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6奥运申办七国入围，中国不在其中，上海成都广州均未递意向书

国际奥委会宣布2036年夏季奥运会申办工作遴选结束，目前有7个国家进入候选名单。

它们分别是德国联邦共和国、匈牙利、印度共和国、卡塔尔国、大韩民国、南非共和国和土耳其共和国，这代表2036年夏季奥运会申办意向递交窗口已关闭，不再接受其他意向递交。

对最终公布的候选对象逐一核查后均未发现中国任何城市的名字出现在该名单上，上海市未提交奥运会申办意愿，成都市未提交申办想法，广州也未提出申办想法。

这并非落选，也不是不允许参与，只是非申办的选择。

2001年当国际奥委会投票决定将奥运会举办权授予北京时，全球所有媒体都在等候最终结果公布，萨马兰奇主席宣布北京获得该项权利时，中国国内鞭炮声响遍大街小巷，不少人甚至落泪。

中国彼时所处的发展阶段，需要可以展示自身的制度性平台，通过奥运这类国际性大型赛事让外部世界了解当代中国。

2008年北京举办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国际奥委会官方认定这是史上最出色的一届奥运会。

2022年，北京又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北京成为全球唯一能够承办夏季奥运会与冬季奥运会的城市，从那时起，中国通过奥林匹克赛事彰显自身存在的任务已经完成。

所以现在当考文垂提出“如果联合其他城市举办奥运会会如何？”的议题时，北京及上海、成都、广州等多地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表态是什么？

他们表示，目前暂无申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计划，未准备开展申办工作，且任何层面都未要求相关方筹备奥运举办事宜。

这类情况实际代表中国能力当前的发展水平，即仅需奥运会的存在就能实现对外证明的作用。

中国不申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代奥运会作为全球综合性体育赛事所存在的制度运行生态，已与过去有所不同。

对当前在候选国家名单内的七国进行仔细了解后，就可以清楚知道该赛事的世界性治理方式和处境都发生很大变化。

美国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主办权，而日本、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这些过去曾参与奥运会主办、具备特殊关联的国家都对后续申办非常不积极，过去对申办特别积极、具备充足关联的主体中，很多国家退出申办。

德国汉堡已进行公民投票决定是否接受主办权，结果因未获得足够多数赞成，于2025年9月宣布放弃奥林匹克主办权筹备，现有民意调查显示，67%的民众不支持主办奥林匹克运动会。

德国另一城市柏林，于2025年9月决定不申办。

匈牙利布达佩斯也退出2024年奥运会主办申请，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几次提出申请都未获得主办权，印度在巴黎奥运会周期内获得6枚奥林匹克奖牌，其体育赛事基础与申奥所需投入大量资金做筹备的要求不协调。

卡塔尔具备主办大型国际活动所需的所有条件，但夏季天气酷热，对于举办该类运动会是非常关键的限制。

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申办过程中，不再是部分国家和城市为争夺主办权互相争夺荣誉，而申办多为行政性邀请、协商类的流程，过往模式现在替换为以投入产出效益为基准，奥林匹克运动会长期坚持的原有评价体系，已被完全改变。

根据近年研究来看，奥运会、世界杯这类大型体育赛事都存在预算超支情况，2020年东京奥运会甚至出现高达71亿美元的净亏损。

从夏奥会办赛预算来看，单是办赛事本身的预算就达到百亿左右的量级，还有场馆赛后长年运营、安保、交通配套等一系列长期财政支出。

2008年北京夏奥会的决策主要是考虑到奥运会能够带动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大型公共事件推动骨干工程。

当时，北京奥运会的综合公共价值已经被大家充分认可，现在如果单拿出办奥运会，其边际收益已经低于政府财政最优投入的档位，目前我国财政主要方向就是投入到半导体、高端制造、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还有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化解，包括最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补齐。

像上海，基本上都是把公共体育资源往F1中国大奖赛和ATP1000上海网球大师赛倾斜，目前这两项比赛每年总观众人数加起来已经突破25万，年赛事票房达到亿的规模.

像成都，在确定要举办世运会的场馆功能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把今后如何转用的设计计划定下来，所有办比赛的场馆将来都可以向市民开放做公共健身场地。

广州市明确自身主办策略就是“不新建大型赛事场馆”，所有的场馆以后都向市民开放。

从2019年到现在为止全国平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从1.86平方米增长到3平方米以上，新增的体育场地有将近十亿平米，使大量居民可以方便享受到体育公共健身空间。

这样的公共体育资源配置方式的好处就是其受益人群数量非常广，它的长期综合公共回报有很大的确定性和普惠性。

在奥运会作为国家身份标识的时代后，中国显然已不需要再用奥运会作为仪式性事件来表达自身存在，过去阶段，奥运会在中国是想要进入国际社会的制度性渠道。

而中国在高铁、清洁能源、载人航天深空探测，还有数字经济领域所具备的综合竞争优势，实际上构成持续开放自身的交互性信息空间。

国家影响力的生产方式不再是通过奥运开幕式这类周期性仪式展演，而是真正深入到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结构之中，参与到多边贸易规则的构建进程，参与跨国公共治理的日常性运作中去。

把2036年的奥运会主办权授予南非以支持非洲大陆，同时还有印度和土耳其借奥运会这类公共投入来带动本国基础设施更新，这实际上都是奥林匹克全球均衡很好契合。

中国并没有脱离全球体育治理的参与性，它只是通过不同的行动方式参与到这类参与性之中。

在上海举行奥运会资格比赛，在成都举行世界运动会，在广州、深圳还有香港组成的大湾区里举办全国性运动会，北京也有世界田径锦标赛、世界游泳锦标赛这类国际大型单项体育赛事要在当地举办。

当2036年奥运会申办的候选城市当中没有中国城市参与其中，中国只是选择主动走自主性发展道路，当这类象征性或仪式性公共事件的价值所需花费的成本远高于通过事件的总增量，就不参与其中，转而选择其他更加贴近中国人民大众的服务性事项。

这类转变在历史中具备的重要性远远比参与奥运会的价值还要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