的人不会满足于自己的边界,而是要不断地突破边界。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发生了后现代主义价值革命,个人和整体的平衡就被打破了。由古代的个人什么都不是,然后走向了个人至上、个人中心,然后就要解构或者瓦解各种共同体、各种权威。因为个人如果要进一步解放的话,现代文明的各种共同体和权威对他来说,都是束缚和压迫力量。
比如说激进女权主义就要解构家庭。现代文明条件下,要求女性的解放,那意味着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相互忠诚。在公共领域,获得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获得与男人平等的工作、受教育的机会等。但是,后现代的女性主义者不满足于这些,她们认为只要我在家庭里,就受束缚,就受压迫。家庭本身就是敌人,男人本身就是敌人。要彻底地和男人一刀两断,干脆连恋爱和结婚都不要了。这就是彻底解构家庭。
后现代主义还要解构民族和国家。上个世纪60年代那些年轻人反战,为什么要反战?就是因为他不想去打仗,他要享乐、要放纵。他们的口号是,“要做爱,不要作战”。打仗第一要受苦,第二要受约束,第三要献出生命。所以他反战。他们要解构所有妨碍他们个人解放、个人自由的障碍和压迫力量。
我在文章里分析了现代文明的一些核心概念,自由、平等、人权、多元主义、民主,代表着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的一套核心概念,到后现代主义那里,内涵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后现代的自由是什么?按照英格尔哈特的说法,叫“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它已经不是政治法律和经济上的自由,而是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这种自由的原则就是越自由越好。为了要得到这种自由,就要突破现代的文化规范和道德规范。
什么是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呢?比如说吸大麻的自由,有了吸大麻的自由,接下来就要吸海洛因的自由,由软毒品到硬毒品,硬毒品其实在有些西方国家也已经自由了或局部地自由了。再比如同性恋结婚的自由、堕胎的自由(出生前一刻只要还没生出来,我就有权堕胎)、性关系的自由、各种家庭模式的自由。现在同性恋家庭大多已经合法化,还出现了多重性伴侣家庭,不再受一夫一妻模式的限制。既然同性恋家庭可以出现,那就会出现各种模式的家庭,你都能想象。为什么?同性恋婚姻和多重性伴侣家庭模式后边的逻辑是什么?只要我不妨碍别人,别人就无权干预,我有充分自由的选择权。这就是19世纪约翰·密尔的理论,“无伤害原则”。既然这样,群婚家庭可不可以,乱伦的家庭可不可以?只要人家愿意,就不许你干预。然后再进一步,如果有一天,一个人领了宠物来结婚,是不是也可以呢?
![]()
美国反堕胎抗议
后现代进步主义者基于其价值观,极其珍爱这些自由。他们不仅自己追求这种自由,还将其视为处于道德制高点的东西来炫耀和张扬。他们还进一步要求得到别人的承认,以他们的标准设置政治正确戒律,惩罚那些违规者。比如他们要求未成年人有变性的自由,父母就无权干预。他们要求性别认同的自由,他人必须接受。一个生理上的男人,自己性别认同是女人,她就有权上女厕所、女浴室,参加女性体育比赛。犯罪被判刑,也要关进女牢房。如果其他女人不同意,就是对她的权利的侵犯。甚至如果其他人不使用女性代词称呼她,就是对她的冒犯。她就要火冒三丈,对方就要遇到极大的麻烦。
你刚才讲个人的理性的优先地位,其极端的发展就是这个结果。尊重个人的理性是现代文明的特点。但你是生活在社会中,不是生活在孤岛上。你的理性可以支配你自己的生活,但必须遵守社会规则,必须与其他人的理性相协调,必须有利于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所以,你的理性与公共理性要达到一个平衡,这意味着你的理性的限度,意味着你不能想怎样就怎样。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还要受义务的约束。如果没有对个人适当的约束和压抑,就是社会的解体,就是现代文明的衰亡。
按保守主义观念,人的义务中有些是法定义务,有些是自然义务。比如说女性有一种自然的义务就是生孩子。这并不是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义务,而是社会生存的必然性。如果女性不生孩子,一个民族就会断子绝孙,你的国家就交给别人了。这是一种道德义务,激进女性主义者就不接受这种义务。
西方后现代进步主义者追求的自由,就要解构家庭、解构社区、解构宗教、解构民族、解构国家,这是极端个人主义。解构这一切,带来的是国家、社会和文明的解体。所以,你刚才说保守主义没有建设性,的确,它没有发明什么新东西,没提出一个诱人的社会愿景。保守主义就是要守护西方现代文明的秩序与规范,这也是建设性。它并不是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方案,而是抵制一种激进改造社会的新方案。
后现代进步主义者是有愿景的,他们要推动西方走向后现代主义社会。这个愿景就是社会的解体,文明的灭亡。它有建设性吗?它没有建设性。它解构了所有的东西,其极端个人主义是反社会和反文明的。基于这一点,我把后现代进步主义定性为现代文明内部生长起来的衰败因子。
所以,后现代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而是文明的废墟。如果后现代进步主义者能够顺利地推行他们的议程,获得了成功,得到的不是一个新的更高级的文明,而是毁灭现代文明,形成现代文明的废墟。
现代文明的废墟上是什么?是文明的倒退,它甚至会倒退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之下的水平,因为许多被较开化的第三世界国家废弃的文化,都被以包容、多元的名义引进到了西方。它也是引进的第三世界文明与颓废的后现代文明的无止境的冲突。保守主义要维护的,是还没有受到后现代主义污染的、大体上是数十年前的西方社会秩序。那还是一个秩序,还是一个文明,也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品位最高的文明。尽管这个社会有许多弊病,但问题是,没有弊病的社会是不存在的,没有痛苦的人生也是不存在的。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