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三星堆遗址性质相近的是二里头遗址,它们不同于以纯粹的史前遗址、纯粹以考古人的努力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良渚遗址,而是都处于“原史时代”(proto-history),即传说时代,为后代文献记载中扑朔迷离的传说所笼罩。但作为遗址博物馆,二者定名的过程和结果却大相径庭。
*文章节选自《三星堆之疑》(许宏 著 三联书店20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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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博物馆馆址原貌
与“蜀”文化的比附之疑
如果说中国先秦考古研究的一个较显著的特点,是对考古遗存做狭义史学范畴的推定,那么具体到四川地区,则是在新发现的遗存与传世文献中的“蜀”之间做对号入座式的推定。在这一背景下,考古学范畴的“三星堆文化”在还没有被明确辨析出来的情况下,就被“早期(巴)蜀文化”“早蜀文化”等文献学与考古学整合层面的概念所替代和屏蔽,以后世文献所载族名命名考古学文化蔚然成风。在目前专家和公众的话语系统中,三星堆文化属于早期古蜀文明似乎已成定论,有的学者甚至把早期巴蜀文化上推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但细究起来,问题多多。
三星堆=“早蜀文化”?
关于“蜀”族群的记载,最早见于殷墟和周原的甲骨卜辞,卜辞中的蜀是殷商遥远而又有联系的方国,在商王武丁后与商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传世文献如《帝系》《史记·五帝本纪》《帝王世纪》《水经·若水注》等都有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颛顼的传说,《尚书·牧誓》中也有周武王伐纣时蜀人参与协同作战的记载。但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历史学界,不同意蜀的地域在四川的学者,所在多有。后来围绕早期蜀文化是否发源于四川,有学者就提出,四川盆地北方的汉中甚至关中地区的某些文化遗存为寻找早期蜀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李伯谦 1983,卢连成等 1983)。在三星堆—金沙文化中尚未发现当时的文书材料可以互证的情况下,这支人群的遗存是否可以直接被冠以“蜀文化”的徽号,并不是能够遽然定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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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博物馆陈列中的蜀世系表
传世文献中关于蜀人的早期历史,仅可上溯到汉晋南北朝时期,属于后世的追记,具有传说性质。最早的文献是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此外就是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学术界排除其中的神话成分,从这些记载中大致归纳出“蜀国”的发展脉络:在蜀最后一个王朝——开明王朝以前,已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四代蜀王,每代各有数百年的时间。这些蜀王均率领自己的族人从不同的方向进入川西平原,因此,这四代蜀王大概代表的是蜀地经历了四个王朝的更替,时代与中原地区的夏、商、周三代大体相当。到了公元前8—前7世纪,川西平原一带特大洪水泛滥,当时蜀国杜宇王朝的丞相鳖灵氏成功治理特大洪水,并因此而赶走了蜀王杜宇,建立了开明王朝。开明王朝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16年蜀国亡国。(罗二虎等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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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王本纪》中关于蜀人的早期历史
从考古学遗存的角度提出“巴蜀文化”概念的是著名学者卫聚贤。1941年和1942年,他在《说文月刊》先后策划了两期“巴蜀文化专号”,并根据成都白马寺坛君庙出土的一批形制特异的战国青铜器,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当时,卫聚贤推测这批器物的年代约当商末至战国(卫聚贤 1941、1942)。童恩正认为,蜀族历史上的蚕丛时期“可能尚处于铜器时代的初期”,而位于广汉中兴公社的遗址,“证明这是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蜀国的一处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童恩正 1979)。正如80年代学者总结的那样,“四五十年代时讲的巴蜀文化,时代大致限于春秋战国。现在讲的巴蜀文化(广义的)与以前有所区别,指的是以四川盆地为主要活动地区的巴、蜀两大民族所创造的具有独自特征的全部物质文化遗存,即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巴蜀文化区的物质文化”(赵殿增 1987)。
80年代后期,发表的论文中多有类似论述,“四川近年考古工作的重要进展之一……是将盆地中部一批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青铜时代的遗址,从原来统称的‘四川新石器文化’中逐步分离出来,认识了‘早期巴蜀文化’这一独立的地方性古代文化面貌”。“大体上可以排出从新石器晚期开始,经过商周,直到春秋时期的两千年间川西古代巴蜀文化发展的序列。根据考古学文化以首次发现发掘的典型遗址命名的惯例,可以将这类文化定名为‘三星堆文化’。它包括新石器末期的‘早期巴蜀文化’,和青铜时代前期(殷商西周时期)的‘中期巴蜀文化’,连续构成了一个古代文化整体发展的历史过程”(赵殿增 1989)。“早蜀文化,是指西周以前的早期蜀文化。《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历夏、商、周’。笔者根据近几年对广汉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所获得的大量实物资料分析,认为《蜀志》所载应为信史。地下的实物史料充分证实了川西平原在西周以前存在着一支古老的地方类型文化,并在四千年左右已进入了文明社会。”(陈显丹 1989A)“学者们一致认为以三星堆遗址第二、三、四期为代表的,主要分布在川西地区,时代上相当于夏至商末周初的这些遗址,就是早蜀文化遗存。从二里头文化时期起直到战国末年,蜀文化一直是独立的,有颇具特色的文化和连续不间断的发展序列。在商周之际,蜀人还创造过灿烂辉煌的文明,都是不争的事实。”(高大伦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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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古史的传说时代及考古学文化序列(高大伦 2020)
