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秋,长沙,毛泽东度过八十一岁生日。湖南方面准备了一只小碗,碗里碗外都绘着红月季。工作人员把它送到毛泽东面前时,他只说了一句:“这好啊。”这件小事背后,却牵出两批后来被称作“毛瓷”的专用生活用具。
毛泽东晚年视力下降,读书时常要借助放大镜,长时间工作后,手部也会发麻。管理员吴连登曾回忆,主席有两件难事,一件是睡觉,另一件便是吃饭。工作一忙,饭菜放凉是常有的事,端碗也渐渐变得吃力。
于是,工作人员没有大张旗鼓地请示,而是从日常起居入手,设法把碗做得小一些、轻一些。醴陵方面接到任务后,设计出一套四只的小碗,分别绘制月季、芙蓉、菊花和梅花。红月季碗最受毛泽东喜爱,直到他逝世前,仍在使用。
选用月季,并非单纯为了好看。月季又称“月月红”,在当时的语境中有鲜明的象征意味。碗不大,拿在手里省力;花纹清楚,色彩明快;更重要的是,它适合老人少量进餐,也便于工作人员照料。
醴陵与毛泽东早有渊源。青年时期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他曾多次到过醴陵,受到当地百姓接待。1956年,他回湖南考察,并支持在醴陵发展瓷业。此后,醴陵瓷逐渐承担起一些重要接待和特殊供应任务。
这批小碗的制作过程十分谨慎。任务由有关工作人员、湖南方面和醴陵陶瓷企业共同安排,生产处于保密状态。按照当时的做法,模具、配方和图纸都被封存,成品中挑选出的精品数量有限,其余部分则被处理掉。
因此,醴陵红月季碗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纪念品。它原本只是服务于毛泽东晚年生活的一件器具,后来因为数量稀少、来源特殊,才逐渐进入收藏者视野。1997年,广州一场拍卖会上,一只带有釉裂的红月季碗仍拍出八点八万元,可见其稀缺程度。
有意思的是,另一批“毛瓷”并不出自醴陵,而是景德镇。事情起于一只红梅图案的瓷盘。1974年,江西方面有人看到湖南准备的器具,认为色泽和工艺仍有改进余地,便提出由江西重新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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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接受任务后,没有公开使用毛泽东的名义,只对外称是为上级领导制作,数量少,要求高。相关安排多以口头方式传达,参与人员经过筛选,具体工作则由景德镇陶瓷科研人员负责。
最初的设计并未达到要求。试制人员曾考虑过多种图案,经过反复比较,“水点桃花”“翠竹红梅”和双面绘芙蓉等方案脱颖而出。考虑到毛泽东喜欢梅花,最终确定了“翠竹红梅”。
任务真正推进后,科研人员集中力量赶制。黄庆荣曾带罗慧蓉到南昌郊外的接待场所,让她明白这些瓷器究竟给谁使用。罗慧蓉后来回忆,得知真相后压力很大,随即调动研究所力量,全力投入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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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夏秋之间,达到要求的成品陆续完成。烧制结束后,试制人员撤回,残次品、图纸等原本都面临销毁。罗慧蓉提出,部分所谓残次品质量其实高于普通产品,若全部打碎十分可惜,希望保留少量用于研究,并留下一套图纸。这个请求后来获得允许,但有一个前提:不能流入社会。
景德镇这批瓷器后来被称作“7501”瓷,“7501”通常被解释为1975年第一项相关任务的编号。它与醴陵瓷在器形、画面和工艺上各有特点,却有一个共同之处:毛泽东本人并不知道身边人为他专门制作了这些生活用瓷。
在工作人员看来,这不是铺张安排,而是对一位高龄领导人饮食起居的细小照顾。碗小一点,便于拿取;加盖之后,可以延缓饭菜变凉;图案选用梅花、月季等熟悉题材,也带有朴素的生活考虑。毛瓷的特殊之处,恰恰不在于它曾被如何宣传,而在于它最初只是摆在餐桌上的一只碗、一个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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