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与成仿吾住在一起。七大会议前后,延安窑洞里的谈话,往往不长,却关系到一个人的工作方向。毛泽东有意问他:“你是搞教育,还是搞政权?”成仿吾回答得很干脆:“我还是搞教育。”
这句回答并不突然。成仿吾早年学的是兵器制造,后来写诗、编刊物、教书,又在革命队伍中担任过地方领导职务。他的人生道路几次转弯,但教育始终不是临时选择,而是逐渐确认的事业。
1897年8月,成仿吾出生在湖南新化一个读书家庭,原名成灏。父亲是清末秀才,祖父曾任清朝知府。五岁启蒙,十三岁随兄长赴日本求学,后来进入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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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期间,他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相识。一个学兵科,一个学医科,一个学法科,原本走的是不同道路,却都被新文化思潮吸引。五四运动后,成仿吾开始写新诗,并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活动。
1921年回国后,他曾在长沙兵工厂做技术工作。随后到上海,参与创造社的刊物编辑,发表诗歌和文学评论。那时的成仿吾话不多,文字却有锋芒,评论文章常常直截了当,不绕弯子。
1924年,他到广州任广东大学教授,还担任黄埔军校教官和兵器处代理处长。1927年北伐期间,他受托筹办军需和文化用品,在上海与潘汉年接触后,将部分经费用于党的活动。之后,他转赴苏联,并于1928年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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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德国期间,成仿吾与同志们共同编辑党的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廖承志后来讲过一个细节:两人见面后都不爱抢着说话,竟然相对坐了大半天。临近中午,廖承志问:“我去买点吃的吧。”成仿吾只答:“好吧。”
沉默寡言,并不等于缺少行动。1931年回国后,成仿吾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工作,担任过宣传和地方领导职务。他注意到,苏区要巩固,不能只靠武装斗争,还要让群众识字,让干部懂得政策,于是推动列宁小学和各地师范教育,亲自参与教材编写、审定。
1933年,他奉命离开鄂豫皖苏区,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那时他正患疟疾,敌人封锁又很严密,地方组织动用武装力量护送,经过一个多月辗转才突出封锁。抵达上海时,党中央已经转移,他一度找不到组织。
危急关头,他通过内山完造与鲁迅见面,请求帮助联系党组织。鲁迅没有因为过去的文笔争论而推辞,第二天便有人前来接头。这件事很能说明成仿吾的处境:他既是作家,也是地下交通线上的革命者,身份随任务变化,立场却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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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他赶到瑞金参加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长征开始前,组织原本考虑让他留在苏区,他表示自己能够行军,愿意随部队转移。一个长期伏案写作和教书的知识分子,就这样背着杂物走上长征路。
他的行军装备很不讲究。雨伞夹在腋下,书本、饭碗、鞋袜等物品塞进旧衣服里。草鞋穿坏后,他得到一双粗大的牛皮鞋,只能用绳子绑住鞋面。雨天鞋子陷进泥里,怎么也拔不出来,他索性提着鞋赤脚追赶队伍。
有一次夜行军,他因近视在岔路口走偏,队伍险些靠近国民党碉堡。事情传到董必武那里,董必武说明这是视力不佳造成的误会,成仿吾的政治立场没有问题。这个插曲没有改变他在队伍中的位置,反而让人看到,他并不是只会谈理论的书生。
到达延安后,成仿吾协助董必武恢复党校,担任教务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出任陕北公学校长。1939年7月,华北联合大学在延安成立,成仿吾担任校长。学校辗转办学,条件艰苦,却承担着培养抗日干部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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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45年杨家岭那句询问,实际是对成仿吾长期经历的判断。毛泽东知道他能做地方工作,也能承担政权事务,但更清楚他的专长和志向。成仿吾选择教育,便把个人学识、革命经验和组织需要放到了一条路上。
1948年5月,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在正定成立华北大学,成仿吾任副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他与吴玉章共同参与中国人民大学建设,后来又担任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校长。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恢复,他再次出任校长、党委书记。
成仿吾一生跨过文学、军事、政治和教育几个领域,却没有把这些经历割裂开来。写作使他重视思想表达,战争使他明白干部培养不能脱离实际,长期办学又使他形成了严谨朴实的教育风格。1984年5月12日,成仿吾病逝,享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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