我们可以从上面的论述中清楚地看到两个认知倾向:一是考古学层面的“三星堆文化”被淡化,一般认为可以用“早期(巴)蜀文化”来替代;二是“三星堆文化”或“早期巴蜀文化”“早蜀文化”,都是包含三星堆遗址第一期遗存所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
在这一语境下,还是有学者略微强调了三星堆遗址一期遗存的独特性。林向认为三星堆遗址文化堆积可分为四期:相当于新石器晚期的第一期是先蜀文化,即蜀文化的前身。第二、三期是早蜀文化的堆积,年代相当于中原的夏商。第四期继续发展,相当于殷末周初。“过去只知道一种异于中原的铜兵器与船棺葬是‘巴蜀文化’,时代只相当于中原的春秋战国时期,现在把蜀文化的年代提前了,所以三星堆遗址的二至四期应叫‘早蜀文化’”(林向1987)。四川大学宋治民教授也较早提及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初年”的三星堆遗址一期遗存,“可以看出它和早期蜀文化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同时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很清楚,因之它们不属蜀文化的范畴,称之为蜀文化的前身,可能更合乎实际情况”(宋治民 1990)。1993年出版的《三星堆文化》一书作者也认为三星堆遗址第一期遗存所代表的人群可单独划出:“第一期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为四川盆地内的土著居民;进入古国时期后的第二至三期文化先民属同一民族……他们分别与传说中古蜀国的第一至第三代蜀国统治部落蚕丛、柏灌、鱼凫有关”。(屈小强等 1993)
这种以文献记载中的族名来命名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取向,虽具更多推想的成分,从中仍可窥见作者对基础材料的聚类分析倾向。
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只有极少数学者指出“将早期蜀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混为一谈是不妥的,两者文化内涵有较大的差别”,“应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就文化内涵总体分析,尚看不出两者有密切的文化承袭关系”。(何志国1997)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荣休馆长许杰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急于印证古史记载和传说的做法有着方法论上的危险。”后世记载本身的可靠性存疑。那些记载并非三星堆文明时期的文献,而是三星堆以后很久才写的。急于把后世记载与考古发现对号入座的做法是循环论证,在学术上是不够严谨的。三星堆文明的政体为古蜀国可以作为一种假说来考虑研究,但作为定论就局限了重构三星堆文明原貌的范围(王迪 2021)。施劲松也指出:“三星堆遗址在发现后即被指认为是文献中的‘蜀’的遗存,两个器物坑的出土又使更多研究尝试将考古遗存与文献中的蜀王世系相联系。尽管如此,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始终独立存在而并不附属于文献。”“三星堆这段三四千年前的历史,是由考古学建构的。在这样的建构中,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并不能和原有的文献材料相互补充、印证,也难以在文献提供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去理解和认识……考古学绝不是用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去印证、增补一段已有记录的‘观念史’,而是用物质遗存去‘创造’一段未知的历史。如此‘创造’的历史,改变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图景,也改变了我们的历史观。”(施劲松2021)
价值观大别:“国有”VS私有
如前所述,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遗存之间,显现出大致相同的价值体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们与后来战国时期的蜀文化却有着显著的差别。如此显著的差别,使得学者要用“断裂”来形容:“十二桥文化在其晚期发生了重要变化,它与东周尤其是战国时期的巴蜀文化之间有‘断裂’现象。”(施劲松 2015)
据研究,三星堆—金沙文化的墓葬随葬品较少,也少见木棺之类的葬具,没有发现大墓。“当时出现了社会统治集团,并可能形成了早期国家。但如此巨变并未体现在墓葬中。在三星堆遗址,墓葬与祭祀器物坑出土遗物的差异并不在于数量上的强烈反差,而在于器物坑中的遗物不会用于丧葬。据此推断神权占据了主导地位,社会财富主要用于宗教活动,相比之下,个人财富、地位的标志,以及与此相关的丧葬活动就较为次要。”(施劲松 2019)“(三星堆—金沙文化)神权居主导地位,社会财富可能为整个统治集团而非个人占有,全社会将贵重物品集中用于宗教活动而不是个人的丧葬活动。没有厚葬习俗,不以贵重物品来体现个人的身份和地位,从墓葬中也看不出社会的分化,这种情况完全不同于同时期的商周文化。”(施劲松 2020)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周时期成都平原的文化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从三星堆到金沙都大量存在的那类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等祭祀性器物全部消失,聚落、墓地大多废止,文化仿佛出现中断。至迟到了春秋晚期,墓葬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规模大、随葬品种类和数量丰富,明显有别于其他墓葬的大型墓,多见富于地方特色的船棺葬和合葬墓,船棺形体巨大,随葬品中出现铜容器,随葬兵器的习俗也很盛行,墓葬中涌现出大量域外文化因素。