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文被举报到演出接连取消，警察一立案，黑粉就打电话来求和

此前他接连遭遇集中举报，十几场商演被迫取消，立案之后，黑粉打来电话协商撤案。

这件事也把批量恶意举报低成本伤人的现实漏洞摆到大众眼前。

10月21日下午1点半，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

他演出服换好了，词也对完了，乐队也到位了。

电话打进来，演出取消，他扭头往回走，坐上回菏泽单县的车。

晚上6点记者打通他电话的时候，人还堵在路上。

还有一次在泰安，他已经在火车站排队等上车，电话来了，演出取消。

河北保定曲阳一处景区那场更离谱，他头天下午就到了现场。

还配合景区拍了宣传素材，演出前2小时被叫停。

到10月底他自己算了算，至少16场定好的演出黄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风向变了。

11月6日，他又在高铁站候车，对记者说了一句新话。

黑粉现在打电话来求和了，我不同意。

一口回绝的原因得从3年前说起。

案子在德清县法院庭外调解，刘明亲笔写了一份承诺书。

今年接受新黄河采访，刘明大大方方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他说我本身是实名举报人，是我进行的举报。

理由说的是偷税漏税，说已经举报到了国家税务总局。

至于那份承诺书，他的解释是自己承诺的只是不发表没有依据、不属实的东西。

他还说，我们不是黑粉，也不是恶意举报，我们是正义的。

话说得体面，意思很清楚。

承诺我写了，可怎么算违反承诺，由我说了算。

承诺书管不住人，这事不稀奇。

私下和解靠的是双方都在乎点什么，比如面子，比如乡里乡亲的情分。

可如果把纠缠当成了事业，和解对他来说就只是中场休息。

喝口水，换个群，接着来。

他后来对着镜头说，对待这样的坏人，要小心再小心。

之前接受采访时他也讲过，这次我要跟他们干到底，不接受任何道歉。

恶意举报为什么这么好使，得看两边的账。

配了一句跟踪检举不停歇。

举报这边，拨个电话，费点话费，搭进去几分钟。

被举报这边，搭进去的是场演出的出场费，主办方的信任，还有下场会不会被请的可能。

主办方也委屈，有人的说法是，举报电话快把办公线打爆了。

还有人放话要到现场闹，实在扛不住。

景区那场，票已经卖出去了，海报贴出去了，台也搭好了，最后还得挨个退。

这种损失，举报的人一分不赔。

恶意举报用极低的成本，把人拖进被举报、自证、再被举报的循环。

放到单位里，这种事很多人都见过。

有人写了封匿名信，内容查无实据，可那年的提拔，领导还是决定先放放。

没人说你有问题，你就是上不去。

主办方的取消，就是演出市场里的先放放。

所以这把刀真正的刀刃，不在举报人手里。

在接刀的人心里那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次力度更大，10月26日，他在老家报了警。

10月30日，律师杨安明确认，家乡公安机关已经受理这起有组织网暴案件。

目前处于侦查阶段，律师团队还在持续提供证据，并考虑走公诉。

求和的电话，就是在这个节点打来的。

这话听着像服软，其实算的是另一笔账。

之前上百人的群、一通接一通的投诉、现场搞事的威胁，都没让他们停手。

一到警察立了案，电话就来了。

能让他们坐下来谈的，从来不是对方的委屈，是自己可能付出的代价。

撤了材料，案子就没了，案子没了，威胁也就没了。

他们想用一通电话，换回一个不用负责的结果。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几年，证据已经交给公安机关。

据媒体报道，这帮人当初在群里凑钱，说是用作举报经费。

最后钱去了哪儿没人说得清。

这是他本人的说法，警方目前还没有通报。

如果查实，这事性质就变了，所谓正义，原来也有人拿它挣钱。

有人会说，举报是公民的权利。

人家都来求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

这话前半句没错，人民日报那篇评论也专门强调，对举报人的保护必须继续坚持。

问题在于，这群人的电话没打给最该管这事的地方。

他们要的不是1个调查结论，是让他演不成。

各地部门核查下来，没有查出他任何违规违法的记录。

也没有官方的劣迹艺人认定。

查税是一种权利，搅黄人家的饭碗是另一回事。

至于得饶人处且饶人，2023年那张承诺书已经给过答案。

冤家宜解不宜结，这话的前提是两边都想解。

一方把和解当台阶，另一方把和解当喘气的工夫，这样的和，越和越亏。

撤材料这件事更不用说，证据进了公安，就不是一个人能决定撤不撤的了。

往后看，这事值得盯的有两处。

首先是公安机关的侦查结论，尤其是募捐分钱查不查得实。

其次是人民日报评论里说的反制机制。

对批量化、模板化、组织化的恶意举报。

平台、行业协会和主管部门能不能早点识别出来。

只要取消最省事这条路还走得通，今天被举报的是大衣哥。

明天就可能是你楼下开饭馆的老板，或者在网上卖土特产的农户。

11月6日，他又在高铁站候车，手机里是商演和公益演出的邀约。

那些曾经一个电话就能搅黄他演出的人，开始给他打电话求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