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宝应65岁店主含泪自述:烟难卖不是钱的事，是一个时代结束了

扬州宝应65岁店主含泪自述：烟难卖了，不是钱的事，是一个时代结束了

老陈把卷帘门拉起来的时候，天还没亮透。

宝应的十月，早上已经有了凉意。巷子口那棵老槐树开始掉叶子，黄叶落在地上，被早起的风扫到墙根底下，堆成一小撮。老陈的店在这条巷子里开了三十八年，卷帘门是二零一三年换的，不锈钢的，上面贴着一张褪了色的红纸，写着“烟酒百货”。红纸的边角卷起来了，露出底下生锈的铁皮。门口的水泥台阶有一道裂缝，从左边延伸到右边，像一条干涸的小河。裂缝里长过草，后来不长了，被踩实了。

他先把门口的塑料筐搬出来，里面是几包盐、几瓶酱油、一摞塑料袋。筐子是老式的，蓝色的，把手断了一边，用铁丝拧着。铁丝生了锈，但还结实。搬完筐子，他回到店里，拉开柜台后面的灯。灯管是日光灯，白色的光，有点闪，启动的时候嗡嗡响，像一只困在玻璃管里的蜜蜂。他听着那个声音，听了三十八年，早就习惯了。哪天要是灯管不响了，他反而觉得不对。

老陈在柜台后面坐下来。柜台是玻璃的，上面有一道裂纹，用透明胶粘着。透明胶用了很多年，边上都发黄了，粘着灰，像一条干了的鼻涕。柜子里摆着烟，一排一排的，红塔山、利群、南京、玉溪，还有几条中华，放在最上面，落了灰。他拿抹布把柜台擦了一遍。抹布是旧毛巾剪的，边上脱了线。擦到中华那排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把其中一条拿起来，看了看日期。二零二四年三月。快两年了。他放回去，继续擦。

——两年前进的这条中华，到现在还没卖出去。以前这种烟，过年的时候一天能卖好几条，都是整条整条地买，送人的。现在没人送了。不是送不起，是不兴了。我侄子在县里上班，他说现在开会都不让抽烟，谁还敢送烟。我这条中华，怕是要留到我自己抽了。可我舍不得。一条七百多，够我吃一个月的药。

老陈今年六十五，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子刻的，一道一道的。他年轻时候在运河上跑船，后来船卖了，开了这个店。店不大，二十来个平方，前面卖货，后面隔了一小间，放着一张单人床、一个煤气灶、一个洗脸盆。洗脸盆是搪瓷的，掉了几块瓷，盆底发黑。他老伴前年走了，儿子在南京，一年回来两趟。他一个人守着这个店，早上五点半开门，晚上九点半关门。中间除了去巷口老孙头那儿吃碗面，哪儿也不去。

那天早上，天还蒙蒙亮的时候，巷子里的第一批人开始走动了。先是收垃圾的老王，骑着三轮车，车斗里放着几个泔水桶，桶沿上挂着烂菜叶。老王经过店门口，按了一声铃。老陈探出头，把柜台底下攒的纸箱子递出去。老王接了，说了声谢，骑着三轮车走了。然后是隔壁卖早点的李嫂，推着三轮车往巷口去。她的车上有几个大蒸笼，里面是包子，冒着白气。李嫂经过的时候，冲老陈点了点头。老陈也点了点头。他们这条巷子里的人，打招呼都是点头，不说话。说了几十年了，话都说完了。

“老陈，来包利群。”

进来的是隔壁修车的老赵，穿着蓝布工作服，手上还沾着机油。老赵的手指粗，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油泥，洗不掉。他手上还有一道疤，是前几年被扳手划的。老陈从柜子里拿了一包利群，递过去。老赵接过来，拆开，抽出一根点上，靠在柜台边上抽了一口。老赵说：“你这店，还开着呢？”老陈嗯了一声。老赵说：“我那边修车的活也少了。现在人都骑电动车，坏了直接换新的，没人修了。我这手艺，快用不上了。”老陈没接话。老赵抽了两口，把烟掐了，说：“走了，回头再来。”

老赵走了以后，店里又安静了。老陈坐在柜台后面，看着门口。巷子里没什么人，偶尔有个老太太拎着菜篮子经过，往里看一眼，也不进来。以前这条巷子热闹，早上卖早点的、卖菜的、卖鱼的，摆了一长溜。卖鱼的老张，每天从运河里捞鱼，摆在铁皮盆里，鱼还活着，在水里扑腾。卖菜的老刘，挑着两筐青菜，蹲在路边，也不吆喝，有人来问就答一句。还有磨剪刀的、收破烂的、修鞋的。现在不让摆了，人都去了超市。超市在城东，大润发，两层楼，什么都有。老陈去过一次，转了一圈就出来了。他看不懂那些东西。货架太高，东西太多，人推着车走来走去，脸上没什么表情。他站了一会儿，觉得头晕，就出来了。

