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4日,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对原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宋作宝案一审宣判,以受贿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三个月,并处罚金四十万元。宋作宝不服判决,已提起上诉。
在这份长达五十页的判决书里,除了受贿指控外,另一项罪名——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同样值得被置于法治的显微镜下仔细审视。
“副总经理”是否等同于“经理”,决定罪与非罪
公诉机关指控称,2008年2月,宋作宝与朋友范磊等人合伙成立了北京邦福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2011年4月至2012年2月期间,宋作宝利用担任中岩科技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便利,同范磊、宋作忠等人以邦福德公司的名义,经营了与中岩科技公司同类的减水剂生产销售业务。为了这项业务,宋作宝安排邦福德公司租赁了廊坊市北方防水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的减水剂生产线,还指派了中岩科技公司的下属李婷去帮忙调试设备、改造生产线。随后,这批减水剂被销售给了廊坊北方防水公司、北京市政集团等多家企业。经审计,这段期间邦福德公司减水剂业务累计获利人民币79万余元。
基于此,一审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
然而,这起指控首先撞上的,就是刑法溯及力的“铁墙”。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对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主体有着明确的限定,即“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直到2023年12月29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二)》,这一主体的范围才被扩大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宋作宝涉案的时间是2011年至2012年,当时的身份是中岩科技公司的副总经理。
在辩护人看来,当时的刑法条文并未将“高级管理人员”或“副经理”纳入处罚范围,副总经理并不能解释为“经理”。根据我国刑法“从旧兼从轻”的基本原则,对于跨越新旧法实施期间的行为,应当适用行为时更为宽松的法律。如果仅仅因为在2026年审理此案,就去套用2024年才生效的扩大主体范围的新法,这无疑是对被告人不利的类推解释,严重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
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未提及上述主体要件争议,未正面回应“副总经理”是否属于行为时刑法意义上的“经理”,而是转而以宋作宝系经董事会任命、承担主要业务及管理职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竞业禁止义务为由,以此认定其符合本罪主体要件。
但在法理上,这种将具有竞业禁止义务的主体直接等同于刑法明文规定的“董事、经理”的裁判逻辑,在面临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审查时,是存在巨大风险的。
事实认定,时间线上的罗生门
这起案件事实的认定,有时间线上的“罗生门”。
关于宋作宝究竟何时退出邦福德公司,各方证据呈现出一种极其割裂的状态。
辩护人提交的《股东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显示,宋作宝的配偶王芳芳作为代持人,早在2011年3月就签订了协议转让全部股权,明确自2011年3月30日之后不再行使股东权限。
然而,工商登记的变更时间却是2012年3月。一审法院和审计报告采用了工商变更的时间,从而将2011年4月至2012年2月这段时期锁定为宋作宝的“犯罪期间”。
但值得注意的是,同案中的另一位合伙人佘海龙,其退出邦福德公司的实际时间也是在2011年三四月,工商变更同样拖到了次年4月。
在调查阶段,佘海龙对此作出了符合商业逻辑的解释:因为要等拿到全部退股款后才愿意配合办理工商变更。既然佘海龙可以按实际退出时间认定,为何同样情况的宋作宝却要按工商变更时间认定?
更为吊诡的是,各方笔录中对退股金额的陈述惊人一致地指向了600万元,但工商底档的股权转让协议却写着300万元。
在行为事实之外,指控的核心逻辑还面临着一个无法缝合的裂痕:邦福德公司到底在何时取得了利润?
审计报告审计称,邦福德公司自2011年4月至2012年2月的减水剂业务获利近80万元,这是法院认定宋作宝“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的一项证据。
但根据宋作宝此前的供述以及路桥建材公司、北方防水公司出具的多份情况说明,邦福德公司的减水剂业务是在租赁廊坊生产线并进行数月改造后,直到2011年七八月份才具备了生产条件并正式投产。销售合同的最早签订时间也是2011年8月。一个七八月份才开始正式生产销售的企业,是如何在审计报告中被认定在同年4月就产生了减水剂业务收入的?
更不用说,北京高强公司的情况说明明确表示,他们与邦福德公司发生业务是在2012年6月至2015年底。这意味着,检方指控的所谓2011年4月至2012年2月的销售业绩中,根本不可能包含向北京高强公司的销售额。
辩护人更是尖锐地指出,邦福德公司转给北京亿通天和公司的150万余元,是宋作宝的退股分红和利润分成,而亿通天和公司的股东自始至终是宋作忠夫妇,资金流向上根本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宋作宝实际获取了这笔减水剂业务利润分成。
追诉时效,到底应如何计算?
最后是追诉时效问题。根据刑法规定,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为五年;五年以上不满十年的,追诉时效为十年。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在当时的法定最高刑为七年,因此其追诉时效为十年。
这起指控的犯罪行为发生在2011年至2012年2月,而洛阳市监察委员会直到2025年11月才对宋作宝立案调查,从行为终了之日起算,远超十年的追诉期限。
然而,一审法院认为,宋作宝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追诉期限内,又实施了受贿犯罪,因此前罪的追诉期限应从犯后罪之日起重新计算,从而驳回了关于超过追诉时效的辩护意见。
但其前提,是宋作宝的受贿罪必须成立。如果在二审中,受贿罪的指控被推翻,那么以此为基础的时效中断理论便会轰然倒塌。
从2008年的合伙创业到2025年的留置,十多年的时间,使得证人的记忆在办案人员的强力介入下变得扑朔迷离,客观证据如银行流水、工商档案与口供产生了巨大矛盾。
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必须坚守证据规则、恪守刑法谦抑性,对宋作宝进行公正的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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