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4年5月，武汉，75岁的陈再道接待了几名来自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那天的谈话并不长，来人没有寒暄，也没有绕弯子，而是直接说明来意：陈再道的儿子陈东平因涉嫌多项严重犯罪，案件已经查实，依照法律可能被判处死刑。
这个消息，对一位戎马半生的老将来说，无异于沉重一击。陈再道没有当场发火，也没有追问案件细节，只是安静听完汇报，随后向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并请他们依法办案，同时尽量做好对陈东平的教育工作。
据相关材料记载，他当时只说了一层意思：既然犯了罪，就应当认罪悔罪，接受法律处理。除此之外，没有托人，没有递话，更没有提出特殊要求。
工作人员离开后，屋里的气氛陡然变了。家人想到陈东平可能被判死刑，纷纷劝陈再道出面找人，希望看在他多年革命经历和身份地位的份上，争取从轻处理。有人甚至把话说得很直：“您总得想想办法。”
陈再道沉默了很久。
亲情摆在那里，谁也无法假装无动于衷。陈东平毕竟是他的亲生儿子，父亲听到这种消息，心里不可能没有痛苦。可在陈再道看来，个人感情不能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自己的职务和经历，也不能成为子女逃避责任的理由。
他流下了眼泪，却没有答应家人的请求。面对亲属的苦苦哀求，陈再道曾表示，孩子走到这一步，自己作为父亲难辞其咎，但既然已经触犯法律，就应当承担后果，不能因为是自己的儿子便向组织求情。
这句话听起来冷峻，背后却有很深的自责。陈再道长期在部队工作，战争年代聚少离多，子女的成长往往由家人照料。许多老同志把大半生交给了革命事业，对子女教育难免有所亏欠。等到发现孩子误入歧途时，往往已经来不及弥补。
有意思的是，陈再道并没有把责任全部推给儿子。他认为，孩子犯下重罪，当然要依法追究；但自己在家庭教育上的疏忽，也应当认真反省。对一名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干部来说，这种自我追问并不是表面姿态，而是党性观念和责任意识的体现。
1984年正值全国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时期，社会秩序整顿力度很大。案件处理强调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涉案人员无论身份高低，都不能靠关系脱身。陈东平最终被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并依法执行。
判决落地后，陈再道承受的打击并没有减轻。亲人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痛苦不是几句劝慰能够化解的。他一度情绪低落，减少与外界接触，老战友写信来劝，他也没有立即回应。
一些老同志担心他的身体，专门打电话安慰。电话中，有人劝他不要过度自责，并说明案件已经依法处理，任何人都无法替陈东平改变结果。陈再道对此表示感谢，也明白老战友的好意，但内心的愧疚并未因此消散。
随后，他向中央写下检讨信，反省自己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失职，并请求组织给予处分。这样的举动，在当时引起了重视。中央没有把儿子的犯罪简单归咎于父亲，但肯定了陈再道主动承担责任、坚持原则的态度。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陈再道并不是没有能力找人说情，而是根本没有把这种能力用于私事。以他的资历和声望，若真要托关系，未必无人回应；但他清楚，自己一旦开口，影响的就不只是一个家庭，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更值得注意的是，老一辈革命家对子女问题的处理，并非人人相同，但其中一条底线相当清楚：功劳属于过去，亲情不能替代法律。父辈在战场上立下的功勋，不能成为子女犯错后的护身符；领导干部的身份，也不能变成干预司法的凭证。
所以，题目中的问题，答案很明确：陈再道没有为儿子打招呼，也没有要求有关方面网开一面。他选择接受法律结果，同时把这场家庭悲剧当作自己的失职来检讨。对他而言，这不是无情，而是一个老党员在亲情与原则之间作出的艰难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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