上午十点多，来了一个年轻人。穿着外卖骑手的衣服，黄色的，头上戴着安全帽。年轻人进来，扫了一眼柜台，问：“有烟吗？”老陈指了指柜子。年轻人看了看，说：“拿包南京吧。”老陈拿了一包南京，十二块。年轻人扫码付了钱，拆开，抽出一根叼在嘴上，转身走了。老陈看着他的背影。这个年轻人他没见过。以前这条巷子里的人，他全认识。现在来来往往的，都是生面孔。

——现在的年轻人，买烟都一根一根买。以前的人，整条整条买。我年轻的时候，抽烟的人多，见面先递一根，不递烟说不了话。递烟要两只手递，接烟要两只手接。这是规矩。现在年轻人不讲究这个了。他们买烟就是自己抽，不递人。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中午，老陈关了半边门，去巷口吃面。老孙头的面摊还在，但老孙头不在了。是他儿子在干。面还是那个面，长鱼面，汤是深色的，长鱼是现划的，很鲜。老陈坐在小板凳上等面，看见对面又有一家店关了。卷帘门拉着，上面贴着红纸，写着“转让”。他记得那家店以前是卖鞋的，后来改卖手机配件，再后来卖奶茶，现在关了。那家店的门上还挂着一串风铃，风一吹，叮叮当当响。风铃还在，店没人了。

面端上来，老陈吃了一口。老孙头的儿子过来，递了根烟。老陈摆摆手：“戒了。”小孙说：“啥时候戒的？”老陈说：“去年。医生让戒的。”小孙把烟收回去，说：“戒了好。我爸也戒了，抽了四十多年，说戒就戒了。肺不行了。”老陈低头吃面。他想，以前这条街上，十个人有八个抽烟。现在呢，年轻的抽电子烟，老的一个一个戒了，还有的，人没了。

——我戒烟，不是不想抽。是抽不动了。一抽就咳，咳得晚上睡不着。以前一天两包，后来一天一包，再后来三天一包，现在干脆不抽了。可我还在卖烟。你说怪不怪。我不抽烟了，还卖烟。卖烟的人不抽烟，买烟的人越来越老。老赵今年六十七，比我大两岁。他以前一天一包半，现在三天一包。再过几年，他也不买了。他也不买了，我也不卖了。这条巷子，就不卖烟了。

下午两点，邮递员来了。邮递员姓吴，四十多岁，骑着电动车，车后面挂着两个绿帆布包。他递给老陈一张单子，是烟草公司的订货通知。老陈接过来看了看。这个月订货量又减了。以前一次订五十条，现在一次订二十条。品种也少了，有几个牌子直接没了。老吴说：“陈叔，现在都这样。我们那边邮局，寄信的也少了，一天没几封。以前这个时候，寄信寄包裹的排队。现在都在手机上弄了。”老陈把单子叠好，放进抽屉。

老吴走了以后，老陈把抽屉打开，翻了翻。里面有一沓订货单，按月份排着。他随手抽了几张看了看。二零二一年三月，订了六十八条。二零二二年五月，五十二条。二零二三年八月，三十四条。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条。二零二五年九月，十八条。他一张一张翻过去，像翻一本旧账。账本上的数字越来越小，纸张越来越新。

——我不是在卖烟。我是在守一个东西。守什么？我也说不清。这个店开了三十八年，我今年六十五，从二十七岁开到六十五岁。大半辈子都在这里。柜台上的玻璃裂了，我用胶粘上。门上的红纸褪色了，我也没换。我不想换。换了就不是那个店了。以前这条巷子里的人都认得我，买包烟要聊半天。现在的人进来，扫码，拿烟，走。连话都不说。我不怪他们。是我老了。

下午四点多，天开始暗了。十月的白天短，五点多就黑。老陈把门口的东西收进来，把灯全部打开。这时候进来一个人，是个老太太，拎着一个布袋子。老太太在柜台前站了一会儿，问：“有白沙吗？”老陈拿了一包。老太太付了钱，拆开，抽出一根。老陈说：“老太太抽烟？”老太太说：“给我老伴买的。他住院了，在医院里抽。”老陈愣了一下，说：“医院让抽吗？”老太太说：“不让。他偷着抽。我给他带。”

