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冬,重庆杨家山监狱,谢葆真把送进牢房的饭碗推到一边。没有争吵,也没有喊叫,她只是坐在昏暗的牢房里,用沉默回答狱方的盘问。
狱卒问:“你到底认不认?”
她没有回答。
这场绝食并非突然发生。此前八年多,她被辗转关押,南京、息烽、白龙洞、歌乐山、磁器口,再到杨家山,牢房换了几处,审讯方式却没有改变:隔离、盘问、威胁,以及对家人的牵制。
谢葆真出生于1903年。北伐时期,她曾参与革命宣传工作,后来与杨虎城结为夫妻。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被迫离开西安并受到控制,谢葆真也因此被国民党方面长期盯防。
1937年,杨虎城出国考察。谢葆真带着孩子辗转欧洲,希望设法了解丈夫的处境。1938年,她在意大利热那亚准备返回中国时被扣押,随后被押送回国。从那以后,她失去了行动自由,也与孩子和丈夫长期分离。
南京的审讯,重点围绕西安事变及杨虎城的联络情况展开。谢葆真始终不肯提供狱方希望得到的口供。她被转押到息烽集中营后,生活条件更加恶劣。狱中有人劝她服软,她只说:“该说的,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这句话听起来平常,却让审讯者十分恼火。对方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几份口供,更是希望她承认所谓罪名,证明杨虎城身边的人已经被迫低头。
息烽之后,她又被关押在贵阳白龙洞。山洞改成的监所阴冷潮湿,长期隔离使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承受巨大压力。后来,她被转往重庆歌乐山一带的监狱,又在磁器口等地继续受押。每次转移,都意味着重新审讯,也意味着与外界的联系进一步中断。
谢葆真最难承受的,或许不是牢房本身,而是近在咫尺却无法相见的丈夫和孩子。1946年,她被押到杨家山时,杨虎城也被关押在附近。两人不能正常见面,只能偶尔借助墙壁传递极少的信息。
杨虎城曾在墙上留下手印,谢葆真也试图回应。短暂的联系很快被狱方察觉,夫妻二人再次被严格分开。这样的安排带有明显的心理施压意味:让他们知道彼此就在附近,却不允许真正见面。
1946年11月底,谢葆真开始绝食。狱方起初没有立即制止,似乎判断她坚持不了多久。可是一天过去,又一天过去,她始终不肯进食。送来的饭菜被原样端走,身体却迅速消瘦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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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7年1月,绝食已经持续十多天。她的身体极度虚弱,仍然拒绝配合。有关材料记载,她曾吞下金戒指试图结束生命,后来被救回。醒来后,她依旧没有恢复进食。
2月8日是农历除夕。几名狱卒进入牢房,将已经十分虚弱的谢葆真按住并捆绑。狱方随后扒下她的裤子,在腿部实施注射。关于药物名称,现存材料并不完全一致,但狱医后来留下的回忆指出,这并不是普通治疗,而是奉命采取的强制措施。
她当时还在挣扎。
注射后不久,谢葆真停止了呼吸。她的绝食共持续22天。狱方没有公开说明其中经过,而是以病故、身体衰弱等说法对外解释,并替她换上衣服,安排拍摄遗照,试图把死亡处理成一次普通的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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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狱方既然声称她是因病去世,为什么还要在她临死前采取隐秘注射?这正是后来调查中最受质疑的地方。狱医的证词和相关文史材料,使这段被掩盖多年的经过逐渐显露出来。
杨虎城得知谢葆真去世后,曾要求留下她的骨灰。他用木板做成骨灰盒,始终带在身边。牢狱之中,夫妻二人不能相见,谢葆真的骨灰却成了杨虎城能够守住的最后一点联系。
1949年9月,杨虎城及其家人在重庆戴公祠遇害。杨虎城和两个儿子被特务杀害,遗体也遭到破坏。重庆解放后,相关人员查找遗骸,才将这桩惨案的现场情况逐步查清。
谢葆真的骨灰后来与杨虎城遗骸一同安葬于西安少陵原一带。她被关押多年,留下的并不是一份完整的审讯记录,而是监狱转移、绝食经过、狱医证词和亲属调查拼接出的事实。1947年除夕那场注射,也因此没有被一纸“病故”彻底掩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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