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如果你穿越到先秦，最难受的可能不是没有手机，而是——下午五点以后就没饭吃了。今天我们默认一天三顿，饿了下楼吃碗面。
但「一日三餐」这四个字，其实是非常晚近的发明。对大多数古人来说，一天吃两顿才是常态。一顿叫「饔」，一顿叫「飧」先秦的普通人，一天只吃两顿。第一顿叫饔（yōng），在上午七点到九点，天亮了，人要下地，所以这是正餐，吃现做的熟食。第二顿叫飧（sūn），在下午三点到五点，太阳偏西，又叫「晡食」，简单得多，有时直接就是早上剩的饭。
《说文解字》说「飧」是「餔也，从夕、食」——一个「夕」字，就说清了时间：伴着夕阳吃饭。这两顿的名字今天还在用。成语「饔飧不继」说的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在古人的经验里，两顿能不能接上，就是温饱的分界线。为什么只吃两顿？粮食不够是一层，更直接的是：天黑了就得睡。吃饭的频率，本质上是被作息和光源决定的。但贵人已经在吃三顿、四顿两餐制从来不是「古人都吃两顿」，而是「穷人吃两顿，贵人吃三顿」。
《战国策》里，田需对齐王说：「士三食不得餍，而君鹅鹜有余食。」士人吃三顿都吃不饱，大王养的鹅鸭却吃不完。这话在抱怨贫富，顺带透露了一个事实：那时「三食」已是士人的日常。再往上，天子吃四顿。
《白虎通》写得直白：「王者之所以日四食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时之功也。」吃饭的次数，在先秦就是身份的一部分。唐朝：多了一顿「点心」唐代出现「点心」这个词，但它当时是动词，意思是「略进小食以慰饥」——在正餐之间垫一口。
《太平广记》记过一个场景：江淮留后郑傪的夫人化妆没化完，赶不上早饭，就让弟弟先「点心」，用的多是馒头、粥之类。这里藏着个细节：能「点心」的，是权贵和中上层官员。老百姓还是两顿。所以唐朝的午餐不是制度，是特权。宋朝：夜市把三餐「吃」了出来真正的转折在宋代。宋代取消宵禁，夜市火了。
《东京梦华录》记汴京：「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半夜三点收摊，凌晨五点又开张。人一熬夜，两顿就不够了——下午五点那顿撑不到半夜。于是夜宵登场，三餐加夜宵成了城市标配。还有一层物质基础：占城稻。这种耐旱高产的水稻在宋初推广到长江、淮河、两浙，粮产大增，「吃得起三顿」才成为可能。
文献里也开始出现「三餐」：《雪坡舍人集》写「一日三餐要使饥人饱去」，陆游晚年写「健啖每三餐」。那时的饮食精细到什么程度？《鹤林玉露》记了个故事：一位士大夫买了个小妾，听说她在蔡京府上做过包子，就让她做。小妾说不会。士大夫生气：你不是太师府的包子厨娘吗？小妾答：「我只是做包子的人里切葱丝的。」但宋朝的农民，还是吃不上三顿「宋代三餐普及」这话，其实被夸大了。司马光就哀叹农民「所食者糠籺而不足」；陈淳也说，哪怕在富裕的南方，「不能营三餐之饱」是常事。洪迈《夷坚志》写穷人：「每日两餐唯是藕，看看口里出莲花。」所以宋代的三餐，是城市的三餐、有钱人的三餐。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仍在两餐里熬着。明清：三餐才落到碗里明代江南基本普及三餐。
张履祥在《补农书》里把三餐的必要性说得特别实在：「炎天日长，午后必饥；冬月严寒，空腹难早出。夏必加下点心，冬必与以早粥。」夏天白天长，午后必饿；冬天太冷，空肚子出不了门。三餐不是文化，是身体和劳动强度算出来的账。
写在最后从两顿到三顿，中国用了大约三千年。推动这件事的，不是哪位皇帝的命令，而是几样极普通的东西：一种更高产的稻子、一盏能照亮夜市的灯、一份要熬到半夜的营生。
那么，如果三餐是「熬夜」逼出来的——现在的四顿、五顿，算不算历史在重演？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