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孽缘！为返城瞒着大肚子走人，留下两个烤土豆和一封信

本文章选取一位知青分享的故事，文章内容有优化修改，请理性阅读。

那颗铜扣我一直带在身边。从靠山屯到县城，从县城到火车站，从火车站到城里那间逼仄的纺织厂宿舍。四十多年了，铜扣被我摸得发亮，上面那些磨出来的纹路一道一道的，跟刻在掌纹里似的。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就把它攥在手心里，攥着攥着就想起那年冬天的事。

1969年秋天，我从城里到了黑龙江靠山屯插队。火车换汽车，汽车换拖拉机，最后一段路是走着进去的。天阴沉沉的，路两边的白桦树落光了叶子，枝丫像一把把瘦骨嶙峋的手伸向灰白色的天空。我背着铺盖卷，脚上的解放鞋沾满了泥，每走一步都发出噗嗤噗嗤的声响。

知青点还没盖好，队长把我安排到村东头赵大婶家借住。赵大婶给我铺了一床干草，又盖了一领苇席，说：“闺女，先将就着，等开春暖和了，队里给你们盖新房。”那一夜我没怎么睡，听着外面风刮窗户纸的声音，想着城里家里暖和的屋子，心里凉飕飕的。

第二天出去干活，我才知道什么叫冷。北大荒的秋天跟城里不一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手伸出来不到半个钟头就冻僵了。我在地里掰苞米，手不听使唤，掰了半天才掰了一垄。赵大婶家的儿子赵铁柱开着拖拉机从地头经过，停了一下，从驾驶楼里探出头来，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那天是专门绕了一圈来看我这个城里来的知青有多笨的。

再后来就熟了。他话少，不怎么爱搭理人，可干活是把好手，队里的拖拉机、播种机、脱粒机，什么机器坏了都是他修。我挑水摔进水沟那回，他正开着拖拉机从旁边过，跳下来把我从沟里拽上来，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裹在我身上。那件棉袄又沉又旧，袖口磨得发亮，领子上还有机油印子，可里面是暖的。第二天我去还棉袄，发现口袋里有两个烤土豆，用一块蓝布包着，还带着余温。我攥着那两个土豆站在院子里，手心里的热气顺着指缝往上走，一直走到胸口。

那以后我就开始留意他。他给拖拉机换机油的时候，我站在旁边看，他头也不抬地说：“别站这儿，机油脏。”我挪了两步，他又说：“你站那儿挡着扳手了。”我只好又挪回来。他拧紧最后一颗螺丝，站起来看了我一眼，从兜里掏出一块抹布递给我：“擦擦手。”我接过来，上面全是机油味，可我没嫌。

1970年腊月，公社胡主任来队里检查，晚上叫人把我叫到场院去，说让我帮忙写材料。我去了才知道就他一个人，满嘴酒气，凑过来的时候我往后退，退到墙角没地方躲了。门被人一脚踹开，赵铁柱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把铁锹，眼睛瞪得通红。胡主任的脸僵住了，手从我肩膀上缩了回去。我跑出去的时候浑身都在抖，赵铁柱追出来，把铁锹往墙边一靠，把身上的棉袄脱下来给我裹上。我回屋以后才发现棉袄口袋里又有两个烤土豆，用那块蓝布包着。

开春修水库，我搬石头把手掌磨破了，拿布条缠一缠接着干。有一天下雨淋透了，晚上回去就烧起来了。迷迷糊糊的时候，赵铁柱来了，端着一碗黑乎乎的药汤，把我扶起来靠在他肩膀上，一勺一勺地喂。药苦得我直皱眉，他从兜里掏出一块冰糖搁在我嘴里。我靠着他，闻到一股味道，是阳光晒过的机油混着干草的气味，暖烘烘的。我闭上眼睛，心跳得厉害。

