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者伯夷》：将传奇从迷雾中带回人间

“满者伯夷（Majapahit）”这一名字对于大部分中文读者而言似乎显得有些疏远，但倘若提起忽必烈汗对于爪哇岛进攻之战，或许能让读者脑海中浮现些许印象。而满者伯夷（《元史》又译作麻喏八歇）正是在此战之后以爪哇岛为中心兴起，一度统御东南亚群岛，被如今的印度尼西亚视为其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在14世纪的东南亚群岛地带，满者伯夷甚至可以说是如同海上霸主般的角色。然而，在当今的主流图书市场（尤其是英文与中文），却鲜有作者尝试撰写一部涵盖该帝国整段历史，且能面向公众的著作。

这种现象的产生并非偶然，其背后的核心原因在于史料的极度不对称与稀缺。即使不与同时期的欧亚大陆诸政权相较，仅与东南亚大陆国家（如越南、泰国、缅甸等）相比，东南亚群岛的前殖民时代史料往往显得支离破碎：如满者伯夷自身的文字记录大多依赖于石刻铭文、古代爪哇谱系手稿，以及宫廷诗人的赞歌等等。这些史料在时间上存在巨大的断层，在叙事上则充斥着对王权的神圣化描述与颂诗。

而外部观察者的资料同样片段化，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最为熟悉的汉文史书中书写的满者伯夷历史相对简略（通常以爪哇或阇婆之名出现），只在中国与之发生军政关系时会出现稍微详细，抑或执笔者亲身到访时记录下某一时刻的情况。这种史料的先天不足与晦涩难懂，极大地考验着任何一位想要写“满者伯夷帝国史”作者的能力。

不过赫勒尔德·范德林德（Herald van der Linde）在《满者伯夷：印度尼西亚最伟大帝国的阴谋、背叛与战争》（贾文峰译，东方出版中心，2026，以下简称《满者伯夷》）有效应对了这些严苛的挑战。他不仅梳理出了帝国兴衰的脉络，更向读者呈现了一幅关于古代印度尼西亚全景式的历史长卷，而本书的处理方式则是时下流行的非虚构写作，在尽可能遵守史料皆有所本的前提下，对于一些背景或环境书写予以推理与合理的想象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赫勒尔德·范德林德的背景颇为传奇。他并非深居书斋的历史教授，而是汇丰银行的股票策略主管，并同时担任香港浸会大学中国研究课程的咨询委员会委员，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尽管未取得人文学科的正式学位，但凭借其在东南亚长期工作和生活的丰富经历，以及在牛津大学接受的人文学科继续教育的背景下，范德林德展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写作风格。他在2020年出版了《雅加达：一座被误解之城的历史》（Jakarta: History of a Misunderstood City），通过他的个体经验与资料分析，以他对印尼社会与文化历史的热忱，向公众介绍了这座东南亚古老城市的沧桑往昔。这种写作的经验使得范德林德在处理历史题材时展现出了他的优势：不受制于冗长的学术分析，而是将前人的考据研究转化为引人入胜的情节叙事，通过实际生活的感知与经验勾勒其背景。

撰文｜夏博宇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

《满者伯夷》

作者：[荷]赫勒尔德·范德林德

译者：贾文峰

东方出版中心·时刻人文

2026年7月

寻找“失落的帝国”

与其他的非虚构写作类似，范德林德在全书开篇采用了颇为吸人眼球的做法。他并没有直接将读者带回13世纪的爪哇，而是让视线跟随19世纪英属爪哇代理总督，新加坡的创建者莱佛士（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殖民者与探险家在爪哇岛上的脚步，去寻找 “失落的帝国”，从而在莱佛士对满者伯夷遗址的探索中，引出了这个曾经称雄海岛东南亚的帝国故事。对于英文读者们来说，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莱佛士均是他们熟悉的存在，在理解上稍减阻碍，同时也引出了叙述本书的核心资料——《爪哇史颂》（Nagarakretagama）在历经数百年尘封之后，如何重见天日并为世人所知的过程。

范德林德并未依照简单的绝对时间顺序来铺陈满者伯夷的兴起与衰落，而是顺着《爪哇史颂》这一线索，巧妙地转移到“内部的眼睛”—— 《爪哇史颂》的作者，爪哇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普腊班扎（Mpu Prapanca）与其君主哈奄·武禄（Hayam Wuruk）的视角继续了叙事的推进。

在范德林德的笔下，普腊班扎化身为引领读者穿越历史迷雾的向导。他陪伴着哈奄·武禄在奢华而充满危机的宫廷中成长，并作为首席宫廷诗人用华丽的辞藻歌颂君王的文治武功。在公元1359年的一次宏大出巡中，普腊班扎与哈奄·武禄来到了庄严的寺院中，开始聆听年迈的住持讲述爪哇岛的过去。在作者的想象中，普腊班扎继续诵读《爪哇诸王史》（Pararaton）,了解满者伯夷在血与火中崛起的历史。

