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豫，播客时代的“神父”

嗅态

嗅产业冷暖，见人间百态

作者 | 石灿

2025年12月14日，周日，成都，《岩中花述》新书分享暨签售会。

最早的一位读者，早上8点10分就到了现场排队领号。下午2点，分享会开始。此后的签售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半。商场已经打烊，灯关了一次又一次，队伍仍然没有散。

很多人走到鲁豫面前，带来的不只是一册等待签名的书。有人说起事业和学业上的困惑，有人讲爱情和家庭里的难题，还有人说着说着掉下眼泪。一个人说完，下一个人走上来。几个小时里，鲁豫俯下身听，回应几句，再给对方一个拥抱。

四个月后，2026年4月15日，陈鲁豫在成都举办的第十三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主论坛上，回忆起那天的盛况。按照媒体当时的报道，鲁豫说，那天她“可能拥抱了上千个年轻的男孩和女孩”。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和我做的节目是真真实实的带给了很多人陪伴、温暖、鼓励，让他们在特别困惑迷茫的时候，好像我拉了他们一把，甚至在很多人觉得黑暗的时候，可能给他们照了一束光。”鲁豫说，“我从来没有觉得做节目、做内容可以有如此伟大的意义感。”

众人抱来的四册《岩中花述》源自一档同名播客。截至2026年9月30日，《岩中花述》在小宇宙的订阅量达到450万，累计更新87期。另一档视频播客《陈鲁豫·慢谈》也在快速增长。B站账号已有约232万粉丝，节目合集播放量超过7600万。做了三十多年人物访谈以后，鲁豫又一次回到公共讨论的中心。

但是，单用“翻红”很难解释这种变化。近几年，鲁豫自己先松了下来。那个过去把个人感受捂得严严实实的人，开始讲自己的经历了；那个把主持人当成纯粹服务者的人，也承认自己的判断同样有分量。坐在桌前的嘉宾不再只是回答问题，鲁豫也不再只是递话筒。

演播室里的关系随之改变。镜头架在面前，红灯亮着，节目上线会涌入数百万人；谈话的心理距离却在缩短。越来越多嘉宾交出尚未整理好的经历，听众也愿意花两三个小时旁听。

舆论习惯了快速定性，几句话、一段经历，转眼就被简化成标签示意众人。世界四处都在审判，鲁豫反倒成了那个让人敢卸下防备的“世俗神父”。

播客当然不是告解室，鲁豫也不掌握任何赦免权。主持人与神父两个身份之间真正相似的，是她把表达的空间给对方腾了出来，把自己的喜恶与评判藏在了看不见的地方。几个小时的长谈下来，她由着嘉宾把话题绕远、停顿、沉默，也容得下对方承认矛盾、软弱与没有答案。聊到深处，鲁豫甚至会先交出自己的困顿与伤痕，换取一种更平等的信任。

类似的谈话节目并不负责解决现实中的难题，却常常让人舒展一口气。在一个急着下结论的时代，鲁豫给出的，是一个不急着裁决对错、让人能喘口气的第三空间。

闭嘴的敬意

鲁豫对话作家张春的节目是在2024年5月上线《岩中花述》的，共有85分钟。截至2026年9月30日，当期节目在小宇宙的播放量超过670万，评论数量有1.9万条，其中一条评论写到：“一定要努力忍到长大，接触到更大的世界后，所有看法都会变得多元，会发现自己的各种自我怀疑否定都是正常的，有机会把自己再重新养一次。”

话题顺着评论区的文字，不知不觉跟着张春淌回了童年。小时候，张春总是战战兢兢，坐在老家房间的窗前，竖起耳朵听周围的动静，害怕有人走到门口。长大以后，张春又习惯满足周围人的期待，很长时间无法原谅不够完美的自己。谈话继续往前走，抑郁、死亡，以及人生最难熬的几年，也慢慢被摆到了桌面上。

临近收尾，张春反问鲁豫：“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尽管现在你比较敞开，但是你依然是那个主持的角色，嘉宾还是主要被了解、被讲述的对象。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几乎没有怎么做被观察、被注视、被讲述的对象。你会，寂寞吗？”

