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这种差异越来越明显。美国决定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不返回国内，并由2015年国民议会的反对派代表与政府谈判，要求不太知名的议员迪诺拉·菲格拉率领代表团。这些决定耐人寻味。
尤其是，这些代表安排并未基于一个自认为具有社会基础的代表。达廷科普的民调显示，59%的委内瑞拉人表示，目前没有任何政治领袖能代表他们。在已经做出的政治决定中，政治人物甚至没有发表意见。政党更没有参与，公民更是被排除在外。据与进程相关的人士透露，菲格拉的会议议程和公开声明，甚至需要美国驻加拉加斯代表团事先批准。
军方重组。与政治人物的境况不同，军方的情况却有所不同。美国并未指定谁应代表武装部队，而是与军队内部产生的代表沟通。预期的对查韦斯派将领的调整并未发生。最近几个月的变化显示，军方权力正在重组：查韦斯派军官在战略作战司令部、综合防御区和综合防御作战区之间保持权力平衡；受到制裁的人士则在高级指挥体系、情报和反情报机构中重新调整位置。
华盛顿在军方面前采取谈判、调整策略，降低决裂风险；而对政治人物则施以强硬语言，附加条件，要求服从，不容谈判或共识。这种区别可能与委内瑞拉的近代历史相符。委内瑞拉并不是从一个民主制度下、军队仅履行专业职责的国家走入过渡，而是从一个军人主义盛行的国家走来。国家武装部队积累了政治、经济、商业、领土、情报和强制力等多方面权力。因此，华盛顿能够向削弱且分裂的政治力量设定条件，却必须同仍有能力影响过渡的武装力量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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