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运将军胡琏：娶了一对姐妹为妻，共生下8个儿女，一生好运连连

1907年11月16日，胡琏出生在陕西省华县会同坊北会村，胡家靠种地为生。

胡琏原名从禄，他在家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妹妹。

胡琏十三岁考进华县高等小学。他读书用功，成绩也好。可家里供不起他继续念中学，所以小学毕业之后，父母就不打算再让他念书了。

父母给胡琏定了一门亲事，女方是邻村的吴秀娃。两人当时只是幼时订下的包办婚约，并没有正式圆房。

胡琏不甘心一辈子在家种地。1925年，他跑到河南投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在冯子明旅担任文书。干了没多久，他听说广州黄埔军校在招生，动了南下的念头。

当时到广州的路费不是一笔小数目，胡家拿不出来。还是吴秀娃变卖了首饰凑够路费。胡琏随后一路南下到了广州，考进了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

1926年10月，胡琏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担任上尉连长，跟着部队参加北伐。北伐结束以后，他继续在军中任职，一步步升迁。

1930年前后，胡琏调进了第十一师。这支部队是陈诚“土木系”的起家部队，编制满员，装备优先。

第十一师军官的选拔很看重派系忠诚和战场表现。当时军中流传一句话：“宁去十一师当营长，不去别处当团长。”

胡琏在这支部队里从连长干起，很快升了营长。二十岁出头的营长，在第十一师里算是很年轻的。

第十一师的师参谋长叫曾伯熹，他是江西兴国人，黄埔三期毕业，是陈诚重点培养的骨干。

曾伯熹看中了胡琏，认为这个年轻人“年轻有为，前途不可限量”。

就把胡琏纳入了自己的视野，开始着力提携。曾伯熹的提携不光在军务上，他还做了一个决定：把自己的妹妹曾广瑜介绍给胡琏。

1932年，胡琏率部进驻江西赣州。那时他担任第十八军特务营营长，曾伯熹安排他与妹妹曾广瑜见了面。曾广瑜毕业于南昌的高级女子中学，出身江西赣南的米商家庭。

赣南客家地区宗族势力深厚，米商世家与军政人物联姻，是地方精英常见的做法。曾家通过嫁女获得军界内线，胡琏则获得地方经济上的支持。

胡琏与曾广瑜成了婚。婚后，曾广瑜接连生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胡琏常年在外带兵打仗，家里的事全靠曾广瑜一个人操持。

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胡琏随第十八军开赴前线，因功升任旅长。曾广瑜带着四个孩子留在江西。

日军侵入江西后，大片县城先后沦陷，曾广瑜带着孩子们辗转多地，最后在会昌的一座破旧欧阳祠里落了脚。

欧阳祠年久失修，屋顶漏雨，墙皮脱落。曾广瑜白天开荒种菜，晚上在油灯下织毛衣，第二天拿到集市上去卖，换些粮食回来。

前线旅长的家眷，在后方靠织毛衣换口粮，这不是什么稀罕事，而是战时国军中层军官家庭的常态。

1937年抗战全面开始后，国民政府实行“国难薪饷”制度，军官薪俸大幅削减。国民政府规定少将月薪四百元，实领只有一百五十元左右。

到了1940年前后，法币贬值加速，这点薪饷能买到的东西进一步减少。

胡琏虽然按月寄钱回家，但薪水本身已经撑不起四口以上的家庭。

曾广瑜娘家的条件原本不错，曾家看好胡琏这个女婿，时常给钱给物。可日军侵入江西后，曾家的生意受到战火波及，一天不如一天。

曾家的顶梁柱曾伯熹，在1939年冬天因肺结核在赣州病故，年仅三十三岁。曾家随后也就不再给曾广瑜寄钱寄物。

1946年，胡琏娶了曾广瑜的妹妹曾广仙。曾广瑜和曾广仙是亲姐妹，曾广仙比曾广瑜小两岁，读过湖南女子师范学院，性格比姐姐活泼，平时常来胡琏家里走动，跟胡琏也见过不少面。

曾广瑜在促成这桩婚事上起了推动作用。她一个人拖着四个孩子，丈夫常年不在家，日子过得太难了。

与其让丈夫在外面找一个不知根底的女人进门，不如让自家亲妹妹来。入门后还不会以外姓身份分割家产，也不会动摇曾广瑜在家庭中的地位。

曾广仙进门之后，姐妹俩很快分好了工。曾广瑜留在后方管理家事、照看孩子，曾广仙跟着胡琏东奔西走，照顾他的日常起居。

曾广仙婚后接连生了四个女儿。加上曾广瑜生的三子一女，胡琏一共有八个孩子，三男五女。

1943年5月，鄂西会战进入最重要的阶段。石牌要塞扼守长江三峡门户，是进入四川的必经之路。

日军如果拿下石牌，就可以沿长江直逼重庆。中国军队把防守石牌的任务交给了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师长就是胡琏。