随葬铜器包括本地铜器和域外风格铜器。已发现的大墓都单独分布而不属于某个墓地。这些都表明墓葬已经有了显著的等级差别(施劲松 2019)。“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此前的太阳崇拜等信仰已不复存在,青铜器的功能由祭祀用器或宗教用品变为实用器和丧葬用品。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统治权力的表现形式都发生显著变化,统治社会的不再是神权而是世俗的政治和军事势力。所有这些改变反映出一个更为根本的差异,那就是价值体系的不同。”(施劲松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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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三星堆—金沙文化在精神世界属于“祭祀文化”,那么它显然迥异于东周时期受华夏文化影响而出现的“墓葬文化”。而众所周知,后者才是已被确认了的蜀文化。到了战国时期,成都平原才进入了周文化影响所及的早期“中国”或曰“华夏”的范围。
这个大的变迁的契机,大概与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由长江中游西进入川有关。“自三星堆文化以来的神权和王权的衰落,可能导致成都平原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政治、文化势力的‘真空’阶段,此时正值楚文化大肆扩张。或许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使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由长江中游西进,导致了成都平原文化和社会形态的又一次变革。这一时期的墓葬中有大量楚式和中原式的青铜器,战国晚期还有秦式器物。”域外风格的铜器有的可能由当地仿制,有些就是直接从四川以外传入的。基于上述观察,施劲松指出:“传入成都平原并深刻影响了当地文化与社会的并不限于器物和技术,更重要的是观念。新的观念强化了墓葬及随葬品对于体现个人地位和身份的重要性,墓葬因此分级,青铜制品的主要功能由祭祀用品转变为丧葬用品。而这些最终反映出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统治权力表现形式的变化。可以说,观念的传播和影响对此发挥了关键作用。”(施劲松 2019)
对于某一区域的文化来说,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变化,最终反映的是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统治权力表现形式的变化,这才是“伤筋动骨”的巨变。而从这些上推所谓的“蜀文化”,能够轻易得出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结论吗?
博物馆馆名透露出的念想
先从现在的三星堆博物馆馆名说起。
作家岳南在《天赐王国——三星堆与金沙遗址惊世记》一书中,对三星堆博物馆馆名的由来有细节性的介绍:
1988年6月2日,四川省文博界的行政官员与专家学者聚集在广汉外宾楼,与广汉县的有关领导,首次讨论博物馆的馆址和馆名问题。经过一番争论,相继出台了如下几种方案,其中……馆名的方案为:
1.蜀都博物馆。
2.三星堆遗址博物馆。
3.三星堆博物馆。
4.广汉三星堆蜀都博物馆。
根据以上几个方案,各路来客展开了讨论。……关于馆名的几个方案,凡与会的有识之士一致认为1、4两条,不能审时度势和正确地对待现实状况和研究成果,具有盲目性。因为三星堆遗址刚刚揭开冰山的一角,真正的文化性质和内涵尚不清楚。尽管有学者们推断具有古蜀都邑的可能,但没有一件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这就是古蜀国的国都。……如此一种现状和学术研究成果,就直呼蜀都或广汉蜀都,实在有夜郎自大、自吹自擂,甚至是胡思乱想的味道。经过为期三天三夜的激烈讨论,方案终于被确定下来,最后定名为三星堆遗址博物馆。
1993年4月,国家文物局下发了“关于建立三星堆博物馆有关事项的批复”的文件,最终同意了广汉方面的申请,在三星堆遗址建立三星堆遗址博物馆。
1997年7月4日,经四川省有关方面讨论决定,将原定的“三星堆遗址博物馆”更名为“三星堆博物馆”。(岳南 2012)
这是一段佳话。关于馆名的论证,限于四川省内的行政官员和专家学者,但最终却能让极简的、相对客观理性、最无争议又富于大气的馆名脱颖而出,不能不让人击节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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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三星堆博物馆建成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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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开放
与三星堆遗址性质相近的是二里头遗址,它们不同于以纯粹的史前遗址、纯粹以考古人的努力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良渚遗址,而是都处于“原史时代”(proto-history),即传说时代,为后代文献记载中扑朔迷离的传说所笼罩。但作为遗址博物馆,二者定名的过程和结果却大相径庭。
2017年4月13日,国家文物局在回复河南省文物局《关于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建设项目涉及二里头遗址建设控制地带选址的批复》文件(文物保函[2017]730号)中,提出“我局建议该遗址博物馆名称中不含‘夏都’”。
2018年12月5日,洛阳市文物局发出《关于公开征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馆徽设计方案的公告》。
2019年7月11日,《河南日报》披露,“记者从洛阳市文物局获悉,省委编办同意将原二里头遗址博物馆正式更名为‘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2019年10月19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迎客。
