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岁同学聚会归来失眠：42人的班，全须全尾只剩一半

59岁同学聚会归来失眠：42人的班，全须全尾只剩一半

我叫纪长河，今年五十九，山东潍坊人，原来在一家拖拉机厂干钳工，厂子改制后自己开了个小五金铺，去年彻底退休了。我要写的，是上个礼拜六晚上的事——我们高中毕业四十年同学聚会。四十二年没齐过的班，凑到一块儿，酒喝了，照片拍了，人散了。回到家里，我躺到凌晨四点半，一分钟都没睡着。为什么睡不着？因为聚会上，我们班老班长做了一件事：他把我们班四十二个人，一个一个点了名。点完名，我们一屋子快六十岁的人，全都安静了。

四十二个人的班，全须全尾的，只剩二十一个了。

我把这个夜晚原原本本写下来，写给跟我差不多岁数的人看，也写给你们的儿女看。不是卖惨，是我躺那大半夜，想明白了几件事，这几件事，我觉得值一宿的觉。

先说我们这个班。

我们是一九八二年高中毕业的，潍坊一中，高二（三）班，四十二个人，二十五 个男生，十七个女生。那个年代的班，跟现在不一样——我们是一起从住校生熬出来的，一间大通铺，一个食堂的窝头，冬天生炉子，夏天蚊子成雷。那种感情，后来的人生里再没有过。毕业那年，我们各奔东西：考学的考学，接班的接班，回村的回村。头十年还走动，后头各自成家立业，慢慢地就散了，只在同学录上留个名字。

这次聚会，是老班长张德全张罗的。他退休前是中学老师，是个有心人，去年开始一个一个找人，找了整整八个月。聚会那天，到了二十七个人，潍坊本地的、济南的、青岛的，还有一个专门从深圳飞回来的，女同学，叫于淑华，是让我们全班都念着的人——她的故事我后面讲。

聚会安排在城郊一家饭店的两个大包间。我一进门，就愣住了。四十年，人真是变了大样：当年班里最瘦的“麻秆”，如今胖得我认不出；当年最俊的两个女同学，头发白了一半；老班长还是那个样，就是背驼了。头一个钟头，是所有同学聚会的标配：认人，惊呼，拍肩膀，“你咋一点没变”，说的时候谁也不信，听的时候谁也不恼。

酒过三巡，老班长站起来，摆摆手让大家静一静。他说：我张罗这次聚会，找了八个月的人，有的找到了，有的，找不到了。今天，我想当着大伙儿的面，把咱们班四十二个人，挨个点一遍名。到的，应一声；没到的，我替他们说一说。行不行？

一屋子人都说行。谁也没想到后面是什么。

老班长掏出一个笔记本，那个本子我看见的时候心里就一沉——不是同学录，是一个手写的本子，八个月，他记的。

他开始点名。

“王建国！”——“到！”老王在青岛干了一辈子海员，退休了，红光满面，就是耳朵背了，喊“到”喊得整个包间嗡嗡响。

“李桂香！”——“到！”李桂香是我们班的女排主力，如今在带孙子，说孙子一岁半了，她举着手机给我们看，满堂笑。

点到第十几个的时候，气氛还是热热闹闹的。然后，老班长翻过一页，声音变了。

“赵长顺——长顺前年走的。肺癌。他儿子告诉我，最后那半年，他就念叨咱们班，说想大伙儿。”

包间里“唰”地静了。

赵长顺。我同桌。当年我俩一个通铺，他睡我脚底下。他会吹口琴，熄灯以后躲被窝里吹《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被生活老师逮过三回。他后来在县里的酒厂干销售，人就那么没的。五十七岁。

老班长接着点。

“孙秀兰——秀兰中风七年了，在女儿家，来不了。她女儿说，妈妈听说聚会，哭了一场，让我一定给大伙儿带句话：秀兰给全班同学问好，她说她还记得每个人的脸。”

