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九岁老母亲终于走了，亲戚劝节哀，我哭我被耗尽的十几年

上个月十三号，下午三点一刻，我妈走了。

八十九岁。

在我们这儿，这叫老丧，是喜丧。

火葬场的告别厅里。

放着哀乐。

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喊。

来吊唁的亲戚不多，大都是些上了岁数的老街坊，还有我哥和我妹那边的几个亲家。

他们排着队。

走到我面前。

挨个拍拍我的肩膀。

或者握握我的手。

嘴里翻来覆去都是那句老话。

“节哀顺变，老太太这也算高寿了，是修来的福气。”

“你伺候得好，老太太走得安详，没受大罪，你也算对得起她了。”

我垂着头，机械地重复着点头的动作。

眼泪顺着眼角往下砸，落在黑色的粗布孝服上，洇出一圈又一圈深色的水渍。

别人看我哭得浑身发抖，以为我是舍不得我妈。

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

这眼泪里，一半是哭那个生我养我、最终骨瘦如柴化作一捧灰的女人。

而另一半，是哭我自己。

哭我被活活耗干、熬碎、彻底面目全非的这十几年。

长寿是福，这句话，没有经历过常年伺候卧床老人的人，永远只会把它当成一句吉利话。

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懂。

家里有个太长寿的老人，久病床前，那就是一个填不满的黑洞，是一场漫长得看不到尽头的凌迟。

我妈是七十八岁那年瘫的。

突发大面积脑梗。

当时我在单位上班，接到邻居电话赶到医院的时候，我妈已经在急救室里了。

万幸，命保住了。

不幸，半身不遂。

医生说，恢复得好的话，能坐轮椅，手能有些轻微的动作，但下地走路是绝对不可能了。

而且，身边一刻也离不了人。

那天晚上，在医院昏暗的走廊里，我给我哥和我妹打了电话。

我哥在南方做工程，一年到头见不着人影。

电话接通，他那边环境很嘈杂。

“啥？妈瘫了？”

他的声音里透着惊讶，但很快就变成了为难。

“二丫头，你也知道，我现在这项目刚开工，手底下几十号人张着嘴等吃饭，我哪走得开啊。”

“这样，你先顾着，医药费我出大头，等我这阵子忙完，我一定回去看妈。”

说完，匆匆挂了电话。

接着打给我妹。

我妹远嫁到了外省，生了三个孩子，婆家条件一般。

她在电话里直接哭出了声。

“二姐，我怎么办啊？老大刚上小学，老二老三还在吃奶，我婆婆天天给我甩脸子看。”

“我要是这会儿回娘家伺候妈，我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二姐，你离妈最近，你就多担待点吧，等过年我带孩子回去多住几天陪陪你。”

