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鸡蛋吃三顿——明代常熟地主的算盘

明代常熟有个富户，一个鸡蛋要吃三顿饭。

清人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五的原话是：“每饭熟一卵，窍可容箸，藉而啖之。饭毕，封其窍留之，再饭三饭乃尽。”煮熟一个蛋，在壳上开一个刚够插进筷子的小孔，就着这个孔把蛋嘬出来。一顿饭吃完，把孔封上，留到下一顿。

这个人是谭晓，字镜川，苏州府常熟县人，活动在明嘉靖年间。

《柳南随笔》把他的吝啬和另一个人的节俭并列，另一个是做过南赣巡抚的陈察，每天买一个鸭蛋切成四份，半份给儿子的老师下饭，半份父子俩分着吃。王应奎给两人的评语不同，陈察的俭“或出于矫”，是装出来的，谭晓则是“天性吝啬使然”。

陈察 像

鸡蛋这件事不是清人追记的孤证。比王应奎早约两百年，与谭晓同时代的常熟文人邵圭洁写过一篇《谈参传》，收在《北虞集》里，传主用的化名是谈参，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四引录时点明谈参就是谭晓。邵圭洁记得更细：“参且纤啬惮费，平生无纨绮服，非大故不宰割，每饭熟一卵，窍可容箸者箝而啖之，饭毕封其窍留之，再饭三饭乃尽。”

同一件事，一个嘉靖年间本地人写，一个康熙乾隆间本地人抄，隔着两百年对得上。

邵圭洁 像

谭晓的钱怎么来的，邵圭洁写得比谁都清楚：“居湖乡，田多洼芜，乡之民逃农而渔，田之弃弗辟者以万计。参薄其值收之，佣饥者，给之粟，凿其最洼者池焉。”

常熟湖乡地势低洼，涝了就没收成，乡民干脆弃田去打鱼，荒掉的地以万亩计。谭晓趁地贱大量收进，雇饥民干活，工钱给的是粟。最洼的挖成池养鱼，挖出的土堆成高塍，塍上种果树，洼泽里种菰，能作畦的种蔬菜。结果“岁之入视平壤三倍”，同样的地，收成是普通田的三倍。

《常昭合志稿》卷四十八的版本多了几个字，意思更直白：“晓与照薄其值，买佣乡民百余人，给之食。”薄其值三个字，说的是他压低了工价。

邵圭洁还记了他的记账法。“室中置数十匦，日以其入分投之，若某匦鱼入，某匦果入，盈乃发之，月发者数焉。”屋里摆几十个匣子，每天的收入分门别类投进去，鱼的钱进鱼匣，果的钱进果匣，匣子满了才打开，一月要开好几次。

最能看出这种控制欲的，是他向佃户收的东西。《戒庵老人漫笔》卷四：“凡佃人，每户课其纺织娘凡几枚，以小麦秆为笼盛之，携至苏城，每一笼可取钱一二百文。纺织娘即络纬也，觅之草间，不直一文，佃人本不苦纳。”

纺绩娘是一种昆虫，就是络纬，草丛里抓的，本来一文不值。谭晓按户给佃户派定额，每户交几只，用麦秆编的小笼子装着，收齐了带到苏州城里卖，一笼能卖一二百文。

这段话最后六个字最要紧，佃人本不苦纳。佃户交这个不费力，因为虫不值钱。可这六个字恰恰是关键，正因为它不费力，收起来才没有阻力，才能年年收、户户收。一只虫不要钱，一百户佃户的虫加起来，就是每月进苏州城的一笔现钱。

这笔账可以算得具体些。据《明史研究》第八辑所辑明代苏南米价，嘉靖四十五年江南米价约每石银零点四至零点六两，中国历史研究院刊文亦记嘉靖中期江南米平价约每石零点五两。一石米约五百文，一笼虫卖一二百文，一户佃农一年交的那几只，换不回两斗米。

邵圭洁在传后发了一通议论，我觉得是整篇最冷的地方：“昔马迁论货殖，谓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噫，亦安所论巧拙哉！莫巧于参矣。参自奉不轻尽一卵，有余胡为哉？”

司马迁说货殖之道，巧的人有余，拙的人不足。邵圭洁说，天下没有比谈参更巧的了。可他舍不得吃完一个鸡蛋，攒下那么多图什么，邵圭洁没替他回答。

谭晓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邵圭洁记了他的结局，他病重时女婿来问后事，问万一不讳家产归谁。谭晓说已经另有安排，你莫非惦记这笔钱，把人赶了出去。谭晓一死，女婿谋害了他指定的继承人，牵连死了好几个人，闹成官司，最后官府没收家产，女婿反倒把藏的钱都弄到了手。

邵圭洁的评语落在最后一句：“千匦百匦，归一匦矣。”几十个匣子、上百个匣子，最后并成一个，全归了别人。

另一头是城墙。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屡犯常熟，县城还是土墙，知县王鈇要筑砖城，钱没着落。据《江苏省通志稿·人物志》引《常昭合志》，谭晓的哥哥谭照“慨然倡义，捐四万余金，亲身督率，昼夜并力，不五月而工竣”，城刚修好三天倭寇就到，城守住了，县里没事。苏州市民政局《常熟地名掌故》记新城周长一千六百六十六丈、设七座城门，称得富室谭照、谭晓兄弟献金四万，故有谭半城之说。

这里有一处细节常被略过，捐钱的时候谭晓已经死了，钱是谭照一人出的。《江苏省通志稿》记得明白，谭照因为三世没有分家，所捐之金与弟共之，因推功于晓，硬把功劳推到弟弟名下，替谭晓挣了一座专祠。

四万两是什么分量，拿米价折一下就知道。按嘉靖中期江南米每石约零点五两计，四万两约合八万石米。明代南方一石米约合今一百五十斤上下，八万石是一千二百万斤。这笔钱由一家拿出，半座城就归了他家的名。

于是有两笔并排摆着的账。一笔是鸡蛋，一个蛋，三顿饭，吃完封住壳上的孔。一笔是城墙，四万两，五个月，七座城门。中间连着的是那套办法，洼地贱价收进，饥民低价雇来，佃户按户派虫。

市面上讲谭晓，多讲他是生态农业的先驱，讲猪粪喂鱼、鱼粪肥田的循环，讲捐城抗倭的义举。这些都有据，邵圭洁原文里写着“池之上为梁为舍，皆畜豕，谓豕凉处，而鱼食豕下，皆易肥也”。我想补的是另一面，收益能做到平壤三倍，靠的不只是会种地。

“岁之入视平壤三倍”，这个三倍是怎么来的。地是贱价收的，因为乡民逃了。工是低价雇的，因为雇的是饥民。佃户除了正租，还要按户交虫，因为这虫不值钱。三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把每一头能压的都压到最低。

鸡蛋那件事被记了两百年，不是因为它稀奇，明清笔记里悭吝的富人多得是。它被记住，是因为太具体，一个孔，三顿饭，一个封住的动作。具体到让人没法替他辩解，这个人不是没钱，他是连一个鸡蛋都不肯一次吃完。

同样具体的是那个麦秆编的小笼子。一只草里的虫，本来一文不值，装进笼子送到苏州，就变成一二百文。从草丛到城里的路是谭晓自己走的，还是派佃户走的，史料没写。写下来的是结果，钱进了他的匣子。

一个舍不得吃完鸡蛋的人，和一笔四万两的捐款，本来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并排放在一起看，那张被封了又启的蛋壳，和那道一千六百六十六丈的城墙，用的是同一套算术，能省的省到极致，能收的收到极致。省的是自己那份，收的是别人那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