通过这种像是《一千零一夜》中“连环包孕”的文学叙事结构，读者们与这位诗人一并回顾了哈奄·武禄的直系祖先庚·安洛（Ken Arok）那充满暴力与神话色彩的传奇。庚·安洛正是通过获得一把被诅咒的神奇短剑，以及关于他将统治天下的神圣预言，成功迎娶了当地领主的女儿，并最终在一系列背叛与杀戮中击败了强大的对手，建立新柯沙里（Singhasari）王国。

满者伯夷王国的建国者被雕刻成哈利哈拉的石像。

然而，通过暴力攫取的王权注定伴随着永无宁日的反噬。庚·安洛的朝廷从未真正安定过。他的继子、他的旧部以及他的其他血缘亲属，仿佛受到了那把神剑诅咒的牵引，卷入了一场又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血腥宫廷阴谋。家族成员为了争夺那象征最高权威的王座互相残杀。这种充满古典悲剧色彩的内耗持续了二十余年，方才在付出极其惨痛的血的代价后，迎来了短暂的安定。

在格尔达纳卡拉国王在位时期，新柯沙里王国的命运在13世纪末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公元1292年，一支受命于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庞大蒙古军队跨越重洋，兵临爪哇岛，要求新柯沙里王向其臣服，而就在此时，新柯沙里宫廷内也发生了政变。

面对这股内外交织的动乱力量，满者伯夷的直接开创者拉登·韦查耶（Raden Wijaya）展现出了他的政治智慧与权谋。他不仅没有在蒙古人的弯刀下走向覆灭，反而利用了元军与篡位者之间的矛盾。韦查耶以臣服和向导为诱饵，借蒙古大军之手除掉了自己的内敌，随后又在元军因气候、疾病与补给困难而虚弱不堪时，果断倒戈，成功将其驱逐出爪哇岛。正是借由这场利用大国冲突进行博弈的战争，韦查耶开创了属于他的事业，满者伯夷帝国在蒙古人撤退的废墟上正式宣告兴起。

伴随着一系列的武力征服、联姻与结盟，到了哈奄·武禄与其传奇宰相卡查·马达（Gajah Mada）统治时期，满者伯夷在14世纪中期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成了一个统治范围从爪哇延伸至苏门答腊的庞大跨海帝国。在普腊班扎那略显浮夸的颂歌中，哈奄·武禄的权威甚至越过马六甲海峡，辐射向了马来半岛、加里曼丹岛乃至中南半岛的诸多港口城邦之上。

根据《爪哇史颂》所推测的满者伯夷的最大疆域（1365年）。

不过如同欧亚大陆之上诸多旋生旋灭的陆地帝国一般，庞大的海洋帝国一旦失去强有力的中心人物，其脆弱的网络便会迅速崩塌。哈奄·武禄在1389年去世后，满者伯夷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争夺王位继承权的内战，并分裂为东西两个国王分别统治爪哇岛的境况。

恰在这一帝国由盛转衰的敏感时期，另一股来自外部的巨大力量抵达了爪哇，但这次带来的则是和平与贸易——郑和奉明朝永乐帝朱棣之命，于东南亚与印度洋宣扬明朝盛威，其庞大船队停靠在了满者伯夷的港口。在这一部分中，范德林德再次转换叙事视角，借助郑和舰队随行译员马欢的视角，去细致观察满者伯夷城镇中所存在的一切。

作者通过马欢《瀛涯胜览》的描写，想象马欢犹如一位步行城镇的观光客，通过他的眼睛看到的是一个充满市井气息且贸易繁盛的爪哇：从当地人的饮食起居、市集交易的货币，到令人惊叹的动植物，似乎繁华的底色依然存留。但这种外部视角的客观记录，恰恰与满者伯夷内部政治的衰败形成了强烈的互文。

繁华只是跨国贸易惯性运转的表象，而作为政治实体的帝国终究还是走向了不可挽回的没落。在满者伯夷最后的贤主，哈奄·武禄的孙女苏希达（Suhita）女王在1450年死后，随着其他伊斯兰港口城邦的崛起和马六甲海峡贸易格局的转移，曾经于海上雄霸一时的满者伯夷不再是东南亚群岛的中心，贡船与使者减少，疆域不断萎缩，最终被来自爪哇岛东北部的淡目（Demak）政权于1527年摧毁。自此以后，爪哇、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加里曼丹岛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再未统一于一个本土政权之下，直到现代印度尼西亚的建立。

在真实与想象之间

纵观全书，范德林德的这部作品体现了近年来在西方出版界极为流行的、介于严肃学术专著与大众通俗非虚构写作之间的混合风格，笔者在此将其称为“半学术的非虚构写作”（Semi-academic Non-fiction），使其风行者或许可上溯至已故的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1936-2021）所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尤其是在1998年出版，基于《聊斋志异》、山东方志与政书所创作的《王氏之死》一书，自出版以来引发对于写作者运用其想象力究竟在什么程度内是合理的争议。

