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同学，今年接近六十，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还无社保

我有个同学叫刘建民，今年五十九，过年就六十整。我们俩一个村出来的，小学一个班，初中一个班，高中他念到一半不念了，回家种地。我考上技校进了厂，他还在村里。后来我进了城，他去了北京，再后来就断了联系。前年夏天他给我打电话，不知道从谁那儿找着我的号。电话响的时候我在棚子里干活，手上全是油，让我老婆接的。她捂着话筒说是个男的，说话含含糊糊的，找你。我擦了手拿过来，喂了一声，那边说，老陈，是我，建民。我愣了一下，说哪个建民。他说刘建民，咱俩一个村的，你忘啦，小学四年级咱俩爬墙头偷人家枣，你从墙上掉下来把裤裆撕了。我说我记得，你后来去哪儿了。他说我在北京，现在在保定，你方不方便见一面。

我去保定见的他。他从北京出来了，在保定一个城中村里租了间房，一个月二百六，没窗户，门一关什么也看不见。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坐在床沿上吃馒头，就着一袋榨菜，榨菜已经吃完了，塑料袋里剩点汤，他拿馒头蘸着吃。看见我来了站起来，手里还攥着半个馒头，说老陈你坐。他指了指旁边一个塑料凳子，橙色的，上面裂了一道缝。我说你吃饭，不急。他说不吃了，吃饱了。

他瘦了。上次见他还是二十多年前，那时候他刚从北京回来一趟，穿一件夹克，头发梳得整齐，在村口小卖部买了两条烟，给我爸一条，给我一条，说在北京混得还行。后来就再没见过。眼前这个人头发白了一半，脸上的皮松了，颧骨高出来，穿一件灰色旧T恤，领子已经洗得没了形。脚上一双塑料拖鞋，左脚那只后跟磨没了。

我说你这些年在北京干吗。他说干过保安，干过搬运，干过保洁，最长的一份工是在一个家具城当装卸工，干了八年。一个月拿过最高的是四千二，平时三千多，不管吃住。他租的房子在北京五环外，一个月一千一，合租，一间屋六个人。后来房东不租了，他就出来了，到了保定。保定的房租便宜，他就留下了。

我问你现在干什么活。他说在附近一个物流园卸货，一车货来了，跟另外两个人一块卸，卸一车三个人分一百二，一天能卸两三车，好的时候能卸四车。他算了算，一个月下来能挣个三千五到四千。我说你多大了。他说五十九。我说物流园要这么大岁数的？他说要，年轻的不愿意干这活，嫌累，他们几个干这个的都是五十往上的，最小的五十二，最大的六十四。

我说你社保呢，在北京干了那么多年没交社保？他把馒头最后一口塞进嘴里，嚼了挺久，咽下去，说有的给交有的不给交，给交的那几个也没交长，最长一个交了两年七个月，断断续续加起来可能不到四年。他自己没往里面续，因为每个月要交的钱他交不起。我说那你老了怎么办。他说到时候再说吧，还有一年。

那间屋子真小，我站了一会儿就坐下了。屋里一张床，一个电磁炉，一个暖壶，一个塑料盆。墙上钉了两根钉子，挂了件外套和一条毛巾。床底下塞着一个蛇皮袋，他告诉我里面是他的全部东西，两件换洗衣服，一床被，一个收音机，还有一张他儿子的照片。他说儿子在天津打工，干装修，二十八了，还没娶媳妇。

我说你有多少存款。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说存什么款，每个月剩不下多少。他说前些年攒过一笔，一万八，后来他爸生病，他拿回去了八千，剩下的一万，前年他儿子说想买个电动车跑外卖，他给打过去了。现在手里有个三四千块钱，够吃饭。

那天晚上我请他吃的饭，在城中村门口一个小馆子，两个人点了三个菜，一盘回锅肉，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一碗汤，米饭管够。他吃了两碗半，回锅肉的油汤他拿勺子舀了拌在饭里，吃得干干净净。结账的时候他抢着要付，我说你别抢，我来。他手伸在口袋里半天没拿出来，最后说那下次我请。

我说你跟我去台州吧，我那儿有活干，你帮我打打下手，一天给一百五。他说太远了。我说远什么远，你在这儿卸货一个月三千多，在我那儿一个月四千五，管住。他想了想，说等我想想。

后来他给我打过几次电话，也没说来不来。有一次他问我，老陈你说我这样是不是废了。我说什么叫废了。他说没房子没地没社保，儿子也顾不上，我这辈子等于白活。我说你别这么说，每个人命不一样。他说你是命好的，有手艺。我说我也是穷干出来的，刚出来的时候比你强不了多少。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行吧，我试试。

去年冬天他来了。我让阿强开车去火车站接的他，我在棚子里等着。他进来的时候拎着那个蛇皮袋，穿着一件棉袄，袖口磨白了，里面是那件灰T恤。我老婆给他收拾出来一间屋，就是彩钢瓦房后面隔出来的一个小间，一张折叠床，一个新买的枕头，一床棉被，还放了个小暖风机。他放下蛇皮袋，在床边坐了坐，按了按床垫，说这床挺好的。