我扭头看坐在边上的于淑华，她已经在抹眼泪了。

“马春来——脑梗，二次了，现在坐轮椅，说话不清楚。他媳妇陪他，本来说要来的，那天他血压不稳，没敢。他让我捎句话——”老班长停了停，“他说，对不起，缺一回。”

“周慧——慧姐糖尿病二十多年，去年并发症，眼睛看不清了。她自己要求的，别去看她，她说不想让同学看见她现在这样。”

“刘东海——喝酒喝的。四十九岁那年，酒桌上倒的，没起来。”

“陈月娥——乳腺癌，发现的时候就是晚期，走的时候五十一。她走之前跟我们几个通过电话，说这辈子最开心的，就是高中那三年。”

“高连生——矿上的，塌方。那是哪年，一九九八年。”

老班长一页一页翻，一个一个点。点到后来，他不用念名字了，我们这些人自己就开始报名了：“老班长，铁蛋呢？”“铁蛋挺好，在济南看孙子，今天到不了，发来视频了。”“于淑华——”老班长抬头笑了笑，“淑华今天自己飞回来的，淑华，你自己说吧。”

于淑华站起来。她是我们班命运最重的人。四十年前毕业，她考上了师专，是我们班飞出去最高的凤凰。毕业第二年，查出类风湿，那时候叫不治之症，未婚夫退了婚，她退了职，回村，一病四十年。手指头都变了形。她说：我这四十年，没跟同学联系，不是忘了大伙儿，是不想让大伙儿看见我这双手。今年德全找到我，说了一句话，我就来了。他说：淑华，四十年了，谁没个难看的地方，就你怕我们看？

她说到这儿，全场鼓掌，好几个男的哭得稀里哗啦。她说：我现在想通了，这次来，就是让你们看看，我还在。我这一身病，我一天一天，还都活着呢。

点名点到最后，老班长把本子合上，说了一个数。他说：咱们班，四十二个人。走了的，九个。瘫的、卧床的、眼睛看不见的、透析的，七个。今天能自己走进这个门的，二十一个。

四十二的一半。

他说：我教了一辈子书，带过几十个班。以前我总跟学生说，你们这个班，四十年以后聚会，看看谁混得好。我自己到了这一天才知道，四十年以后同学聚会，根本不看谁混得好。就看一件事：谁能全须全尾地走进这个门。

散席的时候，我们一群人在饭店门口合影。摄影师喊“笑一笑”，我们都笑了。可我知道，包括我在内，好些人那个笑，是绷着的。深圳的于淑华当晚要飞回去，我们几个老同学送她到门口，她跟我们摆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同学们，四十五周年，都给我好好地来。

回到家里，我躺下了，睡不着。

我不是害怕。说一点不怕，是假的——九个走了的，七个倒下的，最小的四十九，最大的今年六十七。五十九岁的人，对着这样一张名单，谁能不怕？可大半夜躺下来，翻来覆去的，脑子里过的不是怕，是一笔一笔的账。我把这大半夜想的事，掰开写下来，这是我一宿换来的东西。

第一笔账：名单是怎么变成一半的？

我在黑地里把那九个走的、七个倒的，一个一个过了一遍电影。你们猜我数出来什么？这十六个人里头，烟酒常年不离的，占了九个；多年不体检、有症状硬扛的，占了六个；还有一个高连生，是意外。倒过来的账更扎心：今天走进门的那二十一个，抽烟的只有四个了，年年体检的，我问了一圈，十八个。

我们这代人，年轻时拼身体，中年时熬身体，想着老了再还。可名单不会跟你商量还款的事。赵长顺是我同桌，他的咳嗽，我二十年前就听过，通电话里咳，我劝过：长顺，查查去。他说：老纪，忙完这阵儿。他忙了二十年。这份名单，一半是天命，一半是我们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上去的。天命那半，我认；自己写的那半，我不服，可名单不认不服。