老太太走了。老陈坐在柜台后面，看着门口。天已经黑了，巷子里的路灯亮着，黄黄的，照在地上像一层旧报纸。他想起了他老伴。老伴走之前，也抽烟。两个人晚上坐在店门口，一人一根，看着巷子里的人来来往往。她抽的是红梅，便宜，五块钱一包。她抽烟的时候喜欢把烟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歪着头，看着巷子口。有时候看到熟人经过，就喊一声，聊两句。后来老伴戒了，他也不抽了。再后来，老伴走了。

——她抽了一辈子烟。我卖了一辈子烟。她走的那天，柜子里还剩半条红梅。我没扔，搁在抽屉最里面。有时候想起来，打开抽屉看一眼。烟还在，人不在了。有时候晚上关了店，我一个人坐在柜台后面，会对着那半条红梅说说话。说什么呢？说今天卖了多少钱，说巷子里谁家又搬走了，说老赵的修车摊快撑不下去了。她听不见。但我说了，心里好受些。

第二天，老陈去了烟草公司设在县城的服务站。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车链子有点松，骑起来咔咔响。从宝应县城到服务站，骑了二十分钟。服务站不大，一间办公室，几张桌子，墙上贴着价格表。有个小伙子坐在电脑后面，看见老陈进来，站起来招呼。老陈说：“我这个月订的烟，能不能多订点？”小伙子查了查电脑，说：“陈叔，您这个档位，定量就这么多。好卖的烟，分到您这儿就这几条，其他的，不好卖也得搭着订。”老陈说：“以前不是这样的。”小伙子苦笑了一下：“以前是以前。现在不好卖的烟太多了。您知道吗，有些烟，进价比零售价还高，卖一条亏一条。好多店主都砍了烟的订货量，有的直接把烟证锁抽屉里了。”老陈沉默了一会儿，问：“那我这烟证，还能保得住吗？”小伙子说：“保得住，只要您愿意订。但这个量，不会多了。”

老陈走出服务站，站在门口，点了根烟。他本来戒了，但今天没忍住。烟是利群，十三块。他抽了一口，呛得咳了两声。他想起服务站小伙子说的话。进价比零售价还高。卖一条亏一条。他不明白，烟怎么会亏。以前烟是硬通货，比钱还硬。你拿一包烟出去，能换一顿饭，能换一个人情。现在烟不值钱了。

——我不是在算账。一包烟赚两块钱，一个月卖五十条，赚一百块。以前靠这个能养活一家人。现在一百块够干什么？够吃三天面。可我还在卖。为什么？因为不卖烟，就没人进店了。人家进来买包烟，顺便买瓶水，买袋盐。要是把烟撤了，连进来的人都没了。所以我不算账。算账就没法开了。

又过了几天，老赵来找老陈。老赵手里拿着一包烟，拆了一半，放在柜台上。老赵说：“你看看这个。”老陈拿起来看了看。是假烟。外包装粗看像真的，仔细看，字有点糊，烟盒的纸质也不对。老陈说：“哪儿来的？”老赵说：“有人上门推销的。便宜。一条比正规渠道便宜三十块。”老陈把烟放下，没说话。老赵说：“现在好多店都进了这种。便宜，有人买。”老陈说：“我不进。”老赵看了看他，没再说什么，把烟收起来走了。

——假烟。以前也有假烟，但没这么多。现在是真的不好卖，假的才有人要。可我不进假的。不是因为我多高尚。是因为我卖了三十八年烟，从来没卖过假的。烟不好卖，是时代变了。卖假烟，是我自己变了。时代变了，我管不了。我自己变了，我管得住。

那天晚上，老陈关店之前，把柜台里的烟重新摆了一遍。他把那些落了灰的中华拿出来，擦了擦，放回原位。他把那条红梅从抽屉里拿出来，看了看，又放回去。他坐在柜台后面的椅子上，看着店里的东西。柜台，货架，灯管，塑料筐。这些东西，三十八年了，一直在。巷子里的店一家一家关了。老孙头的面摊换人了。修车的老赵不知道还能干几年。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守几年。也许明年，也许后年，他也关了。

——我不怕关店。我怕关了店，就没人记得了。这条巷子里有过一个卖烟的老陈。他卖了一辈子烟。他老伴也抽烟。他儿子不抽烟。以后的人，可能都不抽烟了。烟不卖了。店关了。人走了。剩下什么？剩下那个空了的柜台，剩下那张褪色的红纸。也许过几年，连这条巷子都没了。拆了，盖新楼。新楼里住着新的人。新的人不抽烟。他们不知道这里有过一个卖烟的老陈。不知道也没关系。我知道了就行了。

