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四风流朱五狂”，张学良恨了六十年！马君武到底骂错了没有？

1931年11月20日，沈阳已经失守两个月，黑龙江战事仍在继续。上海《时事新报》刊出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的两首“感时近作”，后来通常合称《哀沈阳》——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两首诗一共五十六个字，却给张学良造出了一个此后几十年都甩不掉的公众形象：国土丢了，他还在女人堆里跳舞。

马君武的这两首诗不是简单骂人，而是在讲一套因果：先有赵四、朱五、胡蝶，再有少帅沉迷女色，最后才是“哪管东师入沈阳”。

前一首点名女人，后一首直接写场景：半夜军书送到，戏台上的弦管还在催；沈阳已经陷落，怀里还抱着佳人跳舞。

当时的读者未必分得清两首诗的时间差，很容易把它理解成九一八当夜的完整现场记录。马君武确实不是街头小报文人，他是老同盟会会员、广西大学校长，在民国教育界和政坛都有名望，因此他写出来的东西天然带着信用加成。问题是，愤怒是真的，他依据的“新闻”未必是真的。

马君武写诗前看到的，是天津《庸报》等报纸关于“张学良九一八之夜在北平六国饭店与胡蝶共舞”的报道，以及日方报纸随之添油加醋的“馈赠巨款”等说法。换句话说，他不是事发当晚的目击者，而是把报上的传闻压缩成了诗。

诗的传播力恰恰来自这种压缩。第一首连点三个女人，“赵四”、“朱五”是带数字的名门称呼，“胡蝶”则是当时最红的电影明星，名字本身就吸引人；第二首则把“军书”、“弦管”、“佳人”、“舞蹈”并置，冲突一目了然。马君武最狠的一点，是把一个复杂的军事政治失败，改写成了一个谁都看得懂的故事：色令智昏，误国失地。

这两首诗还有明显的古典模板。马君武仿的是李商隐《北齐二首》，后者讽刺北齐后主高纬宠幸冯淑妃、导致国家败亡。李商隐的原句是“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回”，马君武改成“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把晋阳换成沈阳，把君王打猎换成少帅抱女人跳舞，借古讽今的痕迹非常清楚。

马君武显然知道这首诗会传。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他在汉口还自比吴梅村写吴三桂、陈圆圆的名篇《圆圆曲》，认为自己的《哀沈阳》足以传世。

那么，九一八之夜张学良究竟在哪里？

最通行的说法是，他自1931年5月28日起因重伤寒住进北平协和医院，9月上旬病愈后仍很虚弱，继续留院休养。

9月18日晚，东北军政界为水灾赈济举行义演，他陪同英国公使蓝浦生夫妇到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演出的《宇宙锋》。

演出中途，沈阳参谋长荣臻打来电话，报告日军袭击北大营。张学良随即离席，返回医院联系东北方面。这个版本主要见于洪钫《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梅兰芳夫人福芝芳等人的回忆，也与张学良晚年的自述大体相符。

但严肃考证不能只挑一个最顺的版本。洪钫说张学良当晚携夫人于凤至、赵四小姐在中和戏院看梅兰芳《宇宙锋》，接报后立即退场；何世礼留下的说法也支持张学良在看戏时收到急报后匆匆离开。

盛成的《盛成回忆录》却提供了另一套细节：他说地点是前门外鲜鱼口的华乐戏院，台上的不是梅兰芳，而是票友褚民谊在唱《空城计》，张学良直到戏散后才拿到东北急电。

两种记载都确认“张学良当晚在看戏、并因东北急报离场”这个主干，却无法同时确认剧院、剧目和离场时间。所以，马诗里的“开场弦管又相催”有事实骨架，至于究竟是哪座戏院、哪出戏，当事人晚年回忆并不完全一致。

“更抱佳人舞几回”的问题更大。按照胡蝶本人晚年回忆以及明星影片公司当年的启事，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胡蝶和《自由之花》外景队滞留在天津，潘有声、张石川、洪深等剧组人员都可以证明。她大约在一周后随剧组到北平，不可能在9月18日当晚与张学良在北平六国饭店跳舞。

