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4年4月2日夜，云南西双版纳某农场，女知青朱梅华离开宿舍去厕所，随后消失在暴雨之中。第二天，人们只在厕所附近找到一双黑色布鞋。
这双鞋成了案件最初也是最刺眼的线索。鞋还在，人却不见了。现场没有明显搏斗痕迹，也没有血迹，连一件被撕破的衣物都没有留下。
朱梅华当时与刘桂花同住。出门前，她穿粉色花衬衣，外披劳动布改制的两用衫，下身是薄棉睡裤，脚上套着黑布鞋。厕所距离宿舍约80米，中间隔着篮球场，沿途缺少照明。
朱梅华怕黑，原本想叫刘桂花同行。刘桂花已经去过厕所，便劝她自己走一趟。晚上10点左右，雨声越来越密，刘桂花曾到门口喊过几声，没有得到回应。她一度以为朱梅华去了附近宿舍避雨。
“她是不是在对面屋里？”有人这样猜测。
可第二天清晨，对面宿舍的知青表示，朱梅华根本没有来过。刘桂花赶紧向连队报告，生产劳动随即暂停，大批人员展开搜寻。
据相关回忆材料，农场曾组织大规模搜索，河沟、灌木、水井、鱼塘和附近水库都被查找过。当地群众也参与其中，寻人启事贴遍了周边地区。连续多日下来，仍然没有发现朱梅华的踪迹。
她会不会自行离开？调查人员查过她的家乡，也注意到农场距中缅边境并不远。但从当时掌握的情况看，没有证据证明她回过上海，也没有资料显示她在失踪后非法越境。
搜寻没有结果，案件方向逐渐转向熟人作案。朱梅华的前男友祝为鸣进入视线。两人从上海到云南，曾在同一连队劳动，关系一度亲近，后来因个人矛盾分手。
有人向调查人员反映，朱梅华使用的火柴盒上，曾出现“火烧朱梅华”的字样。祝为鸣承认字是自己写的，但解释说，这是争吵后一时气话，只为吓唬对方，并非真正的杀人计划。
更不利的证词随之出现。有知青称，朱梅华失踪当晚，曾看见祝为鸣到宿舍找人，随后朝厕所方向走去。祝为鸣受到隔离审查，并一度承认杀害朱梅华。
然而，口供并没有带来尸体和物证。调查显示，祝为鸣当晚外出时间很短，约在凌晨一点离开宿舍，十分钟左右便返回。暴雨之中，想完成杀人、搬运和藏匿，时间似乎并不充足。
审查持续数月，仍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祝为鸣后来甚至试图上吊，被及时发现救下。案件中，他的嫌疑始终存在，但仅凭矛盾、字迹和反复口供，无法证明其实施了谋杀。
真正让调查再次转向的，是连队指导员蒋井杉。有人举报他曾侮辱未成年侄女，调查人员由此重新注意到他的异常举动。
邻近居住的周萍回忆，朱梅华失踪当晚，蒋井杉的妻子曾看见他冒雨回家。他身上沾着泥水，扛着锄头，进门后少有解释，便急忙洗澡。洗澡前，他还把一块手表塞进墙缝。
朱梅华有一块父母购买的瑞士手表，失踪后便不见了。蒋井杉藏起的手表是否就是那一块，当时并没有得到明确鉴定，但这个细节足以让调查人员重新审视他的行踪。
蒋井杉住处有一间屋子，窗户只糊着薄纸。纸上几个小洞，恰好能望见几间知青宿舍和通往厕所的方向。作为指导员，他又参与过搜寻和调查，早期排查中反而容易被忽略。
专案组随后安排人员暗中监视，并以团部开会为名，将蒋井杉带走审查。面对讯问，他承认曾侮辱侄女，也承认杀害朱梅华，还先后说出尸体埋在橡胶林、封在猪圈等不同地点。
调查人员随即翻查相关区域。橡胶林没有发现尸体，猪圈中也没有找到能够证明案件的遗留物。蒋井杉之后改口，称自己是在长时间不让睡觉和强大压力下胡乱承认。
这一点十分关键。没有尸体、没有可靠物证，且供述多次变化，案件无法仅凭口供定罪。蒋井杉后来因侮辱侄女一事被判处7年徒刑，但在朱梅华失踪案中，并未被法院认定为杀人凶手。
案件由此再次陷入停滞。朱梅华的母亲多年没有等到女儿的消息，上海知青和同学也曾继续刊登寻人启事。2002年，有知青探望老人时，她仍在询问女儿是否留下过新的线索。
从1974年失踪起，朱梅华始终没有被找到。那双留在雨夜里的黑布鞋，既证明她曾走到厕所附近，也把真正发生过什么，留在了无法复原的历史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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