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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葡萄酒行业的蓬勃发展,“可持续葡萄种植”已成为一种主流趋势,超过60%的消费者愿意并计划继续购买有生态认证(如自然农法(NF)、有机、生物动力(BD)和可持续)的葡萄酒。在这一背景下,种植模式如何通过塑造酿酒微生物群落进而决定葡萄酒品质,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目前常见的葡萄种植模式主要包括常规(CV)、NF以及BD种植。CV模式依赖化学肥料和农药保障产量,但对土壤及田间微生物群落可能造成持续影响。NF模式以有机种植为核心,倡导“四无”(无耕作、无肥料、无除草、无农药)的理念,通过生草覆盖、土壤保护及天然杀虫剂和化肥等方式维持生产,其产出的酿酒葡萄在质量安全上得到充分保障。BD模式则在有机原则基础上融入了整体观和自然律动哲学,通过施用特定制剂(BD501)并依循天文节奏进行农事活动,旨在激活土壤活力并提升葡萄酒的风味独特性。这些差异化的农事管理不仅塑造了葡萄果实的化学组成,更深刻重构了葡萄表面及周边环境的本土微生物群落结构。
研究表明,不同的种植模式会显著影响葡萄园的生态系统,这一影响不仅体现在土壤的微生物群落组成,也调控着树皮、树叶和葡萄等地上部分的真菌群落多样性。Sun Yue等研究发现,CV模式下赤霞珠葡萄酒真菌群落多样性显著高于BD模式,同时赋予葡萄酒花香和热带水果风味。刘俊妤等对比了有机、BD及CV种植对赤霞珠葡萄酒发酵中酵母菌多样性的影响,发现不同种植模式下酵母菌群的动态演替存在显著差异,有机种植组以酿酒酵母迅速定植,而CV组则由非酿酒酵母主导,进而影响了葡萄酒的香气成分。陈学莲等也证实,自然发酵的不同阶段,BD模式的酵母群落动态更稳定,其葡萄酒中挥发性香气物质总量显著高于CV模式。
尤为重要的是,这些由种植模式塑造的微生物“指纹”,在自然发酵过程中被有效传递并放大,形成了“种植-微生物-风味”的协同增效路径。葡萄酒的风味品质是其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其形成不仅取决于果实本身的化学成分,更与发酵过程中复杂的微生物代谢活动密不可分。自然发酵以“自然酿造”“最小干预”为理念,依赖葡萄表皮及环境中的本土菌群进行发酵,使得产区特有的微生物生态得以在酒中留存,从而增强葡萄酒的风土辨识度与感官复杂性。然而,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有机种植与生物动力法的比较,关于NF种植模式对自然发酵过程中微生物群落及其风味品质影响的研究仍十分有限。
马瑟兰(Marselan)作为中国葡萄酒产业的代表性酿酒葡萄品种,非常适应中国多个产区的风土条件和自然葡萄酒的生产。宁夏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樊亚苗、田晓菊*,宁夏农产品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的陈翔*等选取CV、BD、NF 3 种种植模式下的马瑟兰葡萄为原料,进行自然发酵。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和顶空固相微萃取-气相色谱-质谱(HS-SPME-GC-MS)联用方法,动态监测自然发酵过程中微生物群落组成及挥发性风味物质的变化,并通过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OPLS-DA)模型和冗余分析(RDA)以及Spearman相关性分析探究本土核心微生物群与挥发性风味物质之间的潜在关联。本研究从微生物生态学视角,揭示“种植模式-微生物-风味”的耦合机制,旨在为筛选产区优质的微生物以及酿酒微生物菌库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也为酒庄高品质、差异化自然酒的生产提供数据参考与技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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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发酵过程中的微生物多样性
1.1 α多样性分析