《哀沈阳》发表第二天，胡蝶就在《申报》刊登《胡蝶辟谣》，说自己“留平五十余日，未尝一涉舞场”，并称日本报纸把她的照片与张学良名字并列，又编造“馈赠十万元”，目的就是“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

明星影片公司全体演职员随后联署启事，证明剧组在北平期间同出同归，女演员没有私自外出应酬。

当然，也不能把“张学良和胡蝶终生从未谋面”说成毫无争议的绝对事实。1931年11月23日，上海烟公司出版的《克雷斯》报曾称“胡蝶为副张素识者”，还说两人打高尔夫球“事或有之”。

这份小报虽然也否认“十万元馈赠”，并认为胡蝶与张学良的胡姓义子交往密切，但它至少说明，双方后来“完全不认识”的说法可能过于绝对。

不过，即便两人后来真的认识，甚至见过面，也不能反推九一八当晚胡蝶在北平舞厅。现有的行程、剧组启事和胡蝶自述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所谓“九一八之夜张胡共舞”，没有事实依据。

“朱五”的指控更站不住脚。朱五是朱启钤第五女朱湄筠，后来嫁给张学良的秘书朱光沐，婚礼主婚人正是张学良。

张学良晚年接受唐德刚访谈时，一提起这首诗仍然很激动：“我最恨马君武的那句诗了，就是‘赵四风流朱五狂’那首。这个朱五是谁呢？朱五就是朱启钤的五小姐，她是我秘书朱光沐的太太。他俩结婚的时候，是我给他们主婚。”

他还特别强调，自己小时候认识朱五，与她姐姐只是普通朋友，“我跟朱五没有任何关系”。换句话说，马君武把一个已婚女性写进“温柔乡”，不仅没有私情证据，连基本社会关系都搞错了。

诗里唯一与张学良私生活有真实联系的，是赵四。赵一荻与张学良关系密切，按照多数当晚回忆，也确实陪他看戏。但两个人多年相伴，不等于九一八之夜她在舞池里耽误军机。马诗把赵四、朱五、胡蝶并列，看似证据丰富，实际上三名女性中，一人只是陪在现场，一人与张学良没有私情，一人当时根本不在北平。诗歌最需要具体姓名，而姓名一旦写进去，诽谤也就有了具体受害者。

还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称马君武是在泄私愤。

张学良旧部惠德安回忆，九一八事变后，担任北平私立民国大学校长的马君武因办学经费困难，登门求张学良资助。张学良起初拒见，马君武在公寓外守了一夜，张才出来见他，但最后仍以“现今军事费用，已穷于筹措，先生所需经费，实在爱莫能助”为由拒绝。

惠德安认为，马君武由此对张学良恼怨交加。这段故事细节很生动，但必须说清楚：它只出自惠德安一方回忆，惠长期在张学良身边任职，对张感情很深，这段材料本身也有立场。相关研究者也明确提醒，“这段故事仅见于惠德安回忆，是否有偏袒张学良的倾向，存疑”。所以，马君武恼恨张学良可以理解，说他纯粹为了几万元办学经费写诗泄愤，证据不够。

高阳还转述过一个饭局故事：朱湄筠后来在香港遇到马君武，上前说“马君武博士，我就是朱五”，马君武顿时尴尬离席。

这个故事常被讲得绘声绘色，但找不到当时在场者的记录，只能当作掌故听，不能拿来证明朱五与张学良的关系，更不能反过来证明马君武明知故犯。

如果按新闻调查的标准逐句核对，马君武的讽刺大致可以分成三层。“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有事实基础，只是看戏地点和剧目仍有争议；“赵四风流”只能算对张学良私生活的道德评价；“朱五狂”“翩翩胡蝶”“更抱佳人舞几回”缺乏事实依据。至于“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则把整个东北沦陷归因于女色，直接遮蔽了真正的问题：张学良及东北军指挥层对日方意图的误判，南京方面避免冲突、寄望外交解决的总体政策，以及东北军指挥系统在关键时刻的失能。

真正给这首诗提供事实底色的，不是赵四、朱五、胡蝶，而是“不抵抗”。

1931年9月19日下午两点半，张学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这段谈话载于1931年9月21日《盛京时报》。这不是六十年后的辩解，而是事发后第二天的公开表态，尤其是“尽任日军所为”六个字，比“更抱佳人舞几回”更接近历史核心。

