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拒绝英国驻使是自大？换欧洲君主也一样，18世纪驻使多是间谍

东方九-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供稿

历史课本讲述清代对外关系时，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始终是绕不开的关键节点。课本里的经典叙事通常是：1793年英国派出马戛尔尼勋爵率领使团，以祝贺乾隆帝八十大寿为名出使中国，提出了开埠通商、租借居留地、在北京派驻常驻使节等一系列外交诉求；乾隆帝以天朝上国自居，固守传统朝贡体制，不仅断然拒绝了英国的通商要求，更将派驻常驻使节的请求斥为不合天朝体制，使团最终无功而返。这段叙事的落脚点，往往是将清朝的应对归结为闭关锁国、虚骄自大，将驻使问题视为中国拒绝融入近代外交体系的标志性证据。

但课本不会告诉你，这段广为流传的叙事里藏着两个关键的认知偏差：其一，常驻使节本就不是英国政府赋予使团的首要使命，更多是谈判后期用来拖延时间的策略性筹码；其二，乾隆帝拒绝驻使的核心考量，并非单纯的体制傲慢，而是出于统治安全的现实警惕——而这种警惕，放在18世纪的欧洲，是各国君主的普遍共识。

在近代早期的外交语境里，常驻使节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情报刺探深度绑定，甚至被直白地称为“光荣间谍”，各国君主对其防范有加，甚至屡屡下令驱逐。乾隆的决策，看似是东方帝国的保守偏执，实则与欧洲君主的安全考量殊途同归。

驻使是贸易目标的延伸，更是拖延时间的策略

长期以来，人们默认派驻常驻使节是马戛尔尼使团的核心目标之一，仿佛英国此行的核心目的，就是和中国建立平等的近代外交关系。但只要回到英国政府的原始官方文件，就会发现这完全是后世的过度解读。

1792年9月8日，也就是使团出发前夕，英国国务大臣亨利・邓达斯正式向马戛尔尼下达了一份长达十一页的训令，明确规定了使团各项任务的优先级。排在最前列的五项核心任务，全部围绕通商展开：为英国贸易在中国开辟新港口；在靠近茶叶丝绸产区获得一块租借地或小岛，供英国商人常年居住并行使司法权；废除广州公行制度的弊端；在北京开辟新的商品市场；通过双边条约为英国贸易打开远东其他地区。“驻使”仅在训令的末尾被顺带提及，且表述十分克制：“假如使团已获得和好及完美的结果，就可以向皇帝陛下提议，接纳大不列颠国王派遣的一位临时或常驻的使臣；同时，请他亦派一位来伦敦王廷，保证给予担任这种神圣职务的人以全部适当的荣誉。”

这段表述清晰地说明两个事实：第一，驻使是贸易目标全部达成后的可选延伸项，而非必须完成的硬性任务；第二，英国政府甚至预留了“临时使臣”这一替代方案，并未强求常驻。值得注意的是，排在驻使之前的，还有一项未公开的任务：情报侦察。训令明确要求使团“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作出准确的估计”，其优先级远高于常驻使节。

从使团在华的行动时间线来看，驻使更像是应对逐客令的拖延手段。马戛尔尼1793年8月抵达天津后，就零星听闻“外国使臣不得久驻京城”的惯例，但他并未正式向清政府提出驻使请求，只是私下向翻译人员打探相关情况。直到10月1日，使团明显察觉到清政府开始催促返程，徵瑞甚至以“皇帝再三催促观看圆明园礼物”为由，暗示使团尽快完成事务离京，马戛尔尼才首次在与和珅的会面中提及使臣驻京问题。

而仅仅一天之后，10月2日，马戛尔尼向清政府正式提交的《要求说帖》，一共开列六条具体诉求：

“第一，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第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国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第三，请于珠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即行收藏，存放一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第四，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商人自由往来，不加禁止。第五，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特别优待赐予免税。如不能尽免，请依1782年之税律从宽减税。第六，请允许英国商船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切实上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

通篇六条，全部围绕通商、关税、居留地展开，完全没有提及常驻使节。这足以证明，通商才是使团的核心任务，提驻使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拖延在京停留时间，尽可能争取完成贸易谈判的筹码。