“你这是个好问题。”鲁豫说，“我跟同行、朋友们聊过，我们都觉得，主持人很多时候其实有点像服务行业。做主持人的人，多少都会有一点讨好型人格，总习惯把别人放在前面。这份工作做久了，会慢慢习惯把自己隐去。但这种隐去不会让我觉得委屈、不甘，或者因为没有被看见而寂寞。没有。因为当我把自己隐去，让对方充分呈现出来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我的任务完成了。但是，我慢慢也会有一些改变，我现在在播客里也有一些表达。”

“那你的生活，你觉得幸福吗？”张春追问。

“我觉得幸福是一个被过高评估的词，overrated。它会给人带来很多困惑，也会制造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人不需要每天都过得很幸福。每天能够怡然自得，很平静，很舒服，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好了，那才是需要达到的一种状态。非要让自己每天都呈现出一种幸福的状态，就跟一个人每天都很嗨一样，其实是很恐怖的。”鲁豫答。

张春问的是寂寞，鲁豫回答的却是一个主持人如何处理自己的存在感。她习惯退到阴影里听别人讲述，因而，“少说”也成了刻在骨子里的本能。

早年《鲁豫有约》红火时，中国传媒大学学者翁佳曾对这档节目做过研究，统计显示，在节目谈话时间里，鲁豫说话最多占20%，最少只有5%左右；受访者则占到80%至93%。

后来短视频大行其道，网络热衷于切片造梗，“真的吗”“我不信”配上几张截图，被抽离出语境疯狂传阅，大众便用几秒钟草率地定义了鲁豫。

但把节目重新拉回几十分钟甚至更长的完整访谈，就会发现她的工作逻辑其实极简：把舞台让出来，把嘴闭上，把耳朵递过去。

只是，这并不等同于她天生擅长交心。鲁豫自己也承认，过强的边界感有时是一堵高墙，挡住了那些原本可以探得更深的追问。这种渗入骨髓的谨慎，早在青年时代就埋下了病根。

鲁豫曾用“特别害怕造次”形容自己，“我特别害怕冒犯别人”。这种谨慎也留在早年工作的痕迹里。上世纪90年代末在香港主持《凤凰早班车》，鲁豫每天凌晨4点多起床，到台里后，要在很短时间里读完香港当天的晨报，把十几份报纸里的新闻消化、记住，再走进直播间，用自己的话把新闻说出来。

有一回赶上台风，上班路上的风大到人站不稳。鲁豫抱住街边的一棵树，等风稍微过去，再瞄准下一棵树往前走。一路这样挪到公司，惦记的是不能迟到。很多年后回忆这件事，鲁豫说，那是一个新人面对机会时的选择，“我会紧紧抓住”。

到了人物访谈的世界里，鲁豫依然保持着早年直播留下的职业习惯。准备尽可能做足，差错尽可能提前排除，任何可能失控的地方都要留有余地。多年高压直播练出的谨慎，已经变成一种近乎本能的职业反应。

她从不热衷于急吼吼地替别人的人生提炼金句，更不喜欢在对方情绪决堤时，居高临下地补上一记致命的问题。对方把话讲岔了，她就耐着性子跟着在岔道上多溜达几步。搁在讲求节奏和抓马冲突的电视黄金时代，这种做法很容易被诟病为拖沓、平庸，甚至显得不够锋利。直到播客时代来临，时间的刻度被无限放宽，这个昔日电视工业里的“劣势”，反而成了最让人松弛下来的空气。

在《岩中花述》里，鸟鸟讲起童年被双职工父母锁在家里的空旷与恐惧，讲起寄宿学校里无声的孤立排挤，以及成年后依旧挥之不去的容貌焦虑。舞台上的鸟鸟，必须把血淋淋的个人经验精心包裹成逗乐观众的脱口秀段子；但在鲁豫面前，段子上的包装纸被一层层剥开，重新露出了生活粗粝的原貌。节目最终没有刻意安排一个“丑小鸭逆袭”的大团圆结局，而是用了鸟鸟自己的那句话作为标题——《没有魅力的人，也值得拥有世界》。