五月插秧，我的脚在水田里泡烂了，脚趾缝往外淌黄水。赵铁柱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小瓶獾子油，让我坐到田埂上，他蹲下来把我的脚搁在他膝盖上，用一根细树枝蘸着油，一点一点地涂。他的动作很轻，轻得像在擦什么东西怕碰坏了。我看着他的侧脸，阳光照在他眉骨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1973年秋天，返城的消息下来了。队里拿到两个名额，其中一个分到了我头上。我妈在城里病着，来信催我回去。可我心里放不下赵铁柱。还有一件事，我没跟任何人说——我肚子里已经有了他的孩子，三个月了。

我还没想好怎么办，胡主任又来了。他听说我要走，在队部拍着桌子说不同意，说我的材料有问题，要取消我的返城资格。赵铁柱冲进去一拳打在胡主任脸上，旁边的人一拥而上把他按在地上。他的脸贴着泥地，一只眼睛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无声地说了两个字：“快走。”他的额头磕破了，血顺着眉骨往下淌，可那只眼睛一直看着我，直到我被人拉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拿着办好的返城手续，坐上了去县城的拖拉机。经过村口的时候，我让司机停了一下。我跳下车，跑到赵铁柱住的窝棚门口，推开门，里面是空的。他的铺盖卷还在，枕头上搁着一块蓝布，包着两个烤土豆。我把一封信压在土豆下面，信上只写了一句话：“铁柱，对不起，忘了我吧。”

拖拉机开走的时候，天还没大亮。风从车斗里灌进来，冷得我缩成一团。我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一粒硬硬的东西。掏出来一看，是一颗铜扣。是他那件棉袄上的，什么时候掉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攥在我手里的我也不知道。我把它攥在手心里，攥了一路。

回城后我在纺织厂当了工人，几个月后生了一对龙凤胎，儿子叫念北，女儿叫思乡。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做饭洗衣，累得有时候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夜里常常做梦，梦见黑土地，梦见田埂上的水田，梦见一个人蹲在田埂上给我涂药。

1979年冬天，厂里调来一位新副厂长。那天我正在车间干活，听见有人喊“新来的王厂长来了”。我抬起头，隔着机器看见走廊那头走过来一个人，穿着深蓝的中山装，走路的时候微微低着头。他走到车间门口停住了，站在那里看着我。我手里的纱锭掉了，滚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是赵铁柱。

他走过来，从兜里掏出一张照片。边角已经磨毛了，照片上的姑娘穿着棉袄站在雪地里，是当年宣传干事给我们拍的。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字，是我的笔迹：“等我出息了，去城里找你。”他的手指头按在那行字上，指节粗糙，指甲缝里还有洗不干净的机油印。

我低下头，从贴身的衣兜里摸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是六年前的返城通知书。我展开来，背面也有字，也是我的笔迹：“我有你的孩子了。”

他看完那行字，抬起头看着我。他的眼眶红了，嘴唇动了几下，没说出话。

这时候车间门口跑进来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六岁大，穿着一样的蓝布棉袄。他们站在门口喊妈妈，然后看见了赵铁柱，怯生生地躲到我身后。赵铁柱蹲下来，看着两个孩子的脸。男孩的眉眼跟他一模一样，女孩的眼睛像我。他伸出手，手在发抖。男孩从我的身后探出头来，看了他一会儿，小声叫了一声：“叔叔。”

赵铁柱把男孩搂进怀里，搂得很紧。女孩站在旁边看着，他把手伸过去，把两个孩子都拢在胳膊弯里。他的下巴搁在男孩的头顶上，肩膀一耸一耸的。我站在旁边，攥着那张返城通知书，纸边被我捏得起了毛边。

过了一会儿，他从兜里又摸出一颗铜扣，跟我口袋里那颗一模一样。他把两颗扣子放在手心里摊着，说：“那年你走了以后，我在窝棚里找了好几天。袄子上掉了两颗扣子，一颗都找不着了。后来我在炕席底下翻出一颗，另一颗怎么都找不到。我以为丢在雪地里了。原来在你那儿。”

我低头看着那两颗铜扣，小小的，圆圆的，上面还有棉袄上那种磨得发亮的纹路。他从我手里拿过去一颗，又从自己手心里拿起另一颗，合在一起，放进了自己贴身的衣兜里，扣上纽扣，拍了拍。

窗外的天快黑了，夕阳从车间的窗户照进来，把四个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地上，连成了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