而对于近年来的中文读者来说，这种体裁也并不陌生，如张向荣《祥瑞：王莽与他的时代》（2021）、张明扬《弃长安》（2021）等也曾是引发一时热议的作品。相较于1990-2010年的“白话”“正说”“那些事儿”一类只以演说历史为主题的作品，此类新题材在注重文字叙述的流畅性外，也注意为作品提及的史实或论断增添注释以表明作品的可靠性。

范德林德亦是如此。他为书中涉及历史写作的关键段落详细标明了引用来源，涵盖了手稿、碑铭、中国史籍对爪哇的记录、现代学者的研究讨论，并在注释中做了有限的讨论以表明他选取的说法原因，全书结尾亦附上了参考文献表。这种做法无疑做到了学术态度上的诚实，也为有志于进一步深究的读者提供了可靠的按图索骥的指南。

电子游戏《文明Ⅶ》中满者伯夷文明的艺术设定。

但不可忽视的是，在这种文体中，学术引用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行文的流畅性与可读性。因此当史料之间存在断裂或根本性的冲突时，作者并未像传统历史学家那样在文本中长篇累牍地讨论和解决史料辨伪的问题。相反，他的首要目的是要将标题中所承诺的诸多宏大关键词——“阴谋”“背叛”与“战争”，以最具戏剧性和连贯性的叙述形式毫无阻碍地展现给受众。

满者伯夷相关史料在时间上的非连续性分布也使得章节之间的衔接显得略有断裂，作者虽然在具体的情景描写时动用其想象力构建了满者伯夷人所生活的环境，设想哈奄·武禄与普腊班扎是在某一场景中了解到了满者伯夷的过往。但是在某一故事叙述完后，由于没有其他可靠的接续史料，作者只能跳跃到其他相关的史料以丰满叙事。诸如在描写哈奄·武禄听住持介绍爪哇岛的过往后，只能生硬地转向百年前赵汝括的视角，通过赵汝括的《诸蕃志》中对爪哇社会的记载重现彼时爪哇的图景。从写作上而言这是无奈之举，但从读者视角而言这依旧显得有些奇怪。

从史料角度而言，本书仍存在着一些瑕疵，尤其是对于中文读者而言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首先是对蒙元使者孟琪遭遇的描写。在正文的叙述中（第5章，98页），为了显示新柯沙里国王格尔达纳卡拉不满于元朝要求臣服的傲慢作风，范德林德在行文中绘声绘色地称爪哇人将使者孟琪的鼻子残忍割下作为惩罚。然而，仔细查阅脚注部分，作者却又根据19世纪荷兰学者葛路耐（W. P. Groeneveldt）编纂的《有关马来群岛与马六甲的汉文史料选编与笺注》（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Malacca, compiled from Chinese sources）所引《元史·爪哇传》，说爪哇人实际上只是“割伤了孟琪的脸”，讨论了一番元与爪哇的关系，但并未说明行文中的割鼻由来究竟为何。

其次，书中还存在着一些历史常识性错误。例如，作者在第5章的89页中将东南亚历史上的重要政权占城（Champa，又称占婆，位于今越南中部）称为“佛教王国”。而事实上，在学术界公认的观点中，占城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内，是一个深受湿婆信仰影响的印度教国家，尽管佛教曾短暂流行，但其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底色仍是印度教。再者如第14章的“明朝空白期”，其本意来自罗克珊娜·布朗‌（Roxanna brown）认为东南亚沉船中的明瓷器数量在1368-1424与1424两个阶段均出现连续下降趋势。但是范德林德将此结论与朱棣逝世后，洪熙帝朱高炽停下西洋一事结合，构建了此后中国断绝了所有往来贸易，包括贡品船只不得靠岸，只能通过琉球中转的诡异历史叙事。就目前已知史料，如《明实录》中似乎并没有这种奇怪的命令，相反对于爪哇直接来朝的记录在洪熙宣德年间亦不少见。现存琉球关于海外交往的资料《历代宝案》中也未提及爪哇使船需经由琉球进贡中国，可以说这段内容令人迷惑不解。

不过总体而言，这些问题对《满者伯夷》来说瑕不掩瑜。译者贾文峰的译文也相当流畅与力求精准，对于想要了解满者伯夷帝国史、前现代印度尼西亚史以及东南亚历史的读者来说，本书是绝对值得一读的入门级佳作。读者不仅可以轻松地跨越时空与文化的隔阂，了解到 “印度尼西亚最伟大帝国”的兴衰灭亡，更能够深刻体会到这个消亡的帝国所留下的政治遗产，诸如满者伯夷的代表色、政治格言等被现代印度尼西亚的建国者们吸收，化作了凝聚这个由万千岛屿组成的多民族国家的现代民族主义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讲，范德林德不仅带领读者们回顾了一个辉煌国度的兴衰历程，更抛出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命题：去思考前现代的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究竟是如何跨越几个世纪的断层，最终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东南亚现代国家形态。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夏博宇；编辑：李永博；校对：卢茜。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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