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5年9月，延安的作战地图上，东北还是一片等待接收的土地，中央却已经把它看成未来战略全局的关键。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对的不是简单的地盘分配，而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国共力量即将重新较量，解放区的兵力究竟应该摆在哪里？
当时形成的基本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里的“北”，核心就是东北；“南”，则包括华东、中原以及华北南部一带。这个安排并非轻视南方部队，而是因为东北地域辽阔、工业基础较好，又有较大的战略纵深。一旦建立稳固根据地，便有可能成为支撑全国战争的后方。
抗战结束时，我军在东北几乎没有成建制的主力。中央随即抽调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先后派出大批骨干力量。资料显示，进入东北的干部约两万人，部队约十一万人。与此同时，东北局的领导班子也得到加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安排到东北工作。
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增援。
干部、军队、地方政权和后勤资源同时北移，意味着东北被赋予了“重新建设一个大根据地”的任务。延安方面要做的，已经不只是派兵打仗，还包括接收城市、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筹措粮秣，以及把分散的武装逐步整合成能够进行大兵团作战的力量。
有意思的是，最初的战略构想中，东北承担的确实更接近“主力方向”。华东和中原部队处在国民党军进攻的前沿，既要保卫已有根据地，也要牵制对手南下；华北则位于中间地带，连接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和东北，承担着交通、补给、转运与兵力调节等任务。
所以，华野和中野早期并不是被安排去承担全国决战的主要角色，而更像是前沿部队。能打就打，难以展开时就保存实力、争取空间。这个安排与“向南防御”的方针相吻合，重点在于顶住压力，不能让国民党军轻易控制中原和华东。
华北军区的位置更加特殊。它既不是单纯的后方，也不能完全等同于东北野战军那样的战略主力。华北连接东北与关内，是人员、物资和部队流动的枢纽。东北部队成长过程中，华北方面提供过重要支援，部分部队和干部北上后，成为东北野战军扩充力量的重要组成。
有些说法把华北军区没有单独发展成另一支“野战军”，简单解释成实力不足，这并不准确。华北军区的任务本来就很复杂，既要保卫解放区，又要支援东北，还要牵制平汉、平绥等方向的敌军。它承担的是中线与战略交通带的功能，不能只用“谁的兵多”来衡量地位。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东北局势迅速成为全国焦点。四平保卫战、东北夏季攻势等作战，逐步锻炼了部队的大兵团指挥能力。林彪等人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也在连续作战中完成整训和扩编。到了1948年辽沈战役前后，东北野战军已经具备决定东北战局的力量，原先的战略设想由此获得了现实支撑。
不过，战争的发展很快超出了最初的安排。
华东野战军在山东和苏北连续作战，孟良崮战役发生于1947年5月，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以较大代价围歼整编第七十四师，改变了华东战场的力量对比。此后，华野不再只是守住阵地，而是逐渐掌握主动权，成为能够独立进行大规模歼灭战的主力集团。
中原战场的变化同样关键。1947年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作战条件极其艰苦，却把战线推向国民党统治腹地。有人曾问：“不是向南防御吗，怎么打到大别山去了？”刘伯承的回答很朴实：“形势变了，打法也要变。”
这次跃进标志着中原部队由防御转向战略进攻。与此同时，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指挥下，以相对有限的兵力牵制和打击胡宗南集团，保卫陕甘宁边区。西北战场虽然兵力规模不如东北、华东，却承担着直接威胁延安和陕北根据地的重任，绝非所谓偏师。
到了1947年下半年，战争的方向已经出现转折。刘邓大军挺进中原，陈粟大军展开外线作战，晋察冀和晋冀鲁豫部队也不断发动攻势。原本负责“向南防御”的几支部队，逐渐具备了“向南发展”的能力，战略角色随之改变。
因此，所谓“东野是主力，华北军区是中线，华野和中野是前锋”，更准确地说，是解放战争初期中央根据地理位置、敌我态势和资源条件作出的总体规划，而不是给各部队划定永远不变的等级。东北先成为战略核心，华东、中原和西北则在战争中不断突破原有分工，最终形成多支能够独当一面的野战军。1948年秋三大战役相继展开时，这种由“一处主力”走向“多路主力”的局面，已经完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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