中共河南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同意将原二里头遗址博物馆更名为“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但“缺少了学术认定的一环”。这与三星堆博物馆定名时“三天三夜的激烈讨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星堆就是三星堆,三星堆是独一无二的。三星堆是不是能和蜀文化挂上钩,需要进一步的探索讨论。二里头和夏,也是同样的问题。
二里头和三星堆,它们接二连三地要冲击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否有以“夏”或“古蜀”的身份申遗成功的文化自信,是一块试金石。
据悉,2017年6月,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签署《三星堆与金沙共同推动“申遗”合作协议》,就遗产申报与研究、陈列展览、宣传推广等方面达成合作。根据协议,双方同意将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打捆为古蜀文明遗址,作为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并将联合编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吴晓彤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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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与二里头两座博物馆的馆名碑
再看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馆名。
2020年10月10日,“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博物馆及附属设施工程(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和游客中心项目)建筑概念设计方案全球征集公告”正式上线。12月3日,“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博物馆及附属设施工程建筑概念设计方案网络征集公告”上线。
据中国新闻网介绍:
此次征集项目的建筑面积约35000平方米,其中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建筑面积约30000平方米,游客中心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再加上陈列布展、现有展馆改造、安防智能化系统、总体景观绿化、景区主入口、水系整治、停车场等附属工程,估算总投资10.6亿元。
“三星堆文明是世界级的,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是建设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期望应征方案能够体现‘以人为本’‘馆园结合’的指导思想,使三星堆新馆成为体现国际范、中国风的标志性文化建筑,诚挚邀请全球富有创新精神的优秀设计团队及个人参与此次方案征集。”三星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博物馆党组书记、常务副馆长朱家可表示。(杨勇2020)
这里,朱馆长倒是没提“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博物馆”这个略显冗长的名字。2022年3月,“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博物馆及附属设施工程”在四川广汉正式开工建设。但相关报道的标题却是《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正式开建》(刘忠俊 2022)。可见,人们还是愿意用简洁大气、朗朗上口的名称。不过直到最近,网上仍有“扎实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四川实施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博物馆及附属设施工程……等项目建设”的提法(一川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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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博物馆”呼之欲出
2023年7月28日,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馆名一仍其旧,算是顺应了民意。这当然是令人欣慰的。
“宏观考古系列
三星堆之疑许宏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6-10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随着21世纪几次新的大发现,三星堆遗址已是二醒、三醒惊天下了。三星堆文化是东亚大陆青铜时代“月明星稀”大局面里,最耀眼的一颗星。与大发现并存的是诸多困惑,除了遗存碎片化、资料不足的客观原因,更多源于人类认知的局限性,以及“屁股决定脑袋”的立场偏差。许宏将自己放在三星堆“围观者”的立场,站在不近不远的角度,避免太远看不真切和太近生出“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用材料讲话,为你解惑关于三星堆的各种谜团,并将引述的研究成果延伸到2026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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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与推理:考古队长亲历记许宏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6-10
考古学探究历史真相,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同的人对同一个发现,往往产生不同的解释,所以考古学也是充满了争议的学问。把考古发现和争论探索过程,用讲故事的方式、述而不作地娓娓道来,是许宏写作这本书的目的。热闹之外,让诸君看出门道儿,了解考古学的真相,也是了解历史真相的一部分。在阅读、体会这些惊喜的发现、研究的兴奋、激烈的争论、无奈的期待时,你会有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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