第二天早上，老陈照常五点半开门。他拉开卷帘门的时候，天刚亮。巷子口的老槐树还在掉叶子。他搬出塑料筐，回到柜台后面，打开日光灯。灯管闪了几下，亮了。他坐下来，等着第一个客人。

等了很久。没有人来。

他把柜台上的烟摆整齐，把门口的盐和酱油摆整齐。他站起来，走到店门口，靠着门框，看着巷子。巷子里很安静。阳光照在青砖墙上，照在石板路上。远处有人在遛狗。再远处，是运河大堤，大堤上的柳树绿着，运河里的水淌着。风从运河那边吹过来，带着水汽和一点淡淡的船笛声。

老陈靠着门框，站了一会儿。然后他回到柜台后面，坐下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点上。他抽了一口，没咳。他把烟夹在手指间，看着烟雾升起来，散在日光灯的白光里。他想起很多年前，他刚开店的时候。那时候这条巷子很热闹，买烟的人排着队。他老伴在柜台后面收钱，他在前面拿烟。两个人忙不过来。那时候烟好卖，红塔山、阿诗玛、红梅，都抢着要。过年的时候，他得提前一个月备货，不然不够卖。现在他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店里。烟还在柜子里。人没了。时代也走了。

他抽完那根烟，把烟头掐灭，放进一个铁皮盒子里。那个盒子是以前装饼干的，盖子上印着一只熊猫。他把盒子盖上，放在柜台下面。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店门口，把卷帘门拉下来一半。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巷子里有人走动了。一个老太太拎着菜篮子经过，往里看了一眼。老陈冲她点了点头。老太太也点了点头，走了。

老陈把卷帘门拉下来，锁上。他转过身，沿着巷子，慢慢地往运河大堤那边走去。他走得不快，一步一步的。风从运河上吹过来，吹乱了他花白的头发。他没有回头。

走到大堤上，他停下来，看着运河。运河很宽，水是绿的，上面有船，慢悠悠地走。船上的柴油机发出突突突的声音，老远就能听见。他年轻的时候也开过船，跑苏北运河，从宝应到淮安，再到扬州。那时候运河上船多，来来往往的，白天黑夜不停。现在船少了，跑船的也少了。运河还在，水还在流，但船不多了。

老陈在大堤上站了很久。他想起他老伴，想起他儿子小时候。儿子小时候，他带他来大堤上看船。儿子问，船去哪儿。他说，去扬州，去淮安，去更远的地方。儿子问，那我们为什么不去。他说，我们就在这儿。后来儿子长大了，去了南京。儿子坐的是大巴，不是船。大巴比船快，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再后来，儿子坐高铁。从宝应到南京，高铁不到两个小时。更快了。

——高铁快，但高铁上不让抽烟。我儿子不抽烟，他不觉得。可我抽。我要是坐高铁，得憋一路。还是坐船好。船慢，但能在船尾抽烟，看着水，看着两岸的树。现在船也不让抽了，说是污染。都不让抽了。哪儿都不让抽了。以前大堤上随便抽，现在也管了。时代变了，抽烟的人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他从大堤上下来，往回走。经过巷口的时候，看见老赵的修车摊还开着。老赵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摆着一辆电动车，正在补胎。老赵抬头看见他，喊了一声：“老陈，吃过了？”老陈说：“还没。”老赵说：“来，坐会儿。”老陈在旁边的凳子上坐下来。老赵一边补胎一边说：“我那包假烟扔了。”老陈没说话。老赵接着说：“你说得对。卖假烟，是自己变了。我修车的手艺不行了，但我不糊弄人。胎就是胎，补的就是补的。假的就是假的。”老陈点了点头。

老赵补完胎，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是利群，十三块的。他递给老陈一根，老陈接了。两个人坐在巷口，一人一根烟，看着巷子里的人来人往。太阳快落山了，巷子里的光变成了橘红色，照在青砖墙上，像涂了一层蜜。

老赵抽了一口烟，说：“你说，以后的人还抽烟吗？”

老陈想了想，说：“不知道。”

老赵说：“我觉得不抽了。我孙子才上初中，他说他们班上没人抽烟。老师也管，家长也管。不像我们那时候，没人管。”

老陈说：“不抽也好。抽烟不是好事。”

老赵说：“那你卖烟？”

老陈沉默了一会儿。他把烟抽完，掐灭，放在脚边的砖头上。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卖烟是我的事。抽不抽是他们的事。”老陈说，“我卖一天是一天。等没人买了，我就不卖了。”

老赵也站起来，把凳子收起来，准备收摊。他看了看老陈，说：“你那店，再开几年？”