放下手机。

我看着走廊尽头苍白的灯光。

心里一阵发凉。

我是家里的老二，夹在中间，从来都是最不受宠、最被忽视的那个。

但我没得选。

那时候我四十岁。

在一个效益一般的私企做会计，每天朝九晚五。

丈夫老李在车间当班长，儿子刚上初二，正是最需要人管的时候。

我们的日子不算富裕，但精打细算，也算安稳。

我妈出院那天。

我看着空荡荡的病房。

叹了口气。

去办了出院手续。

叫了辆车。

把我妈接回了我的家。

我以为，这只是一时的难关。

我以为，只要我多努努力，多吃点苦，总能把日子捋顺。

但我太天真了。

我妈刚搬来的时候，其实情况不算太坏。

她不是全瘫。

每天早上，我和老李合力把她从床上抱起来，安置在轮椅上。

她的右手还有些力气，能自己拿勺子吃饭。

只是手抖得厉害，一顿饭吃完，桌子上、衣服上、地板上，到处都是饭粒和菜汤。

我每天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拿起抹布和拖把。

跪在地上清理这些残局。

那时候，我还觉得能应付。

我给她买了很多好看的口水巾，每天洗得干干净净。

我觉得，只要有口饭吃，有个人在旁边看着，这日子就能过下去。

但真正的灾难，是从屎尿开始的。

脑梗不仅毁了我妈的行动能力，也毁了她的神经系统。

她经常感觉不到大小便的到来。

有时候，我正坐在沙发上帮儿子辅导功课，突然就闻到一股刺鼻的恶臭。

转头一看。

我妈坐在轮椅上。

眼神呆滞。

黄褐色的污物顺着裤腿流到了地板上。

那一刻，我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冲进卫生间。

拿起纸巾和湿毛巾。

强忍着恶心。

一点一点帮她清理。

脱下弄脏的裤子，换上干净的。

把地上的污渍擦掉，再喷上空气清新剂。

这样折腾一次，至少要半个小时。

如果是白天还好。

最怕的是晚上。

我妈有起夜的习惯，但她自己动不了。

每天晚上，她都会在隔壁房间大声喊我。

“二丫！二丫！我要尿尿！”

声音嘶哑，穿透力极强。

一开始，我总是立刻惊醒，披上衣服跑过去。

拿便盆，垫在身下，等她尿完，再端去卫生间倒掉洗干净。

后来，她喊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一晚上能折腾四五次。

有时候其实根本没有尿，她就是觉得不舒服，或者单纯地睡不着，想找人说话。

我整夜整夜地睡不了一个安稳觉。

白天上班的时候，头重脚轻，像踩在棉花上。

算账连连出错，被老板叫进办公室骂了好几次。

四十岁的女人，本来就处于身体机能开始下降的阶段。

这样熬了半年，我肉眼可见地老了下去。

头发大把大把地掉，眼袋耷拉着，脸色暗黄。

更可怕的是家庭关系的微妙变化。

老李一开始还能搭把手，帮着抱我妈上下床。

但时间长了，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家里常年弥漫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混杂味道。

那是饭菜味、药味、消毒水味，还有怎么也散不去的排泄物残留的气味。

老李是个爱干净的人。

他开始不愿意在家里吃饭。

经常说车间加班，或者和工友在外面吃路边摊。

晚上睡觉的时候，哪怕是夏天，他也用被子把头蒙得严严实实。

“这屋里的味儿太冲了，熏得我脑仁疼。”

他经常这样抱怨。

我也委屈。

我也不想这样，可我能怎么办？

我试图跟他沟通，让他体谅一下我的难处。

他猛地吸了一口烟，叹着气。

“我体谅你，谁体谅我？我上了一天班，累得像狗一样，回到家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连个好觉都睡不成。”

“你哥你妹倒好，落个清闲，合着这倒霉事全砸咱们家了？”

我无言以对。

我知道他说得对，但我无法反驳。

因为我也觉得不公平。

我给哥打电话，想让他出点钱，我好请个钟点工或者护工。

我哥在电话那头叹气。

“二丫，不是哥不帮你。我那工程款要不回来，工人都快把我逼疯了。我现在是真没钱啊。”

“再说了，护工哪有自己闺女伺候得尽心？你再克服克服。”

我又给我妹打电话。

我妹直接在电话里哭穷。

“二姐，老三上个月刚得了肺炎，住了一星期院，家里钱全花光了。我婆婆天天骂我败家，我连买包卫生巾都得看人脸色。”

“你忍心再逼我吗？”

他们总有理由。

总有比照顾瘫痪老母亲更重要、更迫切的难处。

而我，因为离得近，因为一时心软，就活该被套牢。

到了第二年，我实在熬不住了。

因为长期睡眠不足和精神紧张，我得了神经衰弱。

整天恍恍惚惚，连路都走不稳。

老板委婉地找我谈话。

说公司现在效益不好。

需要精简人员。

让我回家休息。

其实就是辞退了我。

拿着那点少得可怜的补偿金。

我站在公司楼下。

欲哭无泪。

没有了工作，我彻底成了围着我妈转的全职保姆。

但这并没有让我的生活变得轻松。

相反，我妈的脾气开始变得越来越古怪。

人老了，身体不能动了，心里的恐惧和烦躁就会成倍地放大。

她总觉得我们在嫌弃她，总怕我们会把她扔掉。

于是，她用一种近乎病态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她开始挑食。

今天说粥煮得太稀，明天说菜炒得太咸。

我辛辛苦苦做好的饭菜，她尝一口，直接把勺子扔在地上。

“这是人吃的吗？你是不是想毒死我！”

