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纽约邮报》头版打出一行大字:THE MAN WHO GAVE US AIDS,意思是“把艾滋病带给我们的男人”。报纸点名的,是加拿大航空的一名空乘,叫盖坦·杜加。而他本人三年前就已经死了,没法站出来辩一句。
更拧巴的是,他会被推到这个位置,恰恰因为他是当年最肯配合调查的病人之一。1982年,他飞到亚特兰大,抽血、接受访谈,把72个性伴侣的名字交给了美国疾控中心。
“0号病人”“世界上第一个得艾滋病的人”,这两顶帽子在他头上扣了几十年。他到底干了什么?这帽子,戴得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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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飞去亚特兰大,交出72个名字
杜加20世纪50年代初生在魁北克市,是加拿大航空的空乘,工作就是在北美各个城市之间来回飞。1970年代中后期起,他常在纽约、旧金山的同性恋社群里出入。1980年前后,他皮肤上冒出紫黑色的斑块,医生诊断是卡波西氏肉瘤。
这种罕见肿瘤当时多见于上了年纪的地中海裔男性,长在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身上,本身就很反常。
麻烦的是,那时候这种病连名字都没有。1981年6月,美国疾控中心才第一次在周报上通报:洛杉矶5名原本健康的年轻男同性恋者得了罕见的肺炎,免疫系统垮了。到1982年9月,“AIDS”这个名字才正式定下来。
病因不明,传播途径也不明,疾控中心只能先回答最急的问题:这东西是不是靠性接触传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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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流行病学家达罗带队做“聚集性研究”,挨个找早期病人,问他们和谁有过接触,想把人与人之间的线画出来。说白了,就是接触者追踪。杜加是这项调查里最配合的受访者之一。
他接受了达罗的访谈,又专程飞到亚特兰大的疾控中心总部,抽血,谈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交出72个性伴侣的名字。
据疾控中心的访谈记录,他自述的伴侣数以千计。按他自己的估算,三年里大约有750人。72个名字只占一成左右,可这已经比别的受访者多出一大截。
别的受访者是什么情况?他们自述的伴侣数字同样惊人,但真要报名字,其他受访者能提供的名单通常有限。他为什么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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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罗团队的调查显示,杜加在接触者追踪中配合度很高,也很在意自己和别人的健康。
他身边已有类似病例出现,疫情正在同性恋社群中被注意到。
一个人肯把最私密的名单摊给政府调查员,图的是把这场病弄明白。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名单交得越全,他在调查员那张图上连出去的线就越多。
一个字母O,被印成了数字0
1984年3月,这项研究在《美国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里那张网络图画了10个城市的40个病例,彼此用性接触连起来。杜加落在好几簇病例交汇的地方,看上去像个枢纽。他为什么会在中间?道理很朴素。
别人只报了几个名字,调查员顺着线只能摸到几个人。杜加报了72个,能顺藤摸回网里的病例自然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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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名单最长,谁在图上就最像中心。多年后做基因研究的沃罗比团队专门指出,这项调查可能存在“确认偏倚”。再看那个编号。
疾控中心内部给他的标记是“PatientO”,O是字母,意思是“加州以外”的病例。手写记录和打字稿里,字母O和数字0本来就难分,1984年论文付印时,O被排成了0。一笔之差,意思全变了。O只说明他是外地来的。
0在英语里是起点、是源头。还有一层误会叠在上面。1982年时,研究者以为这病从感染到发病只有一年左右,按这个时间往回推,谁先发病谁就更靠上游,杜加便被排到了链条前头。
后来人们才知道,潜伏期可以长达好几年,这种倒推从根上就站不住。可更正没人去传,那个“0”却留了下来。历史学家麦凯把这层偷换拆得很清楚。流行病学里的“指示病例”,指的是最先引起调查者注意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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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病例”,才是第一个被感染的人。杜加是最早被疾控中心注意到的加州以外病例之一,最多只算前一种。
