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0年代中期，北京钓鱼台。李讷住在江青身边，杨银禄的办公室就在她房间隔壁。一墙之隔，既方便传话，也让两人的日常生活彼此可闻。
当时的电话数量有限，李讷所在房间没有单独电话。报社有事情找她，只能把电话打到杨银禄办公室，再由李讷过去接听。起初大家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时间一长，问题便显现出来。
李讷那几年工作压力很大。她1965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报社担任编辑，工作本就繁重，身边又有来自家庭的要求。精神紧绷时，她常常吃不好、睡不着，接电话也容易因为情绪急躁，与同事发生争执。
杨银禄需要处理大量事务，李讷一打电话，往往持续很长时间。办公室里的工作被打断，他本人也逐渐出现睡眠问题。有人回忆，后来连杨银禄都不得不服用安眠药，这个细节，反映出当时生活环境里的紧张气氛。
有意思的是，解决办法并不是劝李讷少打电话，而是给她单独安装电话，同时调整住房。杨银禄向汪东兴提出建议，希望把李讷的房间搬到二楼。那里更安静，也能减少两间屋子之间的相互干扰。
搬家完成几天后，李讷打来电话，直接问道：“是不是你建议我搬走的？”杨银禄没有否认。李讷听后有些失落，以为对方嫌自己麻烦。杨银禄赶紧解释，搬到二楼是为了让她休息得更好。误会这才解开。
这件小事看似琐碎，却能看出李讷当时的状态。她并非故意给别人添麻烦，而是长期处在身体不适和情绪波动之中。身边工作人员也不是没有体谅，只是许多问题，单靠体谅并不能彻底解决。
李讷从小由毛泽东亲自照料长大。毛泽东对她的关心很具体，却不赞成她享受特殊待遇。三年困难时期，卫士曾给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李讷送饼干，毛泽东得知后批评说，不能因为是自己的孩子就搞特殊。
这种教育方式，对李讷影响很深。她享有特殊家庭背景，却又被要求像普通学生一样生活。学业完成后，她进入报社工作，承担编辑任务，个人身份和家庭环境之间的矛盾，也随之变得更加明显。
1970年前后，毛泽东曾让李讷到江西进贤县的五七干校生活，希望她接触工农、调节身心。干校里的劳动和集体生活，让她逐渐认识了徐宁。徐宁出身工农家庭，性格温和，常陪她劳动、散步，两人由熟悉发展为恋爱关系。
1971年，干校方面将李讷准备结婚的情况报告上去。毛泽东的意见很明确：“婚姻由孩子自己决定。”江青对徐宁的家庭、文化程度和生活经历并不完全满意，但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强行阻拦。
婚礼举行后，两人的生活却没有像预想中那样顺利。性格、经历和生活习惯差异逐渐暴露，双方又都年轻，矛盾不断累积。后来两人分居，婚姻关系也随之结束。
问题并未就此停止。怀孕期间，李讷的身体反应和情绪波动都比较明显，失眠再次成为困扰。她曾在深夜到钓鱼台找江青，希望拿一些安眠药。
当时江青已经休息，秘书和卫士没有马上让她见母亲。杨银禄向她说明，江青睡眠一向不好，等人醒来再转告来意。李讷却坚持要见江青，并解释自己只是睡不着，想取些药物。
江青拒绝，并不是完全不顾女儿，而是担心李讷平时服用安眠药的量偏大。孕期用药更需要谨慎，若继续按原来的用量服用，可能对身体和胎儿造成影响。杨银禄后来回忆，江青曾交代秘书，不能私自把安眠药交给李讷。
母女因此发生争执，关系一度紧张。把这件事简单说成江青“拒绝亲情”，并不准确；但江青处理问题的方式也确实强硬，李讷在身心不适时很难接受这样的态度。两个人的矛盾，正是在一次次具体冲突中加深的。
1972年5月，李讷生下一名男孩。孩子满月时，她带着糖果来到钓鱼台，分给工作人员，还与大家交谈。杨银禄等人发现，那个曾经长期失眠、情绪低落的李讷，状态有了明显变化。
后来，经李银桥和韩桂馨介绍，李讷认识了王景清。两人有共同的兴趣，平时喜欢谈书法，也常一起写字。王景清了解她的身体状况，主动承担了许多家务。有关安眠药的那场争执，留在了江青秘书的回忆里，也成为母女关系复杂变化中的一个具体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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