她指着我的鼻子骂。

我蹲在地上。

捡起勺子。

擦着地上的饭粒。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不明白，以前那个温和讲理的母亲去哪了。

她开始故意折腾。

半夜不睡觉，用手里的拐杖敲打床帮。

“咚！咚！咚！”

在寂静的夜里，那声音像催命的鼓点。

老李冲出卧室，冲着我妈的房间大吼。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大半夜的发什么疯！”

我妈也不甘示弱，扯着嗓子喊。

“这是我闺女的家，我爱怎么敲怎么敲！你管不着！”

两人隔着门对骂。

儿子被吵醒了，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敢出来。

我夹在中间，两头劝，两头不是人。

那段日子，我觉得自己就像走在悬崖边上，随时都会粉身碎骨。

但我还得撑着。

因为她是我妈。

因为如果我撒手不管，她就只有死路一条。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这种折磨，才刚刚开始。

三年。

五年。

八年。

时间在这个充满尿骚味的屋子里，仿佛停滞了。

每一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动作。

擦屎，端尿，喂饭，洗床单，听她无理取闹的谩骂。

我从四十岁，熬到了近五十岁。

头发白了一半，腰椎间盘突出疼得我直不起腰。

手上的皮肤因为长期泡在水里洗东西，变得粗糙干裂，像老树皮。

而我的家，也终于在这漫长的消耗中，彻底散了。

那是我四十五岁那年。

快过年了。

老李发了年终奖，破天荒地买了两瓶好酒，说要好好吃顿年夜饭。

我也去市场买了鱼和肉，想缓和一下家里的气氛。

那天下午，我正在厨房切菜。

突然听到客厅里传来老李的一声怒吼。

“你干什么！”

我扔下菜刀跑出去。

眼前的景象让我如坠冰窟。

我妈不知怎么从轮椅上滑了下来，跌坐在地上。

她的裤子脱到一半，排泄物弄得满地都是。

而她，竟然用手抓着自己的排泄物，往雪白的墙面上抹。

一边抹，一边还发出咯咯的怪笑。

老李站在旁边，气得浑身发抖，脸色铁青。

“你看看她！你看看她都干了些什么！”

老李指着墙上的污迹，冲我咆哮。

“这日子没法过了！我受够了！我真的受够了！”

他转身冲进卧室，胡乱地塞了几件衣服进包里。

我拉住他的胳膊，哀求他。

“老李，你别冲动，妈她脑子糊涂了，她不是故意的，我马上收拾，马上洗干净。”

老李用力甩开我的手。

他的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深深的厌恶和绝望。

“二丫，我不是冲动。这五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你心里清楚。”

“我连家都不敢回，我连朋友都不敢请到家里来做客。”

“我甚至不敢深呼吸！”

“我才四十多岁，我也想过正常人的日子啊！”

他看着我，眼眶红了。

“咱们离婚吧。房子留给你，我搬走。儿子想跟谁跟谁。”

说完，他拎着包，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

“砰”的一声，门关上了。

也关上了我这辈子最后的一点念想。

我跌坐在地上。

看着墙上的污渍。

看着还在傻笑的我妈。

我没有哭。

我的眼泪，在过去的五年里，早就流干了。

我拿来水桶和抹布。

跪在地上，一点一点地擦拭墙上的排泄物。

水冰凉刺骨，我的心更凉。

那年除夕，万家灯火。

外面鞭炮声震天响。

我煮了两碗速冻饺子。

端给母亲一碗，自己吃一碗。

母亲吃着吃着。

突然停了下来。

看着我。

“老李呢？他怎么不来吃饭？”

她似乎忘记了下午发生的一切。

我低下头。

扒拉着碗里的饺子。

声音平静得连我自己都害怕。

“他死了。”

母亲愣了一下，哦了一声，继续低头吃饺子。

从那以后，老李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们办了离婚手续。

儿子住校，只有周末才回来。

但渐渐地，连周末也不怎么回来了。

他说家里味道太大，同学都嫌弃他身上有股味。

我知道，他是嫌弃我，嫌弃这个家。

我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守着一个瘫痪在床、神志不清的老母亲，在这个像坟墓一样的房子里，慢慢等死。

