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朋友二十二岁得艾滋病走了，我劝你：有些错犯一次，一辈子就毁了

我朋友二十二岁得艾滋病走了，我劝你：有些错犯一次，一辈子就毁了。

说这话的是老周，我们小区门口修鞋的。他说这话的时候，锥子正扎在一条裂了口的皮鞋底上，没抬头。我问他还记得那人长什么样不。他拿锥子往头发里蹭了蹭，说记得，怎么不记得，单眼皮，下巴上有个痦子，笑起来左边嘴角有个酒窝，只一边有。他说那人叫小凯，是他老家堂哥的儿子，喊他叔。

我说二十二，太年轻了。老周把鞋翻过来，拿锉刀蹭边儿，说年轻不年轻的，摊上了就是摊上了，跟年纪没关系。他说小凯那孩子，初中没念完就出去了，先是在县城给人洗车，后来去省城，再后来去了南方。头几年过年还回来，穿得人模人样的，给他爸买酒，给他妈买羽绒服。后来有一年没回来，说厂里加班。再后来打电话就少了，他爸打过去，十回有八回不接，接了也是说两句就挂。老周说那会儿堂哥还跟人显摆，说孩子忙，挣大钱呢。说到这儿老周停了一下，锥子拔出来，拿牙咬断线头，说你品品，当爹的到死都不愿意往那方面想。

我说那后来怎么知道的。老周说小凯自己回来的。那年秋天，十月份，天还没冷透，小凯拎着个蛇皮袋子站在他家门口，瘦得脱了相，眼窝子陷进去，嘴唇干得起了皮。堂嫂开的门，愣是没认出来。小凯叫了声妈，堂嫂手里的搪瓷盆咣当掉地上，水洒了一地。老周说他后来听堂嫂讲，小凯回去那天晚上，一家人谁也没睡。小凯跪在地上，头磕得咚咚响，说爸妈我对不起你们。他说他在外面跟人乱搞，染上了，查出来两年了，一直吃药，不敢说。现在药也压不住了，身上开始烂，实在撑不住了才回来的。堂哥坐在门槛上，抽了一宿的烟，天亮了才说了一句，回来就好。

老周说从那以后，小凯就在家待着，哪儿也不去。村里人问起来，堂哥就说孩子身体不好，回来养养。可哪有不透风的墙。先是村东头老李家的媳妇，跟堂嫂一块儿赶集，问你家小凯是不是在外面得了那个病。堂嫂说没有的事。后来村西头开小卖部的赵麻子，看见小凯去拿药，回来说那药盒上写着什么什么韦，他上网查了，是治那个的。再后来，就没人上堂哥家串门了。小凯以前那些同学，本来还来看看，后来也不来了。堂嫂去井边打水，旁边洗衣服的几个妇女，看见她来，端起盆就走了。她说有一回，小凯坐在院子里晒太阳，隔壁邻居家的小孩扒着墙头看，小凯冲他笑了笑，那孩子哇一声哭了，跑回去跟他妈说，那个病叔叔冲我笑。当天晚上邻居就过来敲门，说你家孩子能不能别在院子里坐着，吓着我们娃了。堂哥一句话没说，把门关了。老周说他堂哥后来跟他讲，那晚上小凯在屋里哭，声音压得很低，跟猫叫似的，他在隔壁屋里躺着，枕头湿了一大片。

你说这怪谁。老周拿锤子敲鞋掌，当当当，敲完了说，怪小凯自己？怪。可你想想，一个十几岁就出去打工的孩子，谁教过他。老周说小凯跟他讲过，在南方那个厂里，宿舍住八个人，下班了没事干，有人带他出去玩。头一回他也不愿意，后来架不住人劝，说没事，就一回。再后来就收不住了。小凯说那会儿年轻，觉得天塌下来有地顶着，哪知道天真的会塌。老周把鞋举起来对着光看，说这话我信，年轻人嘛，总觉得坏事轮不着自己。你劝他，他还嫌你啰嗦。可有些错，犯一次就够了，真的就够了。

我想起老周自己。他年轻时候在老家农机站，后来站里倒了，他就出来修鞋，一修修了三十来年。他老伴前年走的，脑溢血，早上还说中午吃啥，中午人就没了。老周说他现在一个人，早上出摊，晚上收摊，回去热点剩饭，喝二两酒，看看电视，一天就过去了。他说他不怕死，就怕病，怕那种拖拖拉拉的病，自己受罪，还拖累人。他说小凯最后那段日子，堂嫂天天给他擦身子，背上烂了一片，擦一下小凯抖一下，堂嫂眼泪就掉一下。堂哥去镇上买药，药店的人说这个药没有，得去县里。堂哥骑摩托去县里，路上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回来一瘸一拐的。小凯看见他爸那样，说爸你别去了，我不治了。堂哥说放屁，砸锅卖铁也给你治。可哪儿有锅可砸，家里那点积蓄早就掏空了。

