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历史上人口的大规模缩减,通常写在战争、瘟疫与自然灾害的账本上。中国的历代农民起义,美洲殖民带来的疫病,以及无数次的旱涝、地震自然灾难,动辄抹去令人痛心疾首的人口。那是“被动调节”:人不想死,是刀剑、饥荒和病菌替历史做了减法。而今天中国面对的局面,在人类历史上找不到完全对应的先例:在一个没有大规模战争、没有毁灭性瘟疫的和平时期,甚至可称为盛世的年代,人口连续出现负增长,不婚不育的适龄人口达到三亿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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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战争、瘟疫和自然灾害用死亡减少人口,当代的低生育率却用“不出生”来减少人口。我预言未来“生小孩将成为爱国行为”,并不是在下一个道德判词,而是在描述一种正在形成的逻辑:当个体的生育选择在结构上被压缩到近乎不可能时,生育就不再是私事,而会被重新定义为一种需要被号召、被激励、被“爱国”话语包裹的公共行为。
计划生育的历史作用不需要回避。官方口径中,“少生4亿多人”是被正面叙述的成就。在人口过快增长与资源承载力的紧张关系下,国家力量对生育数量的强制性压缩,确实在几十年里改变了中国的人口轨迹。但这段历史留下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后遗症:它让“生育需要被国家管理”成为了一种默认的治理惯性。当需要控制数量时,生育被纳入指标;当需要提振数量时,同一套治理惯性就会转向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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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忧虑的是:当代低生育率的主因,已经不在计划生育的余波里了。市场经济在释放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制造了另一套压缩生育的机制。贫富两极分化已成为客观事实,财产性收入的基尼系数远高于劳动收入,房产和金融资产的增值速度把工资远远甩在后面。这种分化落实到婚育观念上,就变成了一组冷冰冰的数字门槛。当一个年轻人发现自己无论如何努力工作,都追不上那条靠资本和房产划出的婚育线时,“不婚不育”就不再是观念问题,而是一笔算完账之后的理性选择。房子、车子、彩礼以及对未来生孩子后的生活恐惧,是年轻人选择不婚不育的客观原因。不是年轻人愿意“主动选择”不婚不育,他们的选择,是被住房、教育、医疗“新三座大山”逼至绝境的无奈妥协。
我预言未来“生小孩将成为一种爱国行为”,是有我的逻辑思考的:当市场经济把生育的成本推高到普通家庭难以承受、把生育的收益私人化到几乎看不见的程度时,单靠个体理性已经无法维持人口的代际延续,于是国家就不得不把生育从“私人选择”的范畴里拉出来,放进“公共责任”的框架里重新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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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忧虑的是:当一个社会需要把生育上升为“爱国”才能维持人口再生产时,它其实是在承认,正常的社会经济安排已经不足以让人愿意并且能够养育下一代了。战争和瘟疫减少人口,靠的是外部的暴力;和平盛世的人口缩减,靠的是一套让普通人“体面地退出”生育的经济逻辑。把生育命名为爱国,是在试图对抗这套逻辑,但如果这套逻辑本身不被改变,财产性收入与劳动收入的鸿沟不被缩小,住房、教育、医疗对家庭预算的挤压不被缓解,职场对育龄女性的惩罚不被制止,“爱国”这个词能承载的重量,终究有限。因为治标不治本啊!你再怎么宣传生小孩是一种“爱国”,年轻人也不会接受。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人口缩减是在和平盛世中完成的。今天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是要被写入历史的。我不知道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荣耀还是耻辱。我的预言与其说是对生育的号召,不如说是对一个时代困境的命名:当生小孩需要被叫做“爱国”的时候,需要被审视的,首先不是那些不生的人,而是那个让生小孩变得如此艰难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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