我哥和我妹，依旧是逢年过节才出现。

他们就像是来视察工作的领导。

提着两箱奶，几斤水果，站在门口，连鞋都不愿意换。

“妈，我们来看你了。”

他们站在床边，大声地喊着。

我妈那时候已经完全卧床了。

吃喝拉撒都在那张一米二的单人床上。

她睁开浑浊的眼睛。

看着这两个陌生的面孔。

没有任何反应。

我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塞到枕头底下。

“二丫，这是两千块钱，你拿着给妈买点好吃的。”

他环顾四周，皱了皱眉头。

“这屋里怎么还是这么大味儿？你得多开窗通风啊。”

“还有妈这床单，看着都不白了，你得勤洗着点，别让妈生褥疮。”

我妹在旁边附和。

“就是啊二姐，你现在反正也不上班，就在家照顾妈，怎么连这点事都做不好？”

“我婆婆前几天还说，久病床前无孝子，看来真是这么回事。”

听着他们的话，我甚至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坐在角落的小板凳上，冷冷地看着他们。

“嫌味大是吧？”

“嫌我不干净是吧？”

我站起身，走到他们面前。

“行啊，那你们把妈接走吧。一个人伺候半年，我把我的房子卖了给你们出钱。”

我死死地盯着我哥。

“你不是有钱吗？你接走啊！”

我转头看着我妹。

“你不是心疼妈吗？你来洗床单啊！”

他们瞬间就不说话了。

我哥尴尬地咳嗽了两声，看了看表。

“那啥，我下午还有个会，得赶紧走了。”

我妹也赶紧找借口。

“哎呀，老三快放学了，我得去接孩子了。”

他们落荒而逃。

连两箱奶都没舍得放下，顺手又拎走了。

我看着关上的门，冷笑出声。

这就是亲情。

在屎尿和常年的拖累面前，亲情脆弱得不如一张纸。

只有我这个傻子，被所谓的血缘绑架，把自己的一生都搭了进去。

第八年。

我妈的情况急转直下。

她彻底失去了吞咽能力。

哪怕是喝一口水，都会剧烈地呛咳，咳得满脸通红，上不来气。

医生建议插胃管。

那是一根细细的塑料管，从鼻腔插进去，一直通到胃里。

我看着护士把管子一点点推进去，我妈疼得浑身抽搐，双手乱抓。

我的心像被刀绞一样。

从那以后，我学会了配制流食。

把蔬菜、肉、米饭，全部用破壁机打成糊糊。

每天定点，用大号注射器，一点一点地顺着管子打进去。

除了胃管，还有褥疮。

哪怕我每天给她翻身四五次，她的尾椎骨处，还是烂了一个大窟窿。

深可见骨。

里面流着黄绿色的脓水，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腐肉味。

我买来碘伏、双氧水、生肌膏。

每天戴着一次性手套，用棉签把里面的脓水清理干净，再涂上药。

每次换药，我妈都会疼得惨叫。

那声音，像针一样扎进我的耳朵里。

我咬着牙，手抖得拿不住棉签。

“妈，你忍忍，马上就好了。”

我一边哭，一边给她清理。

她疼得狠了，就会骂我。

“你这个讨债鬼！你是想疼死我啊！”

“你怎么不去死！你死了我就解脱了！”

我听着她的咒骂，眼泪麻木地往下掉。

是啊，我怎么不去死呢？

有多少次。

我站在阳台上。

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

真想纵身一跃，一了百了。

只要闭上眼睛，就没有屎尿，没有胃管，没有褥疮，没有还不完的债和还不清的怨。

可是，我不敢死。

如果我死了，我妈怎么办？

她会被饿死，被活活烂死。

我只能像个行尸走肉一样，继续苟活着。

这十几年里，我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

没有去过一次电影院。

没有和朋友吃过一次饭。

我的世界，只有这几十平米的房子，只有这张散发着恶臭的床。

我成了我妈的附属品，成了维持她生命的一台机器。

但我自己的身体，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我得了严重的腰肌劳损，有时候疼得连腰都直不起来，只能跪在地上给她喂饭。