我给他安排的活不算重。物流过来的毛坯料，他负责点数、登记、分堆。有时候成品出来了，他帮着往箱子里装。他干活慢，但是仔细，一件一件数从来不错。他每天七点起来，把棚子门口扫一遍，然后坐在那张凳子上等活。我老婆做饭多做一份，中午他跟我们一块吃。他头一次吃我老婆做的菜，吃了大半碗就搁了筷子。我说你多吃点。他说够了。后来我发现他不是吃饱了，是不好意思。我就让我老婆把菜拨到他碗里，他也不推，就吃了。

他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把当天经手的件数写在纸上，拿铅笔，写得很慢，一笔一画，写完了叠好放进口袋。我问他写这个干吗。他说习惯了，心里有个数，睡踏实。有一次我翻了一下他口袋里的那些纸条，每张上面写着一个数字，比如二百三十七、一百九十四、三百零二，加上日期。最底下那张写着五十九，后面打了个括号，里面写"虚岁六十"。

有天晚上收工了，其他人都走了，我还在调一台机床。他坐在门口抽烟，抽的是两块五一包的那种，我递给他一根我的，十二块的，他接过去点上，吸了一口说这个好抽。我说以后你抽我的。他说不用，我那个也习惯了。他抽完那根烟，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说老陈我问你个事。我说你说。他说你觉着我还能干几年。我说你身体行，干到六十五没问题。他说六十五，那还有六年，六年能攒多少。我说你在我这儿干，一年能攒个三万，六年十八万。他没接话，过了好一会儿说十八万，回到村里能买间房吗。我说老家的房子便宜，三万就能买个小院。

那之后他干活更上心了，每天点数数两遍，装箱的时候箱子码得整整齐齐。元旦那天我给他发了五百过节费，他接过去的时候手抖了一下，说老陈你干啥。我说过节了。他说我给不了你什么。我说你好好干就是给我了。

上个月他儿子来看他。他儿子叫刘阳，个子不高，瘦，穿一件黑色羽绒服，来的时候提了一箱牛奶。刘阳在棚子里站了会儿，看机床转，看铁屑飞，没怎么说话。中午吃饭的时候四个人坐一块，我老婆炖了排骨，刘阳吃了两块就不吃了。他爸说你多吃点，你在外面能吃上排骨吗。刘阳说能。然后低头扒饭。吃完饭刘阳跟我坐在门口抽烟，他问我，叔，我爸在这儿一个月多少钱。我说四千五，管住管吃。他抽了口烟说不少了。我说你爸挺能干的。他点点头，说你多照顾照顾他，他在北京那几年过得不怎么好。我说我知道。

刘阳走的时候他爸送他到公交站，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他眼睛有点红。他没说，我也没问。那天晚上他在门口坐了很久，地上掉了三个烟头。我出来关灯看见他还在那儿坐着，说建民回去睡吧。他说嗯，慢慢站起来，腰挺了一下才直起来，进去了。

今年过年他没回去，说回去也没地方住，老家的房子早就塌了。除夕那天他在我这儿过的，我老婆包了饺子，猪肉白菜的，跟当年我走的时候我老婆包的一样。他吃了二十二个，喝了半瓶二锅头，脸红了，话比平时多。他说老陈我这辈子最对不住的是我儿子，没给他留下什么。我说你把他养大了就是留下了。他说养大了有什么用，没房没车，他自己也难。我说他还年轻，路长着呢。他摆摆手，把那半瓶酒推到我面前，说我不喝了，喝多了难受。

初一那天他问我借了把钳子，说把门口那个松了的凳子腿紧一下。我给他找了把活扳手，他蹲在地上捣鼓了半天，把那把橙色塑料凳子的四条腿都紧了一遍，站起来坐上去晃了晃，说好了。他拍了拍手上的灰，把那把扳手递回给我，说老陈你这里什么都有，真好。

前两天他跟我提了一个事，说他听说现在社保可以补缴，问我是不是真的。我说好像是有政策，但是要不少钱，而且各地的规矩不一样。他没说补不补，就是问了那么一句。后来我老婆跟我说，她有天晚上听见他在屋里打电话，好像是打给他儿子的，说钱的事，说什么凑一凑，语气挺低的。

我没去问他。他那个小间门上有个缝，那天晚上我经过的时候看了一眼，他坐在床边上，手里捏着那张折叠床上的被子角，一下一下地捋，捋得很慢。暖风机开着，嗡嗡响，屋里亮着一盏小台灯，灯泡大概就五瓦。

今天是九月六号，他到我这儿快一年了。早上他来点数的时候跟我说，老陈我昨天算了一下，到年底我能攒两万七。我说不止，到年底还有四个月，你省着花能攒到三万二。他说三万二，够回村买个院子了。我说你回村干吗，一个人。他说一个人清净。

我说你先干着，别急。他嗯了一声，拿着铅笔在本子上记了个数，三百一十六，然后放下本子，端起桌上的搪瓷缸喝了口水。那个搪瓷缸是我从山东带出来的那个，底儿缺一块黑瓷，他问我这个缸子怎么缺了个口，我说磕的。他摸了摸那个缺口，说这缸子有年头了。我说三十多年了。他放下缸子的时候轻轻搁的，比平时轻。

窗户外面那棵香樟树的叶子晃了晃，九月的风还不凉，带点南方的潮气。他坐回那张塑料凳上，从口袋里摸出那包两块五的烟，抽出一根点上。烟雾慢慢升上去，在灯底下散开，我看不清他的脸。

明天他还是七点起来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