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无数人的噩梦！熊猫烧香作者出狱后，为啥又把自己送进去了

2006年底到2007年初，一个双手举着三炷香的熊猫图标，成了无数电脑用户最不想见到的画面。

当时，大量个人电脑、网吧和企业局域网相继中招，据湖北省公安厅当年公布的信息，截至案发，已有上百万个人用户、网吧及企业局域网用户遭受感染和破坏，波及金融、税务、能源等多个领域。

而制造这场网络风暴的李俊，当时不过25岁，来自武汉市新洲区，既没有耀眼的学历，也没有大型技术团队支撑。

一个靠自学计算机技术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凭什么能让一段代码在短短几个月里滚成全国性的网络安全事件？

相当一部分普通用户并没有及时安装系统补丁、更新杀毒软件的习惯，一些网站和局域网自身的安全防护也比较薄弱。

这样的故事很刺激，却不符合真实的传播逻辑。李俊并非突然有一天心血来潮才接触病毒。

公开资料显示，他2003年就编写过“武汉男生”，2005年又编写过“武汉男生2005”和“QQ尾巴”。到了2006年10月16日，他又编写出后来轰动全国的“熊猫烧香”。

换句话说，在真正出事之前，他已经在这一方向摸索了几年。而“熊猫烧香”碰上的环境，和之前已经大不一样——互联网连接得越紧密，一个漏洞、一段恶意程序造成的破坏，就可能扩散得越快。

如果说病毒最初的传播还停留在技术层面，那么李俊随后做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整个事件的性质。

按照案件侦破阶段披露的信息，李俊通过自己出售或让他人代卖的方式，把“熊猫烧香”病毒卖给了120余人，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由此非法获利十余万元。

此后，购买者继续修改和传播病毒，各种变种开始在网上大面积出现。从这一刻开始，“熊猫烧香”已经不再只属于李俊。

代码有一个现实中的商品很难具备的特点：它可以近乎零成本地复制。

一辆汽车卖给别人以后，你自己手里就少了一辆；一段程序却可以卖给100个人，而这100个人手里的东西几乎完全一样，他们还能再复制、再修改、再传播。

李俊原本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能力，就这样被快速分散到了更多人手里。而买这些病毒的人，也不是为了欣赏代码。

警方调查发现，部分涉案人员通过改写、传播“熊猫烧香”等病毒构建“僵尸网络”，再利用被控制的电脑盗取游戏账号、QQ账号等进行牟利。

当时网络游戏已经形成规模，虚拟装备、游戏币和账号逐渐有了现实交易价值，只要账号能盗出来，就可能换成钱；只要能控制足够多的电脑，这些电脑本身也会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病毒于是从“破坏工具”变成了“赚钱工具”。

在这个过程中，李俊的控制力反而越来越弱。病毒卖出去以后，有人会改代码，有人会增加功能，有人会寻找新的传播路径。

原始版本是什么样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围绕这套代码做自己的生意。

一条很典型的早期网络黑产链条就这样出现了：写病毒的人提供工具，传播的人寻找机器，盗号的人获取虚拟资产，后面再有人负责变现。

并不是所有环节都由同一个人完成，但只要利益能够在链条里流动，每一个参与者都有继续扩大的动力。到案件侦破时，警方查明的涉案人员已有多人，而实际参与传播和变种制作的人数远不止于此。

从写出病毒到被抓，时间其实并不长，可他留下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最初那段代码本身：病毒可以被商品化，一旦技术、流量和变现渠道接到一起，破坏性就会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

李俊后来提前出狱。摆在他面前的路其实不止一条——经历“熊猫烧香”之后，他已经有了极高的社会知名度，也有计算机开发能力。

如果能够彻底转向正规的网络安全、软件开发行业，这段经历未必一定意味着职业生涯就此结束。而且，他确实尝试过走正常的技术路线。

出狱后不久，他北上京城，先后向金山、瑞星、奇虎、江民等安全厂商投递简历，希望进入网络安全领域工作，但大多反应冷淡。

此后，张顺出狱后成立网络公司，并在2009年12月邀请刚出狱的李俊加入。公司一开始做的是棋牌游戏软件开发，也曾尝试把软件卖给客户，但市场表现并不理想。

问题出现在生意做不下去之后。到了2011年前后，相关人员开始运营“金元宝棋牌”平台，通过“牛牛”“梭哈”等游戏让玩家以游戏豆进行输赢，同时发展所谓“银商”，负责游戏豆与人民币之间的买卖兑换。

表面上还是棋牌游戏，可当虚拟筹码可以通过固定渠道换回人民币，整个商业模式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到案发时，“金元宝棋牌”平台已经聚集大量参赌人员，法院最终查明的涉案赌资达到7600余万元。2014年1月，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以开设赌场罪判处李俊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8万元；张顺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这和当年“熊猫烧香”的逻辑，竟然有一种惊人的相似。第一次，原本是技术，后来接上盗号和变现；第二次，原本是棋牌游戏，后来接上虚拟币交易和赌博获利。

技术本身并没有突然变坏，变化的是使用技术的人选择了什么样的赚钱方式。

如果只有“熊猫烧香”一次，人们还可以讨论很多外部因素——李俊出生在普通工人家庭，初中毕业后读了中专，学的是水泥专业，主要靠自己泡网吧摸索计算机技术；早年的求职经历也并不顺利，到广东等地的IT企业应聘屡屡碰壁。

这些背景确实能够帮助理解，一个技术能力突出、职业路径却并不稳定的年轻人，为什么会逐渐游离到正规行业之外。但理解背景，不等于替行为寻找借口。

因为第二次犯罪发生时，李俊已经不是那个第一次摸到互联网灰色地带的年轻人了。他经历过侦查、审判和服刑，清楚违法行为意味着什么，也曾经有机会重新进入正规的商业活动。

最终，他还是又一次跨过了边界。这使得“李俊是被学历耽误的天才”这种流传多年的说法，很难完整解释他的人生。

学历可能影响一个人进入什么公司，家庭条件也可能限制一个人的起点，但它们并不能自动推导出写病毒、出售恶意程序，更无法解释后来参与网络赌场。

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社会没有给天才机会”，看似替一个人的命运找到了答案，实际上反而把最关键的个人选择给抹掉了。

二十年后再回头看“熊猫烧香”，最值得记住的或许不是李俊到底有多“可怕”。真正改变的是我们对网络风险的认识。

2007年前后，一段恶意代码可以借助局域网、网页和普通用户薄弱的安全意识迅速扩散；到了今天，互联网连接规模、数据价值、支付体系和自动化工具都已经远非当年可比。

技术给普通人的杠杆越来越大，同样意味着越过边界之后，造成后果的速度也可能越来越快。

李俊的故事因此留下了一个并不过时的提醒：技术可以弥补学历、出身甚至资源上的差距，让一个普通人突然拥有过去难以想象的影响力；但它只负责放大能力，并不负责告诉一个人该做什么。

当一个人手里的技术杠杆越来越长，而法律意识和职业边界没有同步建立时，最先被放大的，未必是他的机会，也可能是他的错误。

当年让无数电脑亮起那只“烧香熊猫”的，表面上是一段病毒代码，真正值得警惕的，却一直是代码背后那个更现实的问题——一个人突然拥有了远超自身社会位置的技术力量之后，他究竟准备用它换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