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8年，云南西双版纳爱尼山，18岁的上海知青朱克家背着行李，沿着一条几乎没有人走的小路进了山。那里没有城市学校的条件，连能教孩子的老师都留不住。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初中毕业的年轻人，后来会在政治舞台上迅速走红，又从高处跌入煤矿井下。
朱克家出生于1950年的上海，家中子女较多，父母很难把精力全部放在孩子身上。他却一直肯下功夫读书，还担任过学生干部。按照原本的轨迹，他或许会继续升学，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时代的变化，却把他的个人选择推向了另一条路。
上世纪五十年代，知识青年到农村参加劳动，曾被不少青年视为锻炼和报国的途径。1966年以后，升学道路收窄，大批中学毕业生被分配到农村、边疆和生产建设单位。朱克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离开上海，前往云南。
抵达西双版纳后，他没有选择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而是主动去了偏远的爱尼山。那里山路崎岖，生活艰苦，周围还有野兽出没。有人劝他别去，甚至把他的行李藏起来，他还是设法上了山。
爱尼山寨原有一所小学，却因条件太差，教师接连离开，五六十名孩子没有正常上课。朱克家起初用普通话授课，孩子们听不明白，他便从头学爱尼话，再用孩子们熟悉的方式讲解课本。
教书之外，他还做了许多杂事。生产队买来手扶拖拉机后，他主动学会驾驶；回上海探亲时，又抽时间学习电工技术，回来帮助山寨解决用电问题。理发、裁缝、木工，他都愿意学。哪家有东西坏了，也常来找他修理。
有一次，群众问他：“你真打算一直留在这里吗？”朱克家回答：“只要山里的孩子还需要老师，我就不能说走就走。”这句话未必有多么宏大，却反映出他当时的实际处境：生活已经和山寨紧紧连在一起。
由于表现突出，朱克家被推荐升学。但面对当地群众挽留，他放弃了机会，继续留在爱尼山。这个选择后来被广泛传播，逐渐从一个知青的个人决定，被塑造成具有典型意义的事迹。
转折来自一份材料。知青慰问人员把朱克家的工作情况写进汇报，上海有关方面看到后，派人到云南核实。朱克家担心报道夸大，曾提醒采访者要讲事实。对方却说：“这是工作的需要。”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朴素的劳动事迹很快被赋予了更高的政治含义。
材料上报后，组织发现朱克家还不是党员，随即推动吸收他入党。后来有人通知他补办手续，他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重点培养的对象。一个来自上海的普通知青，就这样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朱克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进入大会主席团。按当时的报道，他年仅22岁，成为全国瞩目的青年人物。此后，他参加学习和宣讲活动，在云南承担了更多政治工作。
身份变化来得太快，周围环境也随之改变。赞扬、来信和各种关注接踵而至，朱克家从山寨教师变成政治明星。遗憾的是，个人经验和政治声望之间，并没有足够时间让他完成调整。他很快被卷入复杂的权力关系，对局势的判断也受到时代氛围影响。
1976年，政治风暴结束，许多人的命运发生转折。朱克家接受审查后，被撤销党内职务并清除出党，随后下放到矿山劳动。汽车驶入恩洪煤矿时，他才真正感受到人生落差：不久前还在大会主席台附近，如今却要面对井下作业和高强度劳动。
矿上的工友知道他的过去，有人围观，也有人说风凉话。朱克家没有长期沉溺在往事里，慢慢学着按矿工的节奏生活。下井、出工、休息，事情变得单纯，却也实在。靠着肯吃苦，他逐渐取得了工友信任。
在矿山期间，他认识了比自己早来两年的小杜。第一次见面时，他穿着印有字样的汗衫，裤子上还打着补丁。小杜笑着说：“我不在乎你的过去，咱们合得来就行。”朱克家一度让她慎重考虑，小杜却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1983年，两人回到上海办理婚事。此时的朱克家已经不再追逐政治名声，连报考研究生的打算也放下了。后来，他被安排管理水泵，工作清静，却伴随着巨大的机器噪声。那间机房成了他读书和生活的主要场所。
曾经被大力报道的青年典型，最终回到了普通人的位置。他对生活的要求也变得简单：“把孩子培养好，平平安安过完一生。”这句话没有豪言壮语，却是他经历过山寨、会场和矿井之后，留下的个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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