真正的心里话，是无法靠咄咄逼人的盘问给“逼”出来的。家庭的暗面、私密的羞耻、骨子里的自卑、隐秘的疾病与不堪的落败，这些都是一个人精心构筑的防御要塞。嘉宾坐在那儿，眼睛一直在打量对面的人：我说出这句话，会不会被你轻佻地评判？我讲到一半哽咽停顿，你会不会为了赶进度，急不可耐地扔个新问题把沉默砸碎？

鲁豫将自己当下的状态概括为“平视”。

用不着仰视那些顶着光环的来客，更没必要端着架子，通过刁钻的设问来彰显自己的高明。慢慢地，她身上长出了一种很难被数据量化的“职业信用”。提纲可以熬夜背熟，但一个人愿不愿意把最脆弱的软肋交到你手上，需要漫长岁月的摩挲与沉淀。

外界有时会觉得她身上有种“听告解”的气质。但她其实从不充当解题人，也极少居高临下地指点迷津。更多的时候，她只是像个沉静的容器，让那些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启齿、在吵闹网络里无处安放的话，在两副麦克风之间，踏踏实实地多停留了一会儿。

迟来的敞开

陈鲁豫出生在上海，成长于北京，1988年，进入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国际新闻专业。老师教过一句话，陈鲁豫记了很多年：“你们要报道新闻，而不是成为新闻。”

这句话成了她职业生涯的一道紧箍咒。无论是在央视初试啼声，还是在凤凰卫视见证风云变幻，抑或是后来坐在《鲁豫有约》标志性的黄沙发上，她始终把主角的位置端端正正地留给对面的人。她把自己的喜怒哀乐死死收在胸腔里，情绪不外溢，经历不声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众眼中的鲁豫几乎等同于一种绝对的“专业仪器”——懂得何时隐匿，懂得何时将舞台全盘让渡给时代的情绪。

但克制久了，人会养成一种惯性，甚至是一种内耗式的自我抹杀。

2024年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鲁豫回头打量自己走过的大半生，坦言长期的不表达会让人变得麻木：当你总觉得自己那点感受微不足道、没必要说时，久而久之，你甚至会怀疑自己身上还有没有值得被表达的内容。

她把自己藏得太好、太深，直到人生的下半场，才冷不丁冒出一个疑问：藏得如此密不透风，真的有必要吗？

困惑积攒到47岁，周遭熟悉的秩序开始松动，事业也撞上了停滞期。有一天晚上，鲁豫起夜去洗手间，事情办完，整个人还懵懵懂懂的，踩着拖鞋走回房间睡觉。就在穿过走廊的那几步路里，脑子突然清醒过来。她冷不丁意识到，自己当下遇到的所谓瓶颈，最大的原因其实是从不表达自己，从没让别人看到她身上更多的可能性。而这一切，全被过往那套刻板的新闻训练给束缚了。

2024年2月，在电影《热辣滚烫》上映前夕，鲁豫与贾玲的一次对谈中，鲁豫说：“那天见面聊天的时候，你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你说，我第一次正视我的才华。我就想，难道你不知道自己有这些才华吗以前？”

“我知道。”贾玲说，“但是我没有去正视过它们。”

“为什么没有去正视过它？”鲁豫问。

“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就是你越成功你越觉得，我也许是不是不配得到这些。你总质疑自己。我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我就会有这种感受。我心想完了，怎么办？让观众如果发现，我不是无时无刻好笑，观众会不会不喜欢我了？我没有观众想的那么可爱怎么办？你每天都会很焦虑。我看了那本书以后才发现，有好多的人，它不关乎于男女，都有，越成功，他就会越有一种我的才华配不上我现在的成果。我就感觉在那本书里，好像找到了很多同类，然后我就开始树立自己的自信。”贾玲说。

鲁豫追问：“怎么树立？”

“我就回忆我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情，受到的大家的夸赞。”贾玲说，“以前大家夸我，我都会（说），哪有啊，我都是幸运。现在大家夸我的话……我会接受。”

经过这番对谈，反而把鲁豫拯救了。她在播客节目《展开讲讲》里提到，除了主持以外，她的写作、翻译，以及对世事的判断，全都是实实在在的本事。人没必要一辈子都生活在阴影里。