接下来轮到媒体。相关研究和媒体传播中,杜加被误读为网络中心人物。
1987年,记者希尔茨出版《AndtheBandPlayedOn》,把杜加写成把新病毒从美国一头带到另一头的关键人物,虽然并没有明说他就是美国疫情的起点。书一出,《纽约邮报》那行头版大字就来了,《时代》周刊也跟进。
杜加被描绘成一个反社会、恶意传播疾病的人。麦凯后来用一整本专著梳理过,这套“恶意传播者”的形象,是媒体一步步搭起来的。替罪羊为什么偏偏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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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经死了,不会出来反驳。他是外国人,是满世界飞的空乘。他交的名单又最长。一个社会被陌生的病吓坏了,急着找一张脸来承担,他身上刚好什么条件都凑齐了。
早在他之前,病毒已在纽约藏了十年
杜加临终前曾在温哥华HIV社区机构做志愿者。1983年3月12日,温哥华办了第一场艾滋病信息论坛,杜加出席并发言,表达过不应恐惧艾滋病患者的意思。
他说,他觉得这里的人对这些人有一种恐惧。他希望有影响力的人去告诉公众,别怕这些病人。之后,他在温哥华一家艾滋病社区机构做志愿者,帮助其他感染者。后来,他于1984年3月30日在魁北克市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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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3月30日,他因艾滋病相关的肾衰竭去世,年仅31岁。那篇把他编成“0”的论文,就是在这个月刊出的。还他清白的,是他自己留下的血。
2016年10月,沃罗比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研究:他们把杜加1983年的血样,连同8份1970年代末纽约、旧金山保存下来的血样,做了病毒全基因组测序,拼出一棵病毒的家谱。结果很干脆。艾滋病毒在1970年或1971年就从海地进了纽约,在人群里悄悄传了大约十年,到1981年才被医生认出来。
旧金山的病毒,是后来从纽约传过去的。到1970年代末,纽约大约7%的男同性恋者已经感染,差不多每十四个人里就有一个。1981年那份少数病例的通报,露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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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加身上的病毒,属于1975—1976年前后就已在纽约分化出来的本地一支,沃罗比说它没什么特别之处。他染上的,是纽约早就在传的病毒,他是这场疫情里又一个被感染的人。
再往上游追,源头在非洲。主流研究认为,造成全球大流行的那一支HIV-1,来自中非黑猩猩身上的猴免疫缺陷病毒,大约在20世纪初,在喀麦隆东南部跨到了人身上。
最可信的途径,是狩猎、宰杀丛林肉时接触了感染动物的血液。目前已知最早的HIV-1阳性人体样本,来自1959年利奥波德维尔,也就是今天的金沙萨,是一名男子的血浆,那时候世上还没有“艾滋病”这个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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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比如加拿大传染病学家佩潘,殖民时期反复使用的注射器可能加速了病毒在人群中的扩散。从一次谁也说不清的跨物种接触,到金沙萨,到海地,再到纽约,中间隔着几十年,也隔着无数没留下名字的人。
等基因测序替杜加说话,他已经死了32年。他到底干了什么?生了病,把名单交给调查员,拿着话筒劝人别怕病人,在机构里照顾病友。“0号病人”源自一个被排错的字母。
至于“世界上第一个得艾滋病的人”,这顶帽子根本找不到一个能戴它的人,更轮不到他。1987年那行头版大字,说他把艾滋病带给了所有人。而他生前留在温哥华那只话筒里的,是一句请求:别怕得了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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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Chimpanzee Reservoirs of Pandemic and Nonpandemic HIV-1 Keele et al., Science 313:523-526.2006
Researchers Clear 'Patient Zero' From AIDS Origin Story NPR Health Shots.2016-10-26
Direct evidence of extensive diversity of HIV-1 in Kinshasa by 1960 Worobey et al., Nature 455:661-66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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