张学良后来也没有把这一夜简单解释成一时糊涂。9月22日，日军意图继续扩张已经相当清楚，他仍指示哈尔滨方面，只要对方不压迫，就应保持镇定；万一受到压迫，也应避免冲突，退到安全地带。也就是说，不抵抗不是接了一个电话后的临时失态，而是事变后数日仍被执行的方针。

直到晚年，张学良仍多次承认这道命令是自己下的。1990年他对唐德刚说：“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

1991年5月28日，他在纽约又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因此，对马君武这首诗最准确的评价不是“全对”，也不是“全错”。

它抓住了一个真实结果：张学良确实在收到急报后选择不抵抗，东北确实迅速沦丧。

它也抓住了一个真实场景：告急消息到来时，张学良确实在戏院。

但它虚构了最抓人的细节，把军事与政治判断失误改写成香艳故事，再让三个女人替整个决策系统背锅。九一八的责任链远比“少帅抱女人跳舞”复杂，可复杂的事实通常打不过简单顺口的故事。

这首诗之所以迅速传遍全国，首先是真事替谣言开了门。

东北丢了，东北军主力几乎没有抵抗，社会需要一个可以集中愤怒的靶子，张学良正好站在那里。

其次，张学良本人确实喜欢跳舞，也确实有女人缘，吸鸦片、身体败坏也不是秘密。周联华曾有直接回忆：“张学良喜欢跳舞是真的，有女人缘也是不假，抽大烟更是公开的事，所以这种说法不胫而走。”

真实的风流形象，给虚构的“九一八跳舞”提供了可信度，再加上“赵四、朱五、胡蝶”三个名字朗朗上口，七言诗又便于传抄背诵，一首诗的传播效率远高于长篇调查报道。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方面的舆论操作也推动了这首诗的扩散。胡蝶在1931年的启事中已明确说，日方借男女暧昧之事“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希望阻止其回辽反攻。此后天津《庸报》等报纸跟进，日本报纸又把胡蝶照片与张学良并列，并不断添加“馈赠十万元”之类的细节。日本侵华从来不只用军队，也长期制造中国将领贪腐、淫乱、无能的舆论形象。马君武未必是有意为日方服务，但在客观上，他的诗把日方需要传播的内容压缩成了最容易记忆的版本。

马君武这两首讽张诗的长久流传，还说明一点，公共记忆并不天然奖励真相。

九一八之后，要弄清楚南京与北平行营如何沟通、东北军兵力为何空虚、国联交涉为何失灵，需要翻电文、查会议记录；而“赵四风流朱五狂”只要听一遍就能复述。公众得到的是一句痛快话，胡蝶和朱湄筠得到的却是终身污名。胡蝶要登报喊冤，整个电影公司要联署证明，朱五则被写成一个她从未扮演过的角色。所谓“红颜祸水”，说到底就是把军政失败改写成女人有罪。

张学良对这首诗的态度，也很值得细看。他没有否认“不抵抗”，晚年甚至一再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承认自己误判日本，没有看清关东军吞并东北的真实意图，但他坚决否认九一八之夜与胡蝶跳舞，也坚决否认与朱五有私情。

对他来说，真正刺痛的并不是“误判形势”四个字，而是马君武把“不抵抗”进一步解释成“沉迷女色、卖国误国”。他曾说：“我张学良如有卖国的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我也是情愿的。”又说：“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1990年接受日本NHK采访时，张学良再次还原自己的记忆：他当时在北平住院养病，病刚好转，当天请英国使节看梅兰芳演戏，听到报告后立刻回去下令。1991年在纽约，他又主动说明，不抵抗是东北军自己的选择，是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指令。这两段话放在一起，恰好说明他晚年面对历史时的矛盾：错误，他认了；编出来的桃色故事，他不认。

胡蝶后来曾想当面把话说清楚，托人求见张学良，希望当着上海报界澄清，但张学良拒绝了，理由是那种会面“岂不更说不清楚”，这件事见于周联华向李天纲讲述的回忆。

胡蝶与张学良最终也没有因为辟谣而见面。

更有意味的是，据周联华说，他后来为张学良整理遗物时发现，张学良的每本日记都以9月18日开头，仿佛那一夜已经成了他私人的纪年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