通过高通量测序分析了自然发酵过程中微生物群落的动态和结构。经测序质量控制,共获得1 879 080 个真菌和1 331 772 个细菌高质量序列,分别聚类为3 072 个真菌操作分类单元(OTU)和4 989 个细菌OTU。稀释性曲线用于探究样本的物种丰富度随测序数据量增加的变化趋势。通过在相同的测序深度下,比较不同样本的OTU数目,可以评估其物种丰富度。稀释性曲线间接反映样品中物种的丰富度。由图1可知,葡萄酒样本的稀释曲线随测序深度的增加呈现先直线上升后缓慢上升直至曲线趋于平缓,表明本研究的测序深度足以代表样品的微生物结构,测序数据足够后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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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多样性指数反映了特定生境或者生态系统内微生物群落的丰富度和多样性,根据97%相似性水平下的OTU信息,采用α多样性指标的Richness、覆盖率、Chao1指数、Shannon指数与Simpson指数对不同种植模式下自然发酵不同时期的微生物多样性进行评估。所有葡萄醪样品中的物种覆盖率均超过0.99,表明测序数据真实可信,能反映真实的群落结构。
在细菌方面,由表1可知,马瑟兰葡萄酒自然发酵过程中微生物多样性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在MF丰富度达到峰值。Chao1指数反映样品中菌种的丰富度。BD模式在BF和EF的丰富度明显高于CV和NF模式,CV模式下MF和LF的丰富度则显著升高,说明种植模式和发酵阶段共同影响细菌群落丰富度。Shannon指数与Simpson指数用来估算样品中微生物多样性,指数越大,群体多样性越高。NF-MF的Shannon指数(3.06±0.03)、Simpson指数(0.83±0.12)最高,表明NF模式下MF的细菌群落多样性最高。MF是细菌多样性峰值期,可能与MF营养物质充足、微生物代谢活跃有关。CV-BF的多样性最低(Shannon指数为1.51±0.03),而CV-EF表现最佳,说明CV模式下化肥农药的使用在发酵前期可能抑制了部分菌群,发酵中后期耐酸耐乙醇的菌群占据主导,使群落多样性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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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菌方面,由表2可知,BD-BF的Richness和Chao1指数最高,说明BD模式下的葡萄原料携带了更丰富的初始真菌类群。NF模式下真菌丰富度在MF达到峰值,随后在LF和EF阶段呈逐渐下降趋势,说明NF模式下的真菌群落在发酵活跃期维持了较高的物种数量。BD-BF的Shannon指数(2.72±0.05)和Simpson指数(0.84±0.13)均为最高,说明该模式下发酵前期真菌群落不仅物种丰富,且各物种间分布均匀。BD-EF的多样性最低,可能因为随着发酵进行,乙醇积累及营养物质耗尽,多数真菌无法生存。NF模式下MF、LF阶段真菌多样性最高,CV模式下EF阶段真菌多样性最高,说明真菌群落的多样性和丰富度同样受种植模式和发酵阶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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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模式显著提升了发酵前期的微生物丰富度(尤其真菌),NF模式在细菌均匀度上表现更优,可能与种植模式相关。CV模式下的微生物多样性整体较低,需进一步分析其功能菌群组成。
1.2 自然发酵过程中的微生物群落特征
根据OTU分析结果,对样品数据属水平进行分类学分析。如图2所示,不同种植模式下马瑟兰葡萄酒发酵过程中优势细菌属有贪铜菌属(Cupriavidus)、塔特姆菌属(Tatumella)、乳杆菌属(Lactobacillus)、马赛菌属(Massilia)、鞘氨醇单胞菌属(Sphingomonas)和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等。贪铜菌属来源于土壤环境,在CV模式下的葡萄酒中最高,在EF达到顶峰,与葡萄种植过程中的农药使用有关。NF和BD模式下的葡萄酒中各阶段无明显差异。假单胞菌属是果实表面细菌主要属,在BF阶段占比最高,CV模式更利于其生长,之后在3 种模式下的葡萄酒中均呈下降趋势。塔特姆菌属在BD模式葡萄酒中相对丰度最高,呈上升趋势,且EF和LF阶段无明显变化。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发酵中后期(MF、LF),随着乙醇积累和酸性增强,乳杆菌属的相对丰度在BD模式葡萄酒中受到抑制而下降。但因为其可以耐受低pH值和高体积分数乙醇,在EF阶段成为优势类群,参与苹果酸-乳酸发酵及相关物质代谢,有助于改善酒体口感并增加风味复杂性。而在CV模式葡萄酒中无明显差异,在NF模式葡萄酒中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在EF达到最高。醋杆菌属(Acetobacter)、葡糖杆菌属(Gluconobacter)在MF维持一定丰度,参与乙醇氧化,但后期可能因高乙醇体积分数抑制而下降。