拒绝常驻的核心是安全顾虑，而非体制傲慢

很多人把乾隆拒绝驻使，简单归结为天朝上国的虚骄自大，认为他是为了维护朝贡体制的面子，才拒绝了近代外交的惯例。但细读清代官方档案就会发现，乾隆的拒绝有着非常现实的统治安全考量。

在清朝的传统外交秩序里，本来就没有“常驻外国使节”的概念。清代的使节体系有明确的等级与规则：只有由皇帝亲自选派、代表皇权处理要务的使臣，才能称“钦差”；所有外国来华的使臣，都被纳入朝贡体系，统称为“贡使”，都是临时派遣，任务完成后必须即刻回国，从无常驻的先例。以最恭顺的属国朝鲜为例，其贡使到京一般只停留两个月左右，即便个别因事逾期，清廷也会专门下旨勒令返回，不许迁延逗留。

马戛尔尼使团刚到中国，就在自行翻译的礼品清单和国书中，将马戛尔尼称为“一等钦差”，副使斯当东称为“二等钦差”。乾隆帝看到后专门下谕驳斥：“又阅单内有遣钦差来朝等语，该国遣使入贡，安得谓之钦差？此不过该通事仿效天朝称呼，自尊其使臣之词，原不必与之计较。但恐照料委员人等识见卑鄙，不知轻重，亦称该使臣为钦差，此大不可。着徵瑞预为饬知，无论该国正副使臣，总称为贡使，以符体制。”在乾隆看来，这不是简单的称谓问题，而是关乎国家等级与外交秩序的原则问题——他不可能承认英国与清朝是对等的政治实体，自然也不会承认其“钦差”的身份。

而拒绝常驻使节的核心原因，是对统治安全的深层忧虑。乾隆帝并非完全不许西洋人留京，他曾明确表示，若是情愿来京当差、“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朝廷可以接纳。他真正警惕的，是常驻使节一边留在北京，一边和本国“常通信息”。在他看来，这些“异言异服，逗留京城”的人，很可能“心怀窥测”，打探朝廷虚实、军事地理、内政动向，成为王朝的心腹大患。

这种担忧并非捕风捉影。副使斯当东在自己的日记里也承认，使团外出游览时，中方官员总是严密监视，认为他们的举动“为了军事和可疑的目的”；途经古北口长城时，中方层层设障，不让外国人随意观看关隘布防与军队部署；就连长期在京服务的欧洲传教士，也始终处于被猜忌与监视的地位，“中国政府最不愿意住在北京的外国人之间互相来往，尤其不愿意他们和广州、澳门通讯”。在清廷的政治记忆里，琉球就是前车之鉴：先派使节探听虚实，随后大军压境，最终将其降为属国。站在传统王朝统治者的角度，允许外国使节常驻京城，等于主动打开了一扇窥探帝国核心的窗口，这是任何一个前现代政权都不可能轻易接受的风险。

驻使即间谍，是近代早期欧洲的公开秘密

有意思的是，乾隆对常驻使节的猜忌，放到同时代的欧洲完全是常规操作。因为常驻使节从诞生之日起，就和间谍活动深度绑定，是欧洲各国心照不宣的公开秘密。

常驻使节最早出现在15世纪的意大利城邦，从一开始就兼具情报搜集功能。被称为国际法鼻祖的格劳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明确指出：“万国法并没有要求所有使节都应当被接受，它只是禁止没有任何理由而拒绝接受使节。”他专门列举了三类拒绝接受驻使的正当理由：第一是厌恶派遣使节的国家或者个人；第二是厌恶被派遣作为使节的个人；第三是对派遣使节的原因或者时机存在疑义。这一原则直到后世都被国际法所认可，国家既没有派遣常驻使节的义务，也没有必须接受的义务。换句话说，只要有合理的安全疑虑，拒绝驻使完全符合国际惯例。