岁月的沉淀同样改变了她打量世界的目光。年轻时的鲁豫信奉锋利的意志力，聊起女性困境，总带着几分“只要你够拼就能破局”的激进与笃定。可上了年纪之后，她渐渐不再对别人的人生指手画脚了。每个人的原生家庭、受教底色、生存缝隙各不相同，同一片风雪砸下来，分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她把这种温和的退让总结得很轻，也很重：“大家都很不容易。”

播客《岩中花述》的到来，像是一把恰逢其时的钥匙，替她打开了一扇紧闭多年的窗。

音频播客也卸掉了演播室里的很多规矩。多数嘉宾身在外地，鲁豫与对方隔着网络见面。没有出镜的要求，鲁豫不必化妆，有时连袜子也不穿，就光着脚坐下来聊天。她在界面新闻的报道中形容，私密的环境会让身体先放松下来，人的表达也会跟着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听七堇年聊起横断山脉的徒步与荒野，鲁豫会很坦白地承认自己是个被城市驯化的人；听朱天文娓娓道来那些穿尘而过的往事，她听着听着眼泪就掉了下来，甚至毫无顾忌地坦承：“把我说哭了，您是第一个把我说哭的。”

那些在传统电视时代必须被掐掉的失控与脆弱，如今都被她安然地留在收音轨里。她不再端坐于“审问者”的岸上，而是跳进水里，用自己的伤痕去碰对方的隐痛。

算起来，她过去这一两年的自我表达，竟盖过了此前二三十年的总和。这不是性情突变，而是她终于与内心的倾诉欲达成了和解——表达自我，从来不是一件可耻或需要被戒断的事。

从某种程度说，做播客是对她电视生涯的一种温柔补偿。当年录两小时节目，最后必须被剪辑刀生硬地剁成40分钟的快消品，那些迷人的走神、意味深长的叹息，统统被当成废料扔掉。而在播客的旷野里，谈话可以迷路，可以顺着一星半点的记忆飘去天涯海角。

更值得注意的是，音频播客《岩中花述》的标题本身已经形成了一套“告解—解释—宽宥”的文本系统。《命运无常，我有常》《没有魅力的人，也值得拥有世界》《有些艰难无法走出，我始终与其共处》《我不优秀，但我依然是一个胜利者》《从前要如我所愿，现在接受如其所是》……这些标题很少在告诉听众“这个人取得了什么成就”，更像是在回答另一个问题：一个人究竟该如何看待自己的失败、衰老、孤独、创伤、普通和命运？

鲁豫身上的分寸感与倾听习惯依然存在，甚至更强了，只是如今，坐在麦克风前的那个人，不再只是一具负责提问的剪影。她允许自己占有一段时长，也欣然允许听众在聆听世界的同时，真真切切地看见一个有血有肉的陈鲁豫。

当提问者本人也带着半生的困顿、脆弱与自我怀疑坐下来时，交谈就不再是一场精打细算的盘问，而变成了两个跋涉过同一场风雪的人在辨认彼此的脚印。

留白的房间

易立竞坐在《陈鲁豫·慢谈》的演播室里，聊起1993年只身离开家乡北漂。那时，北京不是移民城市，她受到了地域上的歧视，没有稳定输入，饭吃不饱，睡觉还要被房东吼。

易立竞特别喜欢作家莫小米。莫小米写过一篇文章叫《老家》，“老家是一个你离开之后才会拥有的地方，我就把那篇文章工工整整地抄在我的日记本上，我在很多年间，我都需要翻出那篇东西，在我觉得说，好难呐……就觉得说……”

话到此处，易立竞的话语微颤，声音沉了下去，她低头停住，眼眸泛光，舌唇蠕动，没再出声。

鲁豫坐在对面，咬了一下嘴唇，眼睛泛光，没有试图去“救场”，甚至没伸手递一张纸巾。摄像机静静转着，收音筒里只剩下细微的呼吸声。整整十七秒，房间里一片寂静。

“我也不知道我还会再心疼那个小孩……我以为早就翻篇了。”易立竞右手抽了张白色卫生纸，左手揭开眼镜框，用纸擦了擦左眼角的泪水。

节目上线后，有听众留言说，“这时候的沉默真的震耳欲聋”。

在传统电视语境里，十七秒是不可承受之重。电视制作是按秒剪裁的流水线，镜头前的空白往往等同于“事故”和流失率，后期剪辑会毫不犹豫地把沉默咔嚓剪掉。但《慢谈》把这十七秒完整地留了下来。那种原本属于人与人交谈时最自然不过的停顿，第一次被当作内容本身，端端正正地放进了正片里。