与CV和BD模式相比,NF模式可以减少鞘氨醇单胞菌属的丰度;与CV和NF模式相比,BD模式可以减少马赛菌属的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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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真菌属分类水平进行物种组成分析,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是葡萄酒发酵的核心菌属,3 种模式下在酒样的BF阶段最低,之后呈上升趋势,在EF达到最高,其中在BD模式下相对丰度最高,NF次之,CV最低。这种现象是由于酵母菌在葡萄酒发酵过程中产生大量乙醇,从而抑制其他菌属生长。链格孢属(Alternaria)、枝孢属(Cladosporium)和葡萄孢属(Botrytis)是来自于土壤环境和葡萄表皮的真菌,其中Cladosporium和Botrytis大量存在于BF阶段,且在BD模式和CV模式下的葡萄酒中丰度最高,Alternaria在NF-MF和CV-EF达到峰值,跟其减少农药使用和施肥相关,其他各阶段无明显差异。随着发酵进行,汉逊酵母属(Hanseniaspora)的相对丰度逐渐上升并成为优势类群,且在BD和NF模式下酒样中的相对丰度远大于CV模式。研究表明,在自然发酵过程中,非酿酒酵母的丰度通常随酿酒酵母的增加而减少,但在发酵结束时仍有部分物种存在。灰霉菌属(Nothophoma)在3 种模式下的葡萄酒中BF相对丰度最高,之后呈下降趋势,主要是因为葡萄成熟期受到了频繁降雨的影响。总体而言,在不同种植模式和发酵阶段中,真菌群落存在显著的丰度差异。
1.3 β多样性分析
为了更好地显示多个样本之间的距离关系,将加权的UniFrac样本距离矩阵用热力图表现,如图3所示。Weighted UniFrac距离是衡量微生物群落结构差异的关键指标,颜色深浅代表样本与样本间相似性的高低,值越大表明群落系统发育差异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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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3可知,细菌的Weighted UniFrac距离值(0.01~0.08)远低于真菌(0.06~0.77),表明细菌群落结构更稳定,对环境变化的响应更平缓。CV-BF与其他BF样本(NF-BF、BD-BF)距离极低(0.02),说明初期细菌群落受种植模式影响微弱。但BF与EF阶段距离较高(如CV-BF与CV-EF=0.08),反映了发酵过程显著改变群落结构。BD-EF与BD-MF距离最低(0.01),表明BD模式在发酵中后期群落高度稳定,可能与其微生物共生网络相关。NF-EF与NF-LF距离仅为0.02,表明NF模式下LF的细菌群落也趋于一致。无论发酵进程的推进还是种植模式的差异,均未引起细菌群落的显著分化。这可能是因为发酵环境对细菌群落产生了强烈的同质选择,使得功能类群(如乳杆菌属)在各条件下均能稳定定植并占据优势,从而维持群落结构的稳定性。
葡萄酒发酵过程中,真菌群落结构受发酵阶段和种植模式的协同作用,且发酵阶段的影响更为显著。同一发酵阶段内,不同种植模式(CV、BD、NF)的真菌群落差异随发酵进程呈现“先分后合”的趋势。BF样本(CV-BF、NF-BF、BD-BF)与其他阶段样本距离普遍较高(0.13~0.77),表明BF真菌群落结构差异显著,可能与受种植模式影响的葡萄表面初始菌群有关。NF-EF、BD-EF与BD-LF的距离分别为0.14和0.13,说明两种模式在发酵结束时的真菌群落高度相似。CV-EF与CV-BF距离最大(0.51),说明CV模式下的群落演替更剧烈。CV-MF与CV-LF距离仅为0.06,表明CV模式下MF和后期的群落结构几乎无差异。BD-LF与BD-EF距离也较低(0.13),反映了BD模式下发酵结束的群落保持稳定。各模式群落结构整体趋同中存在局部差异,BD模式与NF模式的末期群落差异仍较显著,可能与BD模式下特定耐极端环境真菌的残留有关,但CV与NF模式高度一致。
β多样性指数主要用于比较不同生境间的多样性差异,即分析样本间物种组成的异质性。为表征微生物群落在系统发育上的差异,本研究采用基于Weighted UniFrac距离的主坐标分析(PCoA),并通过可视化结果展示样本间的分布关系。