欧洲近代历史上，因驻使从事间谍、颠覆活动而引发的外交危机比比皆是。

1584年，西班牙驻英国大使孟多查暗中勾结英国天主教势力，阴谋刺杀伊丽莎白女王，事泄后被英国政府驱逐；1716年，瑞典驻英公使格伦堡伯爵勾结英国詹姆斯党人，阴谋废黜乔治一世，最终被英国政府逮捕；1718年，西班牙驻法大使塞拉美尔亲王密谋剥夺奥尔良公爵的摄政权力，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正因为风险如此之高，各国君主对外国驻使普遍抱有强烈戒心。英王亨利七世临终前，就曾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打算驱逐境内所有的外国大使。1757年，英国使节坎贝尔出使瑞典，直接被瑞典政府定性为“正式身份掩护下的间谍”，拒绝其入境。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自己就是把驻使当情报工具的老手。16世纪伊丽莎白一世时期，驻法国大使沃尔辛厄姆建立了系统的海外情报网络，被后世称为“现代间谍之父”；18世纪七年战争期间，英国首相老皮特直接把外交部门当作间谍活动的工具，通过截获各国外交通信掌握敌方动向，最终赢得了战争。就连此次出使中国的马戛尔尼本人，在出使中国之前常驻俄国圣彼得堡，为了获取俄国的政治、军事情报，曾自掏腰包花费一千多英镑用于情报网络的运作。可以说，用外交身份掩护情报活动，是当时欧洲外交界的常规操作。

从这个角度看，乾隆担心英国驻使会窥探虚实、里通外国，完全是符合当时外交常识的判断，和欧洲各国君主的顾虑如出一辙。与其说这是清朝的封闭自大，不如说这是前现代国家面对外交风险的普遍反应。

18世纪的驻使，从来不是平等外交的象征

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误解：常驻使节是主权国家平等交往的标志。事实上在18世纪，驻使制度不仅远未在全球普及，本身还带着森严的等级烙印，根本不是什么平等的象征。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主权平等原则，但现实中的使节等级依然极为严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认为自己的地位高于欧洲各国君主，因此拒绝接受英国派驻的最高级“大使”，只愿意接受低等级的公使。欧洲各国为了宫廷里的席位高低、礼仪先后顺序，屡屡爆发外交冲突，甚至因此引发国家间的对立。直到1815年维也纳会议，才正式确立了外交使节的四等级制，分别为大使、公使、驻办公使、代办，大国派大使、小国派公使的惯例才固定下来。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才普遍互派大使级别的常驻使节。

如果把视野跳出欧洲，常驻使节更只是区域性的惯例。俄国直到18世纪初，才真正建立起完整的常驻使节制度；普鲁士在1730到1747年间，干脆从柏林撤走了英国大使，只留下一个秘书处理临时事务。在欧洲之外，奥斯曼帝国虽然1793年首次向欧洲派遣驻使，但直到1857年才在法国、英国、俄国等主要欧洲国家建立常驻使馆；至于东亚国家，更是直到19世纪中后期，在西方列强的武力胁迫下才被迫接受了驻使制度。换句话说，在乾隆时代，常驻使节根本不是什么全球通行的现代外交标准，只是欧洲部分国家的区域规则。

乾隆帝不承认英国使节的“钦差”身份，坚持将其纳入朝贡秩序，和哈布斯堡王朝拒绝接受英国大使，本质上是同一个逻辑：都是维护自身的等级地位与统治秩序。二者只是身处不同的外交体系，一个是朝贡体系，一个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行事的底层逻辑却并无二致。

过去我们谈论马戛尔尼使团的驻使之争，总习惯套入“西方先进开放，中国落后封闭”的二元叙事，把乾隆的决策简单归结为虚骄自大，将其视为中国错失近代化机遇的原因之一。但回到18世纪的历史语境就会发现，常驻使节既不是天然的平等外交标志，也不是各国普遍接受的通行准则。它从诞生起就带着情报刺探的属性，是大国博弈的权力工具，欧洲各国君主对其同样警惕防范。乾隆帝基于统治安全的拒绝，看似偏执，实则符合当时世界的普遍规则。

当然，这并不是要否定清朝对外政策的保守性，更不是为闭关锁国辩护。而是说，评价历史事件，应该回到具体的时代语境，不能用后世全球化时代的外交标准，去苛责两百多年前的统治者。中英这场围绕驻使的冲突，本质上是两种外交秩序、两套安全逻辑的碰撞，而非简单的开明与愚昧、开放与封闭的对立。只有跳出西方中心的线性叙事，才能真正理解这场早期中西相遇的复杂面相。#头条精选-薪火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