5月27日正午，石牌要塞最惨烈的战斗开始的前一天，胡琏率全师官兵祭天，宣读誓词：“陆军第十一师师长胡琏，谨以至诚昭告山川神灵：我今率堂堂之师，保卫我祖宗艰苦经营遗留吾人之土地，名正言顺，鬼伏神饮，决心至坚，誓死不渝。”

祭天之后，胡琏写下了几封遗书，分别给父亲、妻子和儿女。

他给父亲写道：“儿今奉命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当无他途。”

他给妻子曾广瑜写道：“十余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兹留金表一只，自来水笔一支，日记本一册，聊作纪念。”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陈诚从后方打来电话，问胡琏守住要塞有没有把握。胡琏回答了一句话：“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

石牌保卫战从5月21日打到6月3日。第十一师以劣势装备抵住了日军的猛攻，最终击退了来犯之敌。

战后，胡琏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胡琏在石牌写下遗书的时候，曾广瑜正在会昌的祠堂里为下一顿饭发愁。

1948年12月15日黄昏，第十二兵团被解放军围困在安徽双堆集，此时天气寒冷，地面冻硬。第十二兵团被围了二十多天，阵地连连被攻破，粮弹两绝。

兵团司令官黄维见大势已去，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各部队四面开弓，全线反扑，觅缝钻隙，冲出重围。这道命令就是让各部自行逃命。

突围的方案事先定好了。第十八军向双堆集西北方向冲击，第十军向东北方向行动，兵团部长官乘坐战车，随同第十一师向正西方向冲出。突围时间定在黄昏。

黄维和胡琏吴绍周各乘一辆坦克突围，黄维的新坦克冲出去没多久就出了故障，停在路上动弹不得。

黄维下车后被解放军俘获。副司令吴绍周乘坐第三号坦克跟在后面，逃到玉皇庙附近准备渡河，可是前面的坦克把浮桥压坏了，他的车过不去。

吴绍周坐在坦克里等了四个小时，等来了解放军的搜索部队，他交出了武器。

胡琏这一路也不顺利。他刚打开炮塔门进入车内，面部和腿部就中了流弹。

解放军的枪弹和手榴弹紧追着坦克打，胡琏受了重伤。坦克一路冲出二十多公里，到了蒙城附近才停下来整顿。

同车的官兵对地形不熟，夜间越野看不清路，都有了犹豫。胡琏从车里下来，抬头看了很久的星斗，然后对驾驶员说：越野南下，我在车上用星斗方位保持方向。这番话让大家的信心立刻回来了，坦克随即驶离公路，一路向南。

12月16日清晨，胡琏到达会流集。第十八军骑兵团和第四十九师赶来接应，把他转往上海就医。医生在上海虹口天主教医院给他做手术，取出了弹片。 有几处伤口离肺部只有一纸之隔。

1949年，国民党军政人员大规模迁台，船位紧张。军官家眷能不能上船，要看军官的军职和派系关系。

胡琏当时担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官，他带着曾广瑜、曾广仙和八个子女一起渡海到了台湾。一家人挤在台北的寓所里，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大量中下级军官的家眷被留在了大陆，此后再无团聚。

金门在1949年之后成为两岸军事对峙的最前沿。防卫司令官不光负责防务，还掌握战地政务，包括物资配给、民事管理和教育。

胡琏发现金门土地大多是旱田，百姓主食只有地瓜和花生，吃不上米饭。他下令把军方的米拿出来，跟百姓换地瓜吃。

后来他又鼓励农民种高粱，规定一斤高粱可以换一斤糙米。金门百姓开始种高粱，手里有了更多粮食。

胡琏还无息贷款给农民买猪仔，等猪养大了卖钱再还。如果猪仔病死了，只要把猪脚砍下来交回去，借款也可以免掉。

1957年，胡琏再次出任金门防卫司令官，晋升二级上将。之后他历任陆军副总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并晋升陆军一级上将。

晚年的胡琏喜欢读古书，1974年还申请到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附读，研究宋史和近现代史。

1977年6月22日，胡琏因旧病复发，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故，享年七十岁。

胡琏病故后，曾广瑜和曾广仙留在台北，八个子女先后长大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