由图4a可知,PCo1对样品的贡献率为47.4%,PCo2对样品的贡献率为26.3%,两者累计解释73.7%的变异,可有效反映细菌群落的差异特征。BD模式下葡萄酒样本在PCo1上明显聚集于左侧(如BD-EF靠近PCo1负轴),说明生物动力法的细菌群落显著区别于其他模式,可能与土壤微生物输入或乳酸菌富集有关。CV和NF样本在PCo1上分布较近(如CV-BF与NF-BF),但CV-EF略微分离(PCo2正轴),说明CV后期可能保留独特细菌类群。BF样本多位于PCo1负轴,EF样本向正轴移动,说明发酵过程驱动了细菌群落的整体演替。BD模式下样本在PCoA空间内移动较小,再次验证其群落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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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瑟兰葡萄酒发酵过程中,真菌群落的PCoA表明(图4b),群落结构随发酵进程发生显著演替。BF样品集中在PCo1的左侧,表明初期不同种植模式的真菌群落高度相似。MF样本位于PCo1中部,与BF样本分离,显示群落结构随发酵推进开始转变。LF的样本主要分布在PCo1右侧,与初期样本沿PCo1轴显著分离,说明后期真菌群落与初期差异极大。同一阶段不同种植模式的样本存在一定分离(尤其初期),但整体受发酵阶段主导,后期部分模式样本趋同。真菌群落对发酵环境变化响应敏感,其结构差异显著高于细菌,且主要受发酵阶段的环境条件驱动。
2 理化指标分析
本研究分析了3 种种植模式(CV、NF、BD)下马瑟兰葡萄及其酿造葡萄酒的基本理化指标,结果如表3所示。不同种植模式的葡萄初始成分存在明显差异。BD模式葡萄总糖质量浓度最高((289.13±0.01)g/L),总酸含量亦最高,pH值最低。NF模式葡萄总糖居中,总酸最低,pH值最高。CV模式葡萄总糖质量浓度最低((260.52±0.07)g/L),总酸和pH值居中。所有模式葡萄经自然发酵后,总糖质量浓度均降至4 g/L以下,符合干型葡萄酒标准。BD模式葡萄酒的乙醇体积分数最高,其次是NF模式,CV模式最低。这说明BD模式的葡萄糖分转化最彻底,与葡萄原料的数据相对应。BD模式葡萄酒的乳酸含量最高,苹果酸残留最低,说明其苹果酸-乳酸发酵最彻底,酒体口感最为柔和。CV模式下葡萄酒的苹果酸残留相对较高(1.41 g/L),乳酸较低,可能具有更好的陈年潜力。NF模式葡萄酒酸度适中,处于中间状态。所有葡萄酒挥发酸质量浓度在0.45~0.60 g/L之间,均低于国家标准限量(1.2 g/L),表明发酵过程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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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表3列出的主要理化指标外,为了评估葡萄酒的安全性,测定了葡萄酒样中的甲醇含量。结果显示,CV、BD和NF 3 种种植模式下的甲醇质量浓度分别为79.36、55.79 μg/L和66.06 μg/L。均远低于GB 15037—2006《葡萄酒》中红葡萄酒甲醇限量400 mg/L的要求,表明所有样品在甲醇安全指标上均合格,自然发酵过程未造成甲醇异常积累。
3 挥发性风味物质分析
葡萄酒中的挥发性香气成分和含量直接影响着葡萄酒的感官特征。葡萄酒的香气品质由风土、栽培管理、微生物群落以及发酵方式共同塑造,不同种植模式与不同酿造工艺下葡萄酒的香气特征往往迥异。为研究不同种植模式下马瑟兰自然发酵葡萄酒的香气特征,利用HS-SPME与GC-MS联用的方法对全部酒样中的香气化合物成分及相对含量进行分析鉴定。3 种模式的不同阶段共检测到133 种化合物,其中酯类物质检测到的最多,有45 种,其次为醇类(39 种)、酸类(8 种)、醛类(11 种)、酮类(9 种)、萜烯类(12 种)、酚类(4 种)、其他类(4 种)和呋喃类(1 种)。结果表明,不同种植模式对挥发性物质的组成具有显著影响。其中,BD和NF模式下马瑟兰的挥发性成分浓度明显高于CV模式。
根据文献研究,OAV>0.1的化合物被视为对葡萄酒香气具有重要贡献的组分。因此,本研究选取OAV>0.1的挥发性物质进行分析,以探讨影响葡萄酒整体香气特征的关键成分。如图5a所示,3 种模式酒样中共检测到的挥发性物质有21 种,包括酯类6 种、醇类5 种、醛类6 种、酮类和呋喃类各1 种、萜烯类2 种。酯类是发酵过程中香气质量的主要贡献成分,能够赋予葡萄酒果味和花香特征。酯类物质含量在自然发酵过程中显著增加。随着发酵进行,部分酯类的前体物质逐渐降解,同时,发酵体系中的酶促反应会促使新酯类物质的生成及现有酯类的转化,从而增加或产生新的香气成分。辛酸乙酯、癸酸乙酯、庚酸乙酯在发酵中后期浓度大幅上升,表明这期间酯类合成活跃,其中辛酸乙酯的质量浓度最高(14 847.83 μg/L)。乙酸异戊酯在BD-LF中质量浓度最高(3 057.99 μg/L),说明BD模式更利于酵母Ehrlich途径酯化产生乙酸异戊酯。庚酸乙酯、水杨酸甲酯、乙酸苯乙酯的浓度在整个发酵过程中逐渐增加。高级醇类物质在发酵过程中由酵母代谢产生,主要在发酵中后期积累,适量的高级醇(一般认为250~350 mg/L)对葡萄酒香气有重要贡献。高级醇类物质在自然发酵期间呈逐渐上升趋势,其中正己醇的质量浓度最高(4 566.09 μg/L), 可能源于葡萄原料受到真菌感染。按照国标对杂醇油(异丁醇+异戊醇)进行计算,3 种模式(CV、BD、NF)的杂醇油质量浓度分别为35.27、27.55、41.57 mg/L。