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煤老虎汝州市长徐中和被打倒，羁押期间策划逃跑内幕揭秘

1991年2月8日清晨，河南平顶山看守所里，徐中和接过一张旧报纸，手指停在半空。前一天，平顶山市检察院已经签发逮捕令。对这个从井下工人一路走到汝州市长的人来说，真正让他不安的，并不是铁门，而是那些即将被查清的账目。

他曾经确实吃过煤尘的苦。

1957年，徐中和进入梨园煤矿，当时只是普通工人。井下光线昏暗，巷道狭窄，煤块和汗水混在一起。1959年，胡沟子井发生爆炸，造成93人死亡，他侥幸生还。后来有人问起那场事故，他只说：“矿上缺人。”这句话朴实，却也成了他早期经历的注脚。

困难时期，矿上生产和生活都十分紧张。徐中和仍然坚持下井，逐渐从班组骨干做到“五好组长”。1964年，矿上给他挂起表彰条幅，他带着工友喝酒庆祝到深夜。那时的他，相信只要肯干，便能在矿山站稳脚跟。

真正改变他声望的，是1979年赵庄矿井透水事故。矿井停摆后，很多人认为恢复生产并不现实，徐中和却要求一边排水，一边组织清理残煤。有人不服，甚至以停工相抗，他仍带人钻进巷道，把废旧矿料一点点清出。

年底，赵庄矿产量没有明显下降。徐中和因此成为地方树立的先进典型，矿区墙壁上出现了他的画像，相关经验也被反复宣传。不得不说，这段经历给了他很强的成就感，也让他逐渐习惯了被肯定、被服从。

从矿长到矿务局负责人，再到地方行政岗位，权力范围随职务变化而扩大。1988年8月，他出任汝州市代市长。过去需要层层请示的事情，后来几个电话便能定下来；原本普通的合同、批条和指标，也开始有人主动送到办公室。

变化并非一夜发生。钱被夹进文件，烟酒被放进车后备箱，亲属和熟人陆续进入关键岗位。起初，徐中和并不是毫无顾忌，但这种顾忌很快被另一种想法压住：自己在矿井里熬了半辈子，享受一些“补偿”似乎也不算过分。

1989年初春，平顶山市纪委收到检举材料，内容涉及收受回扣、修建私宅以及把子女花费列入公账。早期调查没有立即形成完整证据，结论只是认为存在一定经济问题。徐中和借此调整人事，把几名敢于提出异议的干部调离重要岗位。

梨园矿务局的权力关系，便这样逐渐向他的家庭和亲属集中。女婿负责供销，侄女婿插手劳资，儿子担任派出所负责人，财务等关键部门也被熟人把持。表面上是亲属帮忙，实质上却让监督变得困难。

1990年7月6日，河南省委从纪委、监察和检察机关抽调人员，进驻梨园开展调查。调查组刚到矿区，周围气氛便发生变化。白天有人陪笑，夜里却很少有人愿意提供情况。徐中和显然还在等待，希望事情像井下险情一样拖过去，等风头自行消散。

转折点是一笔1.5万元的业务费。调查人员查明，这笔钱发生在1988年中州宾馆，送款人、时间和地点彼此吻合。面对询问，徐中和先称是招待费用，随后又说财务资料被锁住。检察人员打开保险箱后，现金上的银行封条暴露了经手时间，他再也无法用原来的说法解释。

1990年11月25日，徐中和被停职。第二天，他的女儿深夜进入局机关，翻找文件和抽屉，试图处理相关凭据，被门卫当场发现。徐中和仍对外声称“上面有人”，但这句话已经不能改变调查方向。

1991年2月7日，平顶山市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凌晨，武警进入住所，手铐合拢时发出清脆声响。被押往看守所途中，徐中和曾向监管人员张红生交付3400元，要求准备摩托车，寻找机会逃跑。张红生收款后事情败露，随后被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查处，逃跑计划也随之破灭。

案件继续深挖，副局长范干朝进入调查视线。两人关系密切，局里的许多账目都经过他的手。检方查明，1988年至1989年间，范干朝挪用煤款11万多元，用于购车倒卖。4月27日，他一度逃走，办案人员随后在其司机姐姐家鸡窝下发现14万元现金和三百多克黄金。5月1日，范干朝投案。

这条线索，又牵出一场所谓的南方考察。1989年4月，徐中和带家属、范干朝及商人朱德龙等人组成车队，名义上考察，实际却夹杂着利益输送。朱德龙曾拿出装有现金和金砖的箱子，随后又补充现钞。相关钱物被分散转存，有的以儿子名义办理，有的放在妻子名下，部分现金和金饰则埋入亲属或熟人掌握的土地中。

1991年5月下旬，办案人员根据线索找到徐中和的小女婿，在农家花园挖出铁盒，内有金砖，重量达一千一百余克；附近地头还起出装有存折的塑料包。徐中和辩称其中一件物品是祖传器物，鉴定后却被认定为清末仿品，所谓“传家宝”也没能成为财产来源的依据。

经核算，徐家涉及的可疑财产达114.5997万元。面对账目，徐中和仍称这些钱来自与范干朝合伙倒煤。但范干朝的供述否定了这一说法，案件材料显示，徐中和并没有所谓的正常生意收入。

1993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徐中和因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赃款赃物全部追缴。一个曾经在井下带头抢险、被地方树为典型的矿山干部，最终因权力失去约束，在账本、现金和亲属关系交织出的网络中彻底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