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8年7月，河北遵化清东陵，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封锁陵区，随后把枪口之外的目标，指向了乾隆裕陵和慈禧定东陵。那几天，附近百姓只听见爆炸声，却不知道一场震动全国的劫难已经发生。
孙殿英并非一开始就是正规军将领。他出生于1889年，河南永城人，少年时家境贫寒，性情强悍，后来长期混迹地方社会。乱世里，他先靠结交军警、经营私门关系立足，又加入地方武装，逐步从一名地方头目爬到了军队高层。
这类人物有一个共同特点：看重实力，也善于寻找靠山。孙殿英先后依附不同势力，身份几经变化。1925年，他被奉系收编；北伐战争推进后，又接受国民政府改编。到1928年，他已经担任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
名义上，他奉命前往河北剿匪。实际上，这支部队装备和军饷都不充足，孙殿英担心自己无法在新体系中站稳脚跟。清东陵的富庶传闻传入耳中后，他没有把它当作禁地，反而看成了可以迅速补充军费的“库房”。
当时，土匪马福田也在打清东陵的主意。孙殿英先派兵驱走马福田，随后以演习为借口封锁陵区，限制人员出入。工兵昼夜施工，炸开裕陵和定东陵的墓道。行动并不隐秘，却因军队控制地方、消息传递受阻，持续了数日。
地宫开启后，损毁的不只是金银玉器。慈禧陵中的随葬品被大肆搜掠，棺椁遭到破坏；裕陵地宫内，乾隆及其后妃的遗骸也被随意抛置。墓葬原有的结构、器物位置和历史信息，被暴力手段彻底打乱。
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文物的价值从来不只在材质本身，器物所在的位置、组合方式和陪葬关系，同样是研究清代制度与宫廷生活的重要依据。孙殿英一伙带走的珍宝数量难以精确统计，许多物品后来流散各处，造成的损失远不止账面上的金钱。
消息传出后，舆论迅速沸腾。溥仪以清室名义提出抗议，社会各界也要求追究责任。办案过程中，部分涉案人员被捕，军中人员的供述进一步指向孙殿英本人。面对压力，他却没有束手就擒，而是四处活动，并以清朝旧政失误为说辞，试图把盗掘行为包装成“报复”。
这种辩解当然无法改变事实。遗憾的是，在军阀混战和政治角力的环境中，案件最终没有得到与危害相称的处理。孙殿英通过送礼、拉拢和寻找保护者，逐渐化解了追责压力。东陵珍宝究竟有多少进入权贵之手，今天已很难完全厘清，但案件不了了之，本身就说明当时权力秩序的混乱。
此后，他仍不断在各方势力之间周旋。1930年前后，他借助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力量谋求发展；抗战爆发后又重新组织武装。1938年，他获得国民政府方面的军事任用，但与日军之间也存在暧昧往来。1943年，在日军压力下，他接受改编。日本投降后，他再次转向国民党方面。
1947年5月2日，孙殿英在豫北战事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获。同年冬季，他因病死于狱中。一生多次改换门庭，最终仍未能逃脱时代洪流的处置。
真正出人意料的，是他的儿子孙天义没有沿着父亲的道路走下去。孙天义生于1931年，自幼便知道“东陵大盗之子”这个称呼意味着什么。有人借机巴结，也有人当面讥讽。母亲刘清贞没有让他沉溺于家世，而是要求他读书、守分、靠本事做人。
孙天义后来进入辅仁大学学习，毕业后投身教育工作，长期从事外语教学。父亲留下的并不是可以随意享用的财富，反而是一道难以摆脱的阴影。新中国成立初期，家中部分房产和收藏被处理、上交，孙天义也没有把那些旧物当作荣耀。
一次考察黄帝陵时，他看到陵区条件简陋，萌生了保护和修缮民族文化遗产的念头。1994年，黄帝陵整修工作推进，他参与相关基金会事务，承担起联络和筹款责任。面对来自海内外的捐助者，他一遍遍说明保护黄帝陵的意义，自己不领取报酬，长期奔走于工程现场。
2001年，黄帝陵一期工程完成。此后，年过七旬的孙天义仍参与后续保护工作。父亲用炸药打开帝陵，儿子却把一生投入文化遗产保护；一个留下文物损毁的污点，一个以实际行动修补民族记忆。两条人生道路，隔着的不是血缘，而是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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