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甘肃西部剿匪行动中，一名女匪首带着队伍向解放军投降。审讯时，她没有急着为自己辩解，只提出了一个请求：“请把我的情况报给上级。”面对审讯人员的询问，她说：“十四年前，我是红军妇女团的一名排长。”
这句话让在场人员颇为意外。匪首、医生、红军排长，几个身份落在同一个人身上，确实不同寻常。更棘手的是，她多年脱离组织，缺少能够直接证明身份的文件，许多经历也只能依靠回忆和旁证来核实。
这名女子名叫吴珍子。关于她早年的经历，现有资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大致脉络较为清楚：她出身贫苦家庭，幼年曾是童养媳。1933年前后，为摆脱原有命运，她参加红四方面军，后来接受医护训练，逐渐成为部队中的医护人员。
战乱年代，医护人员并不只是照料伤员。部队转移时，她们要背药品、抬担架，还要在枪火下处理伤口。吴珍子在行军和作战中表现突出，后来担任排长。长征结束后，她随部队进入西北，成为妇女团中的一员。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师并不意味着所有部队都能获得喘息机会。为了扩大根据地、打通河西走廊，并争取外部援助，红军组成西路军，向河西方向行动。徐向前、陈昌浩等负责指挥，李先念等将领也在其中。
西路军西渡黄河后，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作战环境。河西走廊地形开阔，戈壁、荒漠相连，马家军熟悉道路，骑兵机动迅速。西路军经过长征，兵员疲惫，弹药和粮食又不足，许多部队只能依靠步行与敌军周旋。
有意思的是，西路军的困境不仅来自兵力差距。部队在当地缺少稳定的群众基础，对水源、道路和村落分布也不熟悉。战场态势变化后，相关指示几经调整，部队有时需要前进，有时又要回撤，行动空间因此受到很大限制。
1937年，西路军在河西地区接连作战，最终遭到严重损失。部分人员牺牲，部分被俘，另有一些人分散突围。李先念率少数人员辗转抵达新疆，徐向前也经历了艰难行程后返回陕甘。对于普通战士而言，失败意味着与组织失去联系，甚至连姓名都可能无法留下。
吴珍子的命运，便是在这场失败中发生转折。关于她在祁连山一带的具体经历，资料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她曾被俘，后来设法逃脱；另一种认为她在混战中突围。综合现有回忆材料，前一种说法出现得更多，但仍不宜把所有细节说成绝对确定。
逃出后，她曾试图寻找红军组织。有人记载，她到过兰州一带，向相关机构说明身份，希望重新归队。然而，长期被俘、辗转逃亡，使她无法拿出有效证明。按照当时的纪律，工作人员不能仅凭口述确认身份，吴珍子只得离开。
这一步，改变了她此后十多年的生活。返乡途中，她被甘肃当地一支土匪武装扣留。对方起初想强迫她留下，她坚决拒绝。后来，土匪发现她懂医术，便让她为人治伤。她靠着医护本领站住脚跟，也逐渐参与处理队伍中的事务。
土匪头目意外身亡后，吴珍子被推举为首领。这个结果听起来荒诞，却有现实原因：她熟悉伤病救治，懂得队伍管理，又有红军时期形成的组织经验。她掌握武装后，对部属进行了约束，据称不准随意抢掠百姓，也不主动袭击抗日力量。
但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这支队伍的性质。长期脱离社会和组织，始终带着不稳定因素。吴珍子既要维持队伍生存，又要防止部下重新走回欺压百姓的老路，这种处境谈不上轻松，更不能简单用“女匪首”三个字概括。
1950年，西北地区展开剿匪行动。解放军进剿与政治争取并行，许多地方武装选择缴械。吴珍子判断继续抵抗已无出路，主动带队投降。第一野战军第三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三团接收这支队伍后，任学耀负责询问情况，吴珍子这才说出自己的红军经历。
“你是红军，有什么凭据？”任学耀问。
吴珍子回答：“部队番号、行军路线，还有妇女团里的同志，我都能说出来。”
这类口述不能直接作为结论。部队随后展开调查，通过她提供的姓名、经历、部队情况，以及相关人员回忆进行比对。经过核查，吴珍子曾参加红军妇女团的身份得到确认。至于她后来具体被安排到何处，公开资料记载很少，能够确定的，是这场迟到了14年的身份核验，终于让一名失散多年的红军战士重新回到组织视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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