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今天咱们聊一个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物——隋炀帝杨广。一提到他，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词儿是什么？弑父杀兄、荒淫无道、劳民伤财、三征高句丽……反正没一句好话。可历史真就如此简单？一个被骂了一千多年的人，难道身上就没一点闪光之处？今天咱们就一口气看完杨广的一生，看看这位“暴君”到底是不是那么不堪。
杨广，生于公元569年，是隋文帝杨坚的次子。他从小就不是个简单角色。《隋书》记载他“美姿仪，少聪慧”，长得帅，脑子还灵光。更难得的是，他年轻时刻苦读书，写得一手好文章，还能带兵打仗。二十岁那年，他作为行军元帅，统率五十万大军南下伐陈，一举灭掉陈朝，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这份军功，放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响当当的硬通货。
可问题来了——他不是长子，皇位轮不到他。按常理，他应该安分守己做个晋王。但杨广不是“常理”能框住的人。他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伪装：在父母面前，他表现得简朴、孝顺、不好声色；在朝臣面前，他礼贤下士、谦恭有加。反观太子杨勇，生活奢侈，又因宠爱妾室惹得母亲独孤皇后不满。最终，杨广成功扳倒杨勇，于公元600年被立为太子。四年后，隋文帝驾崩，杨广登基，改元大业。
登基后的杨广，像换了一个人。他不再伪装，开始了他那场惊天动地又充满争议的“大业”试验。先看他的功绩：他下令开凿大运河，这条全长两千多公里的人工河，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在一起，成为了后世一千多年里中国经济的大动脉。唐代诗人皮日休甚至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意思是，都说隋朝亡在修运河上，可直到今天，南北千里还靠着这条河运输呢。此外，他开创科举制度，设进士科，让寒门子弟有了读书做官的机会。这项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影响之深远，怎么夸都不过分。他还西巡张掖，重新打通丝绸之路，在今天的青海、甘肃一带设立四郡，把中原王朝的势力重新推到了西域。
可这些功绩的背后，是极其沉重的代价。修运河、建东都、征高句丽，每一项都是国家级的大工程。据统计，他统治期间征发的民力超过三千万人次，而当时全国人口才四千多万。这意味着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男丁被征去服徭役。史书上记载，修东都洛阳时，每月役使二百万人；征高句丽时，第一次出兵就调集了一百一十三万军队，号称两百万，结果大败而归，回来时只剩两千七百人。这不是打仗，这是送死。
更要命的是，杨广似乎对“极限”有一种近乎疯狂的追求。他不是不知道民力有尽，而是觉得“我乃天子，天下皆为我所用”。三征高句丽，第一次惨败，他不服；第二次打到一半，国内杨玄感叛乱，他撤兵；第三次总算逼得高句丽请降，可隋朝的家底也彻底掏空了。与此同时，山东、河北等地已经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瓦岗寨、窦建德、杜伏威……天下大乱，烽烟四起。
晚年的杨广，像是变了一个人。他不再关心朝政，躲在江都（今扬州）的宫殿里，整日饮酒作乐，对着镜子说：“好头颅，谁当斫之？”意思是，这么好的脑袋，不知道会被谁砍掉。公元618年，宇文化及发动兵变，缢杀杨广，隋朝灭亡。从登基到被杀，仅仅十四年。
那么问题来了：杨广真的只是一个荒淫无道的暴君吗？也不尽然。他荒淫吗？他有萧皇后，也有不少妃嫔，但比起后来唐玄宗的后宫，似乎也不算最过分的。他无道吗？他推行科举、修运河、通西域，哪一件不是影响千年的大事？可问题在于，他太急了。他想用一代人的时间，完成本该几代人才能做完的事。他把“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句话，硬生生做成了“罪在当代、利在千秋”。
更致命的是，他完全没有“民本”思想。在他看来，百姓是工具，是国家机器的燃料。他不在乎百姓死活，只在乎自己的宏图伟业。这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统治方式，最终让他被历史钉在了耻辱柱上。
所以，杨广到底是不是“暴君”？从百姓的角度看，是。他滥用民力，导致天下大乱，生灵涂炭。从历史的角度看，他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矛盾体。他既有雄才大略的一面，也有人格扭曲的一面；既有开创制度的功绩，也有残害百姓的罪孽。他不是简单的“昏君”或“暴君”能概括的，而是一个被权力、野心和时间压力共同塑造的悲剧人物。
被骂了一千多年，他冤吗？不冤。但被骂得只剩“暴君”两个字，也确实简单化了。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杨广的一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各位老铁，你们怎么看？欢迎评论区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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