不知不觉间，两三个小时成了这档节目的常态。易立竞一期聊了两个多钟头，窦文涛那期将近三小时，戴锦华聊了两个半小时，到了姜思达那期，时长干脆直奔四个小时而去。

把时间狠狠拉长，其实是一种温和的“拆防”。任何人在公共镜头前都有本能的防御机制，但没有人能带着全副武装连轴转上三四个小时。背熟的公关故事、讲过上百次的人生段子，总有说完的时刻。一旦预设的脚本见底，人的思绪就会自作主张地往隐秘处漫游。

空间的气质也随之调转。没有花哨的环节，没有紧绷的流程卡，两杯水，几支麦克风，话题就顺着呼吸的节奏往前淌。镜头当然还在那儿，红灯闪烁，谁都知道未来会有成千上万的眼睛凝视这段对话，但在漫长的时间浸泡里，演播室那种冷冰冰的器械感被一点点磨钝了。

到了远程连线的《岩中花述》，这种松弛甚至被推得更远。隔着冷冰冰的屏幕，两人各自蜷在自己最熟悉的书房或卧室里。鲁豫琢磨过这种微妙的心理：物理上的隔空相望，有时候反而比促膝长谈更让人敢开口。没有打光板的烘烤，没有四周工作人员蹑手蹑脚的注视，身体先舒展开了，戒备心也就悄悄卸了下来，话语言谈才松弛。

公开媒介与私密对话，就这样奇妙地折叠在了一起。麦克风前的受访者清楚地明白这是在面对公众，神态与语调却逐渐滑向了深夜客厅里的长谈。那些被聊透的东西，往往脱离了世俗意义上的“新闻点”——一个人怎样别别扭扭地同父母和解，身体如何一天天觉察到衰老，或者为什么心里始终放不下一件极小的委屈。

在聊到李翊云的那期里，谈话漫到了人世间最沉重的那一部分。李翊云没有顺应主流叙事去给出一个“走出阴霾、重见阳光”的励志范本，她只是平平静静地承认：有些痛楚你根本无法解决，你赢不了它，只能学着同它终生共处，靠每天淘米、做饭、写字这些具体而微的小事，把自己锚在生活里。

节目也没有为了迎合受众去硬造一个光明的收尾。有些困境生来就没有答案，聊到那儿，停在那儿，就很好。

在这套场域里，鲁豫承担的角色，早已超越了早年电视黄金时代里那个熟练穿针引线的主持人。她面对的不再是“怎么把嘉宾的嘴撬开”，而是更微妙的心智较量：一个人愿意把内心多深的故事显露出来？什么时候可以推一把，什么时候必须悬崖勒马？

外界常说深度访谈就像“告解室”，但这绝不等于握着一把手术刀，非要把人剖得鲜血淋漓、掏空所有秘密才算过瘾。鲁豫身上那股曾被反复调侃、甚至被视作保守的分寸感，恰恰成了这间屋子里最珍贵的安全阀。

真正好的告解室，并不是一定要让对方把伤口掀开给观众看。知道那里有一道伤口，却允许对方绕过去，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克制。

她深知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能够向世界袒露的裂隙是有限度的。越是往人性的深水区走，底线和边界反而越要咬得紧紧的。对面的人可以放下戒备，去触碰那些平时羞于启齿的创痛；但当他们走到悬崖边、决定把最后一点尚未准备好示人的脆弱留给自己时，鲁豫能敏锐地察觉到那道隐形的警戒线，然后轻巧地收住脚步。

让倾诉者体面地停在想停的地方，或许才是一场真正成熟的谈话，留给彼此最后的善意。

迟到的回响

很长一段时间里，互联网认识的都是一个被切碎的陈鲁豫。

“真的吗？”“我不信。”几张截图，十几秒视频，脱离了完整谈话反复流传。几十分钟节目里原本的铺垫、试探和语境都被拿掉，只剩下最容易传播的表情和句子。很多人甚至没有完整看过一期《鲁豫有约》，却已经通过几个片段认识了鲁豫。