第二笔账：五十九岁往后，人和人的差距，从哪儿拉开？

聚会上有个细节，我印象深得很。饭桌上，大家不免聊到儿女、聊到退休金。我们班混得最“好”的，当年考上大学的那几个，一个教授，一个处级干部。可那天饭桌上，最让人围着看的，不是他们俩，是李桂香——就是带孙子那个。为什么？她红光满面，腰板笔直，说话中气十足，她说她每天早上打一小时太极，游泳一礼拜两回，血压血糖全正常，一顿饭吃俩馒头。教授呢？我坐他旁边，他一晚上吃了没几筷子，降压的、降糖的、稳斑块的，饭前掏出三样药。他跟我说：老纪，我这辈子挣了一屋子书，如今最眼馋的，就是桂香那俩馒头。

五十九岁这个岁数，牌桌上的输赢开始重洗了。前半辈子比谁升得高、挣得多、孩子出息；从这份名单开始，比的是谁能自己走进那个门，谁一顿饭吃得香，谁一觉睡到大天亮。桂香赢了上半场的下半场，靠的不是命，是她五十岁查出血压高那天，就把烟戒了、把嘴管了、把腿迈开了。

第三笔账：我这一晚上，最大的收获，是算明白了一个词——“全须全尾”。

我躺着，把这四个字嚼了一夜。什么叫全须全尾？就是身体是自己的，日子是自己的，老伴儿是热乎的，老同学的名字，还能一个一个叫得出来。这四样，在四十岁的年纪，是默认配置，没人稀罕；到五十九岁，对着那份名单，这是顶配。

我想到我这两年干的糊涂事：铺子交了，我闲得发慌，天天坐着刷手机，一刷刷到夜里一点，早上睡到九点；我那五金铺的老伙计约我去江边钓鱼，我嫌冷，一次没去；我老伴让我陪她晚上遛弯，我说你自己去吧，我看我的短视频。那天看到于淑华那双手，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人家一双手变了形，四十年，一天都没放弃跟自己好好过；我这两条好好的腿，天天闲着长肉。

第二天早上，我干了三件事。第一件，给我半年没联系的体检卡预约上了，全套。第二件，回了老伙计的微信：钓鱼，明天就去，你带竿我带饭。第三件，晚饭后拉上我老伴，围着小区走了五圈。走到第三圈，我老伴说：今儿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说：不是太阳出来了，是我们班那一半，把我照醒了。

最后，我把想跟同龄人说的话，归拢成几句，这是那大半夜的全部家底：

第一句：五十九岁不是收拾残局的年纪，是最后的窗口。身体这份账，这个岁数还来得及结一部分——烟酒、体检、睡觉、走路，这四样，哪一样从这个月起抓，都不晚。名单上那些名字，一半在提醒我们：没有人是突然倒下的，都是攒的。

第二句：别断了老同学这条线。我们班走了九个，有六个，是这次找人才知道的消息。人这一辈子到了这个阶段，能说上“当年”的人，一年比一年少。打个电话，建个群，谁在附近，见一面。这不是怀旧，这是给自己攒“还活着”的见证人。

第三句：家里的老伴儿和儿女，比名单上任何名字都亲。那晚我睡不着，凌晨一点，我老伴翻了个身，迷迷糊糊问：咋了？我说没事，同学聚会，有点感触。她“嗯”了一声，把我的被子往上拉了拉，接着睡。就这一下拉被角，我在黑地里想：四十二年同学，走到还剩一半；跟这个人，一天没断过。全须全尾这四个字里，最要紧的那个“须”那个“尾”，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们俩一块儿的。

四十五周年聚会，还有五年。老班长的本子上，写着我们全班四十二个名字。我跟自己说好了：五年后，我要自己走进那个门，中气十足地应一声“到”。

要是能再带俩馒头，给教授馋一馋，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