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永徽之治到唐朝极盛，李治真的像史书写的那样软弱吗？

2026 年 10 月 17 日，央视《考古公开课》播出了一期关于乾陵的节目。这座陵墓坐落在陕西乾县梁山，是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合葬之地。镜头缓缓掠过悠长的神道，定格在家喻户晓的无字碑上，也扫过那六十一尊无头石像。

打开弹幕，观众的目光几乎全都落在武则天身上。很少有人记得，这座地宫之中，还长眠着另一位主人。他就是李治，庙号高宗，唐朝第三位皇帝。在大众固有印象里，他只是武则天的丈夫，一个性格软弱、惧内的君主，是一步步把江山交到妻子手中的背景人物。

但沉下心翻看史料就能发现，这个流传已久的印象，和真实历史相差甚远。这个“懦弱君主”的标签，并不是从古至今一成不变的。早期传统史官对唐高宗的评价本就偏向负面，《旧唐书》里的史官直言他被武后迷惑，后世史书更是不断强化他优柔寡断的形象。

等到各类影视剧陆续问世，李治几乎彻底沦为武则天的陪衬：体弱多病，耳根发软，凡事都被妻子左右。这套形象传播得太过广泛，久而久之，不少人直接把艺术演绎当成了史实。有学者研究后提出，这种刻板印象，很大程度是宋代史书加工塑造出来的。

图片由AI生成

欧阳修编撰《新唐书》时，为了理顺武周代唐这段历史的逻辑，在叙事里有意削弱李治的能力。试想，如果李治本身是一位手段强硬、政绩突出的帝王，那武则天取而代之的故事，就很难说得通顺。反过来，把李治塑造成软弱无能的君主，武则天登基的故事才更容易被后世理解。

这只是史书的叙事手法，不能完全等同于真实发生的历史。我们不妨看看李治在位期间，实打实做成的大事。公元 649 年他登基，直到 683 年离世，执掌大唐三十四年。这段时间里，唐朝接连对外发起数次决定性大战。

657 年，苏定方率军灭掉西突厥；660 年唐军跨海远征，拿下百济；668 年，李勣领兵攻破平壤，高句丽就此覆灭。这三大强敌，从隋文帝、唐太宗开始，两代帝王都没能彻底解决，最终终结在李治的时代。接连灭国带来最直观的改变，就是疆域的大幅拓展。

李治统治后期，大唐版图向东延伸至朝鲜半岛，向西抵达咸海附近，北部疆域覆盖贝加尔湖，南边一直延伸到越南横山一带。这也是整个唐朝国土面积的顶峰。一位被后世贴上懦弱标签的帝王，却带领帝国走向疆域极盛，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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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很多人会提出质疑，开疆拓土靠的是前线将领，不能把战功全部归于皇帝。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苏定方、李勣、薛仁贵，无一不是能独当一面的名将。但帝王的本事，恰恰体现在识人用人之上。能不能大胆任用名将、全力支持远征，顶住朝堂内部反对出征的声音，都是君王能力的考验。

从这些战事的推进来看，李治完全不是一个怯懦之人。至于大家常拿来佐证他软弱的理由，让武则天参与朝政，背后还有一层现实缘由。从 660 年起，李治患上风眩之症，经常剧烈头痛、头晕眼花，病情严重时甚至看不清东西。

《旧唐书》记载过一段细节，头痛难忍的时候，他只能让御医在头顶百会穴放血，做完之后，视力才稍有恢复。常年被病痛折磨，繁重的朝政难以独自支撑，找人分担政务是很现实的选择。武则天本身具备出色的政治能力，又深得李治信任，就此慢慢走到朝堂前台。

这并不是惧怕妻子，而是重病缠身的君主，结合自身身体状况做出的安排。把复杂的朝堂博弈和身体困境，简单概括成“怕老婆”，其实是看待历史的偷懒方式。但我们也不必把李治美化成完美无缺的帝王，他同样留下不少失误。晚年放权过多，朝堂隐患慢慢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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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 年之后，安西四镇一度被吐蕃攻占，唐朝在西域的控制力下降；东突厥再度复国，北部边境战火不断。这些都是他执政阶段无法回避的缺憾。重新认识李治，不是强行把他塑造成完人，只是希望撕掉“懦弱”这个单薄标签，看见一个更立体的帝王。那为什么千百年下来，李治的存在感会被掩盖得这么彻底？

原因其实很简单，他身旁站着光芒万丈的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她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自带极强的故事性，后世书写历史，也习惯以她作为叙事核心。李治自然而然，就变成了铺垫她登场的背景板。乾陵的石刻，恰恰留下了打破这种偏见的证据。

陵前六十一尊藩臣石像，刻画的是当时周边各国、各部族的首领，象征着大唐四海归附的强大影响力。可以对比参考，唐太宗昭陵的藩臣石像仅有十四尊，到李治这里，数量增加到六十一尊。被后世说做软弱的帝王，陵前却立着这么多四方臣服者的雕像，这一幕本身就很有说服力。还有一段过往容易被忽略。

李治并不是登基之后就依赖武则天。刚即位那几年，由长孙无忌、褚遂良辅政，政局安稳，后世称为永徽之治，视作贞观盛世的延续。后来借着废王立武这件事，他一步步打击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贵族集团，将皇权牢牢收归自己手中。一个真正软弱无力的人，根本做不到这场权力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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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乾陵之中长眠的两个人，一个被世人反复铭记，一个长久被遗忘。被记住的，是独一无二的女皇，是各类影视作品的主角；被遗忘的，是将大唐版图推至巅峰，接连平定三大强敌的唐高宗。历史的选择往往很有趣，被流传下来的，未必是功绩最高的人，而是故事最跌宕精彩的人，这便是历史自带的偏心。

今天重新提起李治，并不是要强行翻案，非要证明他比武则天更加英明。历史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选择题。武则天自有她不可磨灭的功业，李治也该拥有属于自己的历史位置。我们只是想拨开标签，重新打量这位帝王：他饱受病痛折磨，也曾将权力托付给妻子，在他的时代，大唐版图达到顶峰。

他是一个有优点也有缺憾的复杂的人，一句“懦弱”，根本概括不了他的一生。这么想来，乾陵的无字碑，或许并不单单属于武则天。石碑矗立在梁山之巅，见证一千三百年岁月流转，也见证后人对这对帝后的无数评价。世人常说武则天功过留待后人评说，可李治的功过，何尝不是如此？

只是愿意静下心品评他的人太少，少到他的身影，几乎完全被妻子的万丈光芒吞没。历史像一面镜子，可这面镜子，有时也会倾斜。它偏爱传奇故事，偏爱充满冲突与戏剧性的人物，偏爱那些适合搬上戏台反复演绎的角色。李治的一生少了很多戏剧爆点，故事不够波澜起伏，慢慢退到了历史幕后。

但一个时代的鼎盛，从来不是单靠一位传奇人物就能撑起。那些被忽略的名字，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回望。从这点来看，唐高宗的遭遇，和很多被简化的历史人物如出一辙。他们丰富复杂的人生被抹平，一生功过压缩成简短一句评语，静静沉睡在陵墓之中，等待后人偶然想起。

乾陵的神道依旧，石像犹在，无字碑静静矗立。它们沉默不言，却清楚知道，这座皇陵里，埋葬着两个人，而不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