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之后,他没有去延安,也没去重庆做官,一路往西,最后落在江津。先住城关,后来搬到鹤山坪的石墙院,那是个偏僻的地方,几间旧屋,靠朋友接济过日子。他身体一直不好,高血压、胃病,医药费常常凑不齐。有人送来钱,他挑着收;有人请他出来做事,他一概回绝。国民党这边给他留过位置,他没接。托派那边跟他通信,他也慢慢疏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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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那句“忘了看看脚下”。如果把它理解成“他后悔没顾上中国的实际”,这话有几分对。他一生最大的问题,不是主义不坚定,恰恰是太坚定。他相信理论能解释一切,相信路线选对了事情就办得成。五四时期他反对的是旧礼教,那是对的;大革命时期他判断国民党不会翻脸,那是错的;到了晚年,他还在用一套框架去衡量苏联、衡量中国,而中国农村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农民想要什么,他其实一直隔着一层。
但我也不愿意把这话说得太顺。一个人的失败,很少是“忘了看看脚下”这么轻巧。他脚下那些东西——儿子死在国民党手里,同志一个个走散,党把他开除,朋友不敢来往——这些他都看见了。看见了,也没法改。他不是没看脚下,是看清了之后,还是只能按自己的想法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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