所有样品的杂醇油质量浓度均远低于文献报道的安全阈值(550 mg/L),NF模式相对较高的杂醇油含量可能赋予其更丰富的香气特征。乙醇发酵的各个阶段都检测到了1-辛烯-3-醇,赋予葡萄酒蘑菇、泥土类气味。此外,辛醇在BD和NF模式的EF阶段浓度普遍最高,能协同增强葡萄酒的柑橘类与热带水果香气。醛酮类化合物是发酵过程中不饱和脂肪酸在脂氧合酶催化下生成的羰基化合物。CV-MF阶段,十二醛质量浓度激增(514.42 μg/L),CV-LF和BD-LF阶段癸醛、壬醛也达到峰值,这表明脂质组分在LF极易发生氧化。乙醛在BD-MF/LF阶段浓度处于较高水平,苯乙醛则在EF阶段达到峰值,有利于葡萄酒形成以发酵香和花香为主体的清新香气风格。NF模式下,发酵前期多种醛类浓度较高,可使葡萄酒在发酵过程中同时呈现花香、果香与独特的青鲜香气。酮类化合物仅检测到2,3-戊二酮,其浓度在发酵过程中逐步上升,并于LF阶段达到最高值,为葡萄酒赋予奶油、焦糖及坚果风味。萜烯类等其他物质前期浓度偏低,部分组在发酵过程中浓度显著升高,为葡萄酒增添了丰富且复杂的积极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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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选用自然发酵不同阶段OAV>0.1的挥发性物质和含量进行了OPLS-DA。如图5c所示,种植模式对葡萄酒的香气特征具有显著且可区分的影响。2 个PC可以反映总体47.88%的原始变量信息,其中RX2、RY2和Q2分别为0.943、0.953和0.891,说明模型可以反映样品间香气成分的总体情况。其中,BD组展现出最独特的香气特征,CV与NF组在香气特征上较为接近,但仍有区分度,与聚类热图(图5b)的结果相印证。进一步证实了种植模式对葡萄酒挥发性风味物质的重要影响。
4 挥发性风味物质和微生物多样性的相关性分析
风味物质的产生依赖于酒中的微生物体系,为进一步研究微生物群落与关键风味物质之间的相关性,采用OPLS-DA模型结合Spearman(|r|>0.6、P<0.05)相关性方法对不同种植模式下葡萄酒自然发酵期间相对丰度排名前10的优势菌属和21 种OAV>0.1的挥发性香气化合物进行关联分析。
为评估种植模式对葡萄酒中微生物群落结构的整体影响,分别对相对丰度排名前10的优势真菌和细菌群落进行OPLS-DA。结果表明,BD、CV与NF模式下的细菌和真菌群落结构均呈现显著分离(图6a),且组内样本聚集良好。其中,细菌群落中NF组与CV组有轻微重叠,群落的差异主要由PC2主导(45.5%)。真菌结果同样表明种植模式对群落的影响。综上,BD模式能稳健地驱动微生物群落重构,且细菌与真菌的响应模式存在差异。细菌OPLS-DA模型具有极高的解释度(RY2=0.969)和良好的预测能力(Q2=0.884),且置换检验显著(P<0.05)。真菌模型同样显著(RY2=0.979,Q2=0.866,P<0.05),证实了处理效应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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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VIP>1的11 种关键香气化合物(图6b)与优势微生物菌属进行RDA(图6c)。结果显示,3 种种植模式的葡萄酒样本在香气化合物组成上差异明显,且各自与特定的微生物菌属存在强关联。细菌方面,BD模式的Tatumella与1-戊醇(A4)、正己醛(A7)、乙醛(A8)和2-正戊基呋喃(A11)呈正相关。NF模式下Lactobacillus、Gluconobacter与正己醛(A7)、芳樟醇(A10)正相关。CV模式下Cupriavidus与癸醛(A5)、十二醛(A6)、(+)-柠檬烯(A9)呈正相关,而Massilia、Komagataeibacter(驹形杆菌属)、Pseudomonas等菌属则与芳樟醇(A10)正相关,这些菌属均具有β-葡萄糖苷酶活性,能裂解葡萄中芳樟醇的糖苷前体,从而增加游离芳樟醇含量。真菌方面,BD模式的Saccharomyces和Hanseniaspora与1-戊醇(A4)、乙醛(A8)、(+)-柠檬烯(A9)呈正相关。CV模式下Botrytis、Cladosporium、Aspergillus与正己醛(A7)呈正相关,Botrytis、Cladosporium与癸醛(A5)、十二醛(A6)呈负相关。NF模式下Hanseniaspora与乙醛(A8)呈正相关,与芳樟醇(A10)呈负相关;Filobasidium(线黑粉菌属)、Naganishia(永川酵母属)与癸醛(A5)、十二醛(A6)、芳樟醇(A10)呈正相关,与乙醛(A8)呈负相关。上述结果表明,种植模式通过调控特定微生物群落的组成,进而影响葡萄酒的风味特征。