老周说小凯是第二年开春走的。走的那天晚上，堂嫂给他喂了半碗小米粥，小凯说妈你做的粥真香。堂嫂说你好了妈天天给你做。小凯笑了笑，就睡了。半夜堂嫂去给他掖被子，一摸手，凉的。老周说堂哥后来告诉他，小凯走的时候眼睛没完全闭上，留了一条缝。堂哥伸手给他合上，合了两回才合上。堂哥说他知道，孩子是放不下他们。

你说人这一辈子，图个啥。老周把修好的鞋装进塑料袋，放在一边，又拿起另一只。这只鞋底磨得厉害，得换。他拿刀裁皮子，裁了半天裁不齐。他说他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就想小凯要是没出去，就在县城找个活儿，娶个媳妇，生个娃，现在孩子也该上小学了。可这话说得轻巧，老家那地方，种地不挣钱，打工又只能去远处。他说他们村像小凯这样的，出去十个，回来八个，剩下两个，一个不知道在哪儿，一个永远回不来了。你算算，这笔账到底该算在谁头上。

我说那村里人现在提小凯不。老周说提，怎么不提，当反面教材提。谁家孩子要出去打工，大人就说你可别学小凯。老周说他听着这话心里堵得慌，可又不知道堵在哪儿。小凯是错了，可拿他说事儿，好像也不对。他说有一回他在摊上，听见两个老太太聊天，一个说我孙子要去深圳，我死活不让，另一个说对对对，你看老周家那个侄子，不就是去深圳去的。老周说他在旁边听着，手里锥子差点扎手上。他想说两句，张了张嘴，又咽回去了。说什么呢，说小凯其实是个好孩子？没人信。说小凯是被人害的？也没人信。

老周说他堂哥堂嫂现在还在老家，种着几亩地，养了十几只鸡。过年他回去，堂哥给他倒了杯酒，说小凯走了一年了，地里的玉米收了两茬了。老周说那顿饭他吃得没滋味，堂嫂在旁边坐着，也不说话，就纳鞋底。针扎进去，拔出来，再扎进去，一下一下的。老周说他知道，堂嫂纳的鞋底是小凯的尺码，每年都纳一双，纳好了放柜子里，也不穿，就放着。

我说那你还劝人吗。老周说劝，怎么不劝。他修鞋这些年，什么人都见过。有小伙子带着姑娘来修鞋，两人腻腻歪歪的，他就多说两句，说年轻人，别光顾着高兴，有些事得想清楚。有打工回来的，穿着光鲜，说话口气大，他也多两句嘴，说钱挣多挣少先不说，身体是自己的。老周说人家听不听是人家的事，他说不说是他的事。他说他也不想当什么好人，就是觉得有些话，总得有人说。

旁边卖烤红薯的老刘头凑过来，说老周你又讲你那侄子呢。老周说嗯，讲一遍心里舒坦点。老刘头说你这鞋修完了没，我等着收摊呢。老周说快了快了，把最后几针缝上，剪断线，拿起来看了看，说这鞋还能穿两年。他把鞋放进塑料袋，递给等鞋的那个人。那人问多少钱，老周说五块。那人给了钱，拎着鞋走了。老周把钱揣进兜里，开始收摊。他把锥子、锤子、锉刀一样一样放进工具箱，把没修完的鞋装进蛇皮袋，把小板凳折起来。天快黑了，路灯还没亮。老刘头推着红薯车走了，剩老周一个人。他把工具箱绑在自行车后座上，跨上车，说走了啊。我说你路上慢点。他没回头，摆了摆手，骑远了。

我站那儿看了一会儿。修鞋摊那块地方空了，地上掉着一小截皮子，还有几根线头。风一吹，线头滚了两滚，卡在砖缝里。我把那截皮子捡起来，扔进旁边的垃圾桶。垃圾桶满了，盖子合不上，就那样张着嘴。楼上有户人家开了灯，黄的，窗帘没拉严，能看见一个人影在晃。不知道谁家在做晚饭，油烟味儿飘下来，混着垃圾桶的酸味儿，说不上好闻，也说不上难闻。我站了一会儿，觉得有点凉，就上楼了。进屋把门关上，屋里静得能听见冰箱嗡嗡响。我坐沙发上，把电视打开，一个台一个台地换，最后停在哪儿算哪儿。屏幕里有人在笑，笑得很热闹。我把遥控器放下，坐着没动。钟走了好几格，我还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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