短视频兴起以后，这种传播方式变得更加普遍。内容越来越快，开头要抓人，冲突要尽早出现，一句话最好马上能听懂，一个人也最好能够迅速被归类。鲁豫偏偏不是这样的主持人。她习惯少说，愿意等，也允许对面的人慢慢把话说完。很多问题抛出去以后，她并不急着马上得到一个漂亮的答案。

这种节奏曾经显得缓慢。到了播客时代，慢反而重新有了价值。

小宇宙公布的一组行业数据显示，平台一年内新增了数万档播客，中文播客听众规模已然破亿，仅“自我成长”这一类内容的年播放时长就冲上了80亿分钟。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做过观察，动辄两三小时的超长音频，以及评论区里上百字的人生自白，在播客生态里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短视频并没有垮掉，但长音频硬是在效率至上的水泥缝隙里，凿出了一块安稳的自留地。原因其实很简单，算法可以把信息压缩成秒，人却没办法把日子过成切片。那些关于家庭的暗涌、职场的停滞、衰老的恐慌，乃至对自我价值的反复叩问，根本塞不进一分钟的脚本里。很多事情哪怕掏出三四个小时推心置腹，最后依然一团乱麻。内容流水线把转速拉得越快，容纳完整呼吸的容器反而越珍贵。

风向转过来的时候，鲁豫身上那些曾被视作“毛病”的特征，忽然有了新的解释。

不急于下定义，抽掉了对话里的火药味与审判感；骨子里那份常被人诟病的防备与边界感，反倒在无形中给对面的人立起了一道防风墙；至于长时间沉默着听人倾诉，在电视机里是让导播抓狂的节奏拖沓，放进耳机里，却成了当代人最稀缺的陪伴。

鲁豫自己也变了。她把人生后半程生发出来的倾诉欲，与早年刻进骨子里的克制缝合到了一起。她依然谨守边界，但不再死死抿住自己的观点；她依然把大部分光芒留给对方，却也乐于摘下一两段自己的隐痛，平实地递过去作为照应。

这种转变，刚好撞上了听众无处安放的心绪。

在现实的社交网里，每个人都在小心翼翼地修剪羽毛，职场要求情绪稳定，家庭要求尽职尽责。许多人从早说到晚，嘴皮磨破，却几乎找不到半个钟头去诚实地拆解自己的一地鸡毛。听两个人在耳机里漫谈几小时，成了一种隐秘的情感代偿。嘉宾聊起寄宿学校里的排挤，听众会猛地撞回自己的青春期；有人谈起父母的衰老，评论区里便排队淌出成百上千个家庭的叹息。节目表面上是在给特定的人画像，私底下流淌的，却是无数普通人无处投递的经验。

在这张声音的网络里，鲁豫、嘉宾与听众，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谋。鲁豫卸下了一部分铠甲，嘉宾借着冗长的时光重新打捞真实的自我，而戴着耳机的陌生人，则在别人的故事里摸索着理解自身生活的字眼。三方谁也没有刻意去迎合谁，最后却在同一处站台不期而遇。

今天人们重新拥抱鲁豫，倒也不必拔高成互联网的一场“集体迟到道歉”。

事实是陈鲁豫往前迈了一步，媒介的河流也刚好拐了个弯。一个走过半生的专业媒体人，终于愿意把自己从壳子里放出来一点；而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快节奏消耗之后，市场也终于孕育出一批愿意把整个下午耗费在长谈里的受众。

可是，她哪有什么赦免人的本事呢。无非是对面坐着的人敢撂底子，她能安安静静接住。声音传出来，外面的人就从里面认出了自己的难处。一期两三个小时的播客，能让人从头听到尾，也就是靠人跟人贴近时，这点重新聚起来的体温。

资料说明：

本文写作参考陈鲁豫近年来公开对谈、演讲及节目内容，包括《岩中花述》《陈鲁豫·慢谈》《展开讲讲》等；部分人物经历及行业数据参考《南方周末》、界面文化、《南风窗》《经济参考报》等公开报道。文中涉及节目数据，以小宇宙、哔哩哔哩等平台公开信息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