BD模式中酿酒酵母与汉逊酵母的协同作用可能促进了酯类和高级醇的合成,这与文献报道的该类葡萄酒具有更复杂的香气轮廓的结论一致。Hanseniaspora代谢产生的酶类在发酵过程中可能影响风味物质形成,但在LF可能无法检出。Tatumella在发酵早期对香气的形成具有积极的贡献,能通过脂肪酸代谢产生1-戊醇和正己醛,也可将丙酮酸转化为乙醛。NF模式下,Lactobacillus可产生β-葡萄糖苷酶,水解糖苷结合的萜烯释放出芳樟醇等游离萜烯,同时其代谢可能产生少量醛类。Lactobacillus和Hanseniaspora的结合与马瑟兰葡萄酒发酵过程中挥发性物质的形成密切相关,这与Lu Yao等研究结果相似。需要注意的是,Gluconobacter为好氧醋酸菌,若与酵母结合极大可能增加挥发酸和醛类积累,提升氧化与风味缺陷的风险。同样地,CV模式下,Cupriavidus部分菌株具有烷烃降解能力,可通过末端氧化将长链烷烃转化为相应的醇、醛,其自身也可合成少量萜烯。与Botrytis及Aspergillus等潜在腐败真菌相关的醛类积累,则提示关注田间管理对最终酒质与风味安全的影响。
通过Spearman关联热图对香气化合物与优势微生物属间的相关性作进一步分析(图6d)。结果显示,膜杆菌属(Hymenobacter)、Methylobacterium-Methylorubrum等菌属与正己醇、1-戊醇、水杨酸甲酯等物质呈强负相关,Lactobacillus、Cupriavidus、Tatumella与芳樟醇、1-辛烯-3-醇等呈正相关。Saccharomyces与绝大多数香气化合物(如辛酸乙酯、乙酸异戊酯等)呈强正相关,Botrytis、Cladosporium等与正己醇、1-辛烯-3-醇等呈负相关。这些负相关关系可能揭示了微生物群落内部存在的竞争或拮抗作用,进一步说明葡萄酒风味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微生物群落级联代谢过程,而非单一菌种作用的结果。
5 结 论
本研究系统解析了CV、NF与BD 3 种种植模式下马瑟兰葡萄自然发酵过程中微生物群落结构以及挥发性风味物质的变化。结果表明,种植模式显著影响发酵体系的微生物多样性。3 种种植模式下马瑟兰葡萄酒发酵过程中优势细菌属有贪铜菌属(Cupriavidus)、塔特姆菌属(Tatumella)、乳杆菌属(Lactobacillus)、马赛菌属(Massilia)、鞘氨醇单胞菌属(Sphingomonas)、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等。发酵前期的优势真菌属为链格孢属(Alternaria)、枝孢属(Cladosporium)和葡萄孢属(Botrytis),随着发酵进行,酿酒酵母属(Saccharomyces)和汉逊酵母属(Hanseniaspora)成为优势类群。不同种植模式塑造了差异化的挥发性风味物质谱,共鉴定出133 种挥发性化合物,其中酯类、醇类为主要组分。BD与NF模式下的香气物质总浓度显著高于CV模式。发酵后期(LF、EF)是酯类、高级醇及部分醛酮类物质形成与积累的关键阶段。OPLS-DA模型能明显区分3 种种植模式的香气轮廓,证实种植模式对葡萄酒香气品质具有决定性影响。核心微生物与特征风味物质之间存在显著关联。RDA与Spearman相关性分析表明,种植模式通过塑造特定的微生物群落,进而影响风味物质的合成。BD模式下的塔特姆菌属、酿酒酵母属和汉逊酵母属与1-戊醇、乙醛、(+)-柠檬烯等呈正相关;NF模式下的乳杆菌属、葡糖杆菌属及部分真菌与正己醛、芳樟醇等相关联;CV模式下的贪铜菌属则与癸醛、十二醛等醛类物质密切相关。此外,酿酒酵母属与大多数酯类香气物质呈强正相关,而部分环境真菌与某些醇类物质呈负相关。本研究为深入理解“风土”的微生物维度提供了依据,也为葡萄酒产区优化种植模式、挖掘本土功能微生物资源以提升产品独特性和品质稳定性提供了理论参考。
作者简介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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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翔 助理研究员
宁夏农产品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陈翔,男,硕士,助理研究员。长期从事酿酒微生物选育、功能性状挖掘、葡萄酒风味调控等研究工作,先后主持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1 项、自然基金项目1 项,参与国家及省部级项目20余项。获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 项,登记科技成果10余项,参与制定行业标准1 项,地方标准3 项,团体标准10余项,授权专利10余项,发表SCI及中文核心论文1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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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晓菊 副教授