老陈说：“开到我开不动的那天。”

老赵说：“那你得保重身体。”

老陈说：“你也是。”

两个人各自回了各自的店。老陈拉开卷帘门，走进店里。他把灯打开，日光灯嗡嗡响。他坐在柜台后面，看着柜子里的烟。那些烟摆得整整齐齐的，红的绿的黄的，像一排沉默的士兵。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他从抽屉里拿出那个铁皮盒子，打开盖子，把里面的烟头倒出来，数了数。一共三十七个。这是他戒烟以后攒的。一天一根，三十七天。他把烟头又放回去，盖上盖子，放回抽屉。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货架前面，把那些落了灰的商品整理了一遍。方便面，火腿肠，矿泉水，打火机。打火机还有一盒，二十个。以前打火机卖得快，抽烟的人多，一天能卖好几个。现在一个月卖不出去一个。他把那盒打火机拿下来，擦了擦，放在柜台最显眼的位置。不管有没有人买，摆着好看。

他回到柜台后面坐下来，拿起今天的报纸。报纸是昨天的，上面有天气预报，有本地新闻，有一版是广告。他翻到广告版，看见一则消息，说城东新开了一家大型超市，生鲜、百货、烟酒，一应俱全。他把报纸折起来，放在一边。

——大超市也卖烟。他们卖得多，进价便宜。我卖一条赚两块钱，他们卖一条能赚五块。怎么比。比不了。可我不跟他们比。他们有他们的卖法，我有我的卖法。我的卖法就是坐在这儿，等人来。来一个人，聊两句。买不买都行。以前的人买东西，喜欢跟人聊。现在的人买东西，喜欢自己看。不一样了。

晚上九点半，老陈准备关门。他把门口的塑料筐搬进来，把卷帘门拉下来，锁上。他走到店后面的小间里，洗了把脸，坐在单人床上。床很硬，垫着两层棉絮。他坐了一会儿，听着外面的声音。巷子里很安静，只有远处运河上的船笛声，偶尔响一下，闷闷的，像一个人在叹气。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铁皮盒子，打开，把里面的烟头倒出来，又数了一遍。还是三十七个。他把烟头放回去，盖上盖子。然后他躺下来，闭上眼睛。他想起了今天来买烟的老太太，想起了老赵，想起了那条中华，想起了红梅。他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闹钟响了。老陈睁开眼睛，穿好衣服，走到前面，拉开卷帘门。天刚亮，巷子里有人在走动。他搬出塑料筐，打开灯，坐在柜台后面。第一个客人来了，买了一包盐。第二个客人来了，买了一瓶水。第三个客人来了，买了一包利群。老陈给他拿烟的时候，看见他手上的茧，是老茧，厚厚的。老陈问：“干工地的？”那人说：“嗯。六合的。”老陈说：“六合不远。”那人说：“不远。坐大巴两个小时。”老陈说：“高铁快。”那人说：“高铁贵。大巴便宜。”老陈点了点头，把烟递过去。

那人走了以后，老陈坐在柜台后面，看着门口。阳光从门口照进来，照在柜台上的那包利群上。烟盒是绿色的，上面印着“利群”两个字。他看了很久。然后他把那包烟拿起来，放回柜子里，摆正。

他站起来，走到店门口，靠着门框。巷子里的老槐树还在掉叶子。叶子落在地上，被风扫到墙根。远处，运河大堤上的柳树绿着，水淌着。船笛声响了，闷闷的，从水面上飘过来。老陈站在门口，看着巷子尽头。他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回到柜台后面，坐下来。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点上。他抽了一口。烟很淡，利群的味道。他把烟夹在手指间，看着烟雾升起来。烟很直，到了上面才散开。他想，这根烟抽完，就再点一根。今天还有一天。明天还有一天。后天还有一天。开到开不动的那天。烟难卖了。可他还坐着。柜台还在。巷子还在。运河还在。他还在。

——烟难卖了，不是钱的事。是一个时代结束了。那个时代里，人们在巷子里买烟，在柜台前聊天，在门口抽烟。那个时代里，烟是硬的，人是熟的，日子是慢的。那个时代里，我还年轻。我老伴还活着。烟还卖得动。现在，时代走了。老伴走了。烟卖不动了。可我还在这儿。我守着的，不是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最后一点影子。影子还在，我就还在。

读者朋友们，你身边有没有这样开了几十年的老店？你有没有在某个小店里买过一包烟、一瓶水，顺便和店主聊过几句？那些店还在吗？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故事。也许，你记得的那个人，也还在某个巷子里，守着一个柜台，等着有人推门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