我常年失眠，靠大剂量的安眠药才能勉强睡上两三个小时。

我的头发全白了。

走在街上，别人都以为我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

可我，才五十出头啊。

终于，熬到了上个月。

我妈因为严重的肺部感染，进了重症监护室。

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

“老太太各个器官都衰竭了，现在全靠呼吸机撑着。”

“如果切开气管，还能再拖一段时间，但人会非常痛苦。”

“家属商量一下，决定怎么做吧。”

医生拿着单子，看着我。

我哥和我妹都赶回来了。

他们站在病房外。

看着里面插满管子的母亲。

又开始表演他们的孝心。

“切开气管吧，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有一口气在，咱们就有妈啊。”

我哥抹着眼泪说。

“是啊，要是就这么拔了管子，咱们不是不孝吗？别人会怎么说我们？”

我妹也在旁边附和。

我看着他们，只觉得无比的恶心。

“你们到底是在心疼妈，还是在心疼你们自己的名声？”

我哑着嗓子质问他们。

“你们知道切开气管有多疼吗？你们知道她每天躺在床上烂肉的滋味吗？”

“你们不知道！因为你们一天都没有伺候过！”

我一把抢过医生手里的单子，在上面签了字。

“不切了。”

“我签字，放弃治疗。”

我哥和我妹震惊地看着我，仿佛我是一个杀人犯。

“二丫，你疯了！那可是咱妈！”

我哥指着我的鼻子骂。

“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我妹尖叫着。

我看着他们，突然笑了。

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报应？我这十几年受的罪，就是最大的报应！”

“我已经遭够了报应，现在，我只要她解脱。”

我推开他们，走进病房。

我站在床边，看着已经瘦脱相的母亲。

她的胸口随着呼吸机的节奏，艰难地起伏着。

我握住她冰凉干枯的手。

“妈，我累了。”

“你也累了，对吧？”

“咱不遭这个罪了，你安心走吧。”

我拔掉了那根连接着胃的管子。

医生关掉了呼吸机。

病房里，只剩下监护仪上单调的滴答声。

几分钟后，滴答声变成了一条长长的直线。

我妈走了。

八十九岁。

带着一身的褥疮，和被困在床上十一年的屈辱，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一刻，我没有哭。

我看着她平静的脸，心里涌上来一种巨大的、前所未有的轻松。

就像一座压在心头十几年的大山，突然崩塌了。

我终于可以不用在半夜惊醒。

终于可以不用再闻那股刺鼻的恶臭。

终于可以不用再面对她绝望而古怪的眼神。

葬礼办得很简单。

哥妹在葬礼上哭天抢地，赚足了亲戚们的眼泪。

而我，只是静静地跪在那里，机械地答谢。

直到亲戚们一个个走过来。

拍着我的肩膀。

跟我说“节哀”。

我才突然崩溃，嚎啕大哭。

他们以为我是在哭我妈。

只有我知道，我在哭谁。

葬礼结束了。

老房子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我把那张浸透了十几年苦难的单人床，扔到了楼下的垃圾堆。

把所有的药瓶、胃管、口水巾，统统打包扔掉。

房子里喷了半瓶空气清新剂。

终于闻不到那种味道了。

可是，我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看着阳光穿透灰尘照进来，却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我五十多岁了。

没有工作，没有丈夫，孩子也离我越来越远。

我把最美好的中年，全部填进了我妈长寿的无底洞里。

我现在自由了。

可是，我也废了。

我不懂现在的智能手机怎么玩。

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什么样。

我甚至不知道，明天早上醒来，我该给自己做点什么饭。

十几年的惯性，让我变成了一个只知道围绕着病人转的机器。

现在病人没了，机器也就失去了价值。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满头白发，佝偻着背，眼神空洞。

这就是长寿老人的代价。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被道德和血缘绑架的女儿的一生。

经历过的人都懂。

家里老人太长寿，如果不能自理，那就是一场灾难。

是对活人的无情压榨。

他们用子女的命，来延续自己毫无尊严的命。

亲戚们都说，我妈能活到八十九，是我的功劳。

可谁来可怜可怜我呢？

我的前半生，活在对家庭的妥协里。

我的中年，活在给瘫痪母亲把屎把尿的绝望里。

我的余生，又该怎么活？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今晚，我终于可以不用吃安眠药，踏踏实实地睡一个整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