宁夏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田晓菊,宁夏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工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食品微生物发酵与传统食品酿造,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宁夏市场监督管理厅科技计划项目、宁夏博士创新站建设项目、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项目、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等十余项,完成科研成果转化2 项,授权中国发明专利2件,登记科技成果4项,以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在《Food Chemistry》《LWT-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食品科学》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四十余篇。主编有专著《调味品加工实用技术》和教材《食品与发酵分析实验》《露酒酿造》,参编《果蔬贮运加工学》等国家级教材。
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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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亚苗 硕士研究生
宁夏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食品生物技术。
引文格式:
樊亚苗, 陈翔, 葛谦, 等. 不同种植模式对马瑟兰葡萄酒自然发酵过程中微生物群落及挥发性风味物质的影响[J]. 食品科学, 2026, 47(14): 163-174. DOI:10.7506/spkx1002-6630-20260109-083.
FAN Yamiao, CHEN Xiang, GE Qian, et al. Effects of different cultivation practices on microbial communities and volatile aroma compounds during natural fermentation of Marselan wine[J]. Food Science, 2026, 47(14): 163-174.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DOI:10.7506/spkx1002-6630-20260109-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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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杨瑞蕾;编辑:阎一鸣;责任编辑:张睿梅。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即可查看全文。图片来源于文章原文及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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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促进动物源食品科学理论的完善与创新,加速科研成果向实际生产力的转化,助力产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由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中国食品杂志社与海南大学、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江西农业大学共同举办的“2026年动物源食品科学与人类健康研讨会”,将于2026年11月14-15日(11月13日报到)在中国 海南 海口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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