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就业是福利？印度劳工入华是机遇？

文 | 延观风

在上一篇房地产相关文章《》的末尾，我们简要谈了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降低相对房价、稳住名义房价的思路。当前宏观经济的核心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的核心是普通居民收入被长期压制。提高劳动收入，已经成为消化过剩产能、激活消费潜力、增强投资意愿、扩大居民就业、缓解社会矛盾、遏制生育急跌、减轻财政压力、降温贸易摩擦乃至扭转房价下跌等等诸多难题的总牛鼻子。

然而，各种反内卷、促消费、稳投资政策永远只在外围阵地打转转，没有直接攻坚提高劳动收入核心堡垒，所以钱花了不少、债高了不少，却解决不了问题。一群所谓专家登堂入室地鼓吹“提高财产性收入”，在给普通劳动者涨工资方面保持高度纪律性的沉默，在社会主义国家着实匪夷所思。

一闪而过、极少细化、难以落实的主要矛盾

从张丹丹到星宇校招诈骗，再到公司55元月薪强迫“自愿”离职，最近关于就业和劳动者维权的新闻应接不暇，过去被刻意规避的议题正在越发升温。这一次，锅里的青蛙是自以为宰割普通人的既得利益者，对炉灶中的火焰视而不见的话，水总会如同历史周期律预言的一般沸腾。

北大院长只享受灵活，不享受灵活就业

8月14日，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张丹丹在关于居民就业收入的访谈中表示：“但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这句话在网上流传中变成了“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在当前的就业形势下引爆公众情绪。

诚然，网络流传的版本和张丹丹原话有一定出入，很多人抓住这一点大肆批判网友断章取义。而找出全文后可以发现，批判网友断章取义的辩护者也在断章取义。

结合上下文张丹丹确实在论证“灵活就业并不是比正规就业更差的就业方式”，并认为灵活就业者既然享受了灵活的福利，那么社保等保障弱一些是“自然”的——她在全力论证灵活就业的“优点”，并为灵活用工单位压低工资、逃避社保的行为寻找学理依据。

张丹丹的工作几乎令所有打工人艳羡：相对于民营企业，她有稳定、社会地位很高的工作，将来的养老医疗有国家包办；相对于体制内其他单位，大学教职根本不用朝九晚五，空闲时间可以走穴出镜、额外赚一笔收入，所以她确确实实享受到了“灵活性”的福利。

张丹丹是有爱人能力的，觉得这么好的灵活性福利应该让大家都充分享受到。但她偷换了一个最关键的概念：她的灵活性福利是在完全不减损其收入（甚至有额外收入）的情况下获得的，而灵活就业者的“灵活”却意味着收入（拉平到整个生命周期看）和未来保障的巨大损失。

实际上，外卖员、网约车等典型的灵活就业在工作上一点也不自由，算法、人工智能等赛博工头对劳动者的监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一动、每时每刻都要遵守非人性的算法逻辑（利润最大化、客户投诉最小化）。如果这种“灵活”赋予了劳动者更自由的好处，那么张丹丹为什么不按照劳动经济学的原理，率先加入灵活就业者的队伍中呢？

有人说张丹丹何不食肉糜，这多少有些侮辱典故来源那位傻但是心地不坏的皇帝了。张丹丹肯定知道灵活就业的基本特征，因为她的研究方向就是灵活就业，还贡献过《不容忽视的制造业零工化》等颇有见地的文章。驱动她做出这种表态的，并非纯真的无知，而是刻意迎合的选择。

在之前的很多文章中，笔者批评过很多打着学术、政策、公共利益旗号，实则为自己和金主牟利的经济学师爷。张丹丹还没有到这个级别，仍然处于“养名”阶段，等到原始积累完成后卖一个更好的价钱，所以她要做的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获得超出北大国发副院长这个身份赋予她的影响力。比如之前她违背经济学的最基本概念，把退出劳动力的青年人口算作“失业人口”，得出中国青年失业率高达46.5%的结论，获得外媒广泛援引、交口称赞。

大量年轻人躺平、放弃找工作，导致劳动力参与率下降，这固然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经济问题，但这完全可以用就业率（就业人数/总人口）的概念描述。作为劳动经济学家，张丹丹罔顾最基本的统计概念，强行制造一个失业大数字，就是想要迎合外媒口味，自甘堕落到和标题党营销号一个层级，无怪乎走《财新》发表然后外媒热炒的经典路线。

这次她又成功制造了一个巨大的话题。虽然她也讲加强灵活就业群体福利保障的话，其实还是在给拒绝足额承担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企业开脱：平台或政府补贴一定比例社保缴费的建议，如平台承担，相当于把本应100%承担的义务降格到50%以下；如政府承担，又是一次完美的收益归私人、成本归全社会的做局。

毫无阻挡的零工化滑坡趋势

《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灵活就业人口将达到3.2亿，相当于总就业人口的40%多，而且增长速度正在越来越快。越来越多的就业人口正在失去稳定性，失去全生命周期的保障，甚至失去工作的尊严体面，这本应成为最警铃大作的一项经济社会指标。

很多自媒体将灵活就业人数快速上升归结为经济下行的结果，恰恰相反，以灵活就业人员增加为标志，劳动者收入的全面萎缩，是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

大众对灵活就业的认识往往停留在网约车、外卖员，自媒体分析也大多“高薪白领失业后开网约车”起手。实际上，这两大就业群体人数只有灵活就业人员总数的不到10%，还有更庞大的家政工作者（非家政公司固定雇工）、大货车司机、网络主播和个体工商户等等。

张丹丹的研究揭示了灵活就业人口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并非劳动者离开了原有岗位变成灵活就业人员，而是原来的正式就业岗位被变成了灵活就业岗位。传统认为，制造业更多依靠正式合同工，但近年来，在外贸订单波动很大等因素驱动下，越来越多的工厂裁减长期合同工岗位，广泛使用临时工、派遣工、小时工。各种数字平台的大发展，极大降低了企业雇佣临时工的交易成本，加速了这一进程。

根据调研测算，在长三角珠三角，旺季派遣工总量甚至可达制造业用工总量的三分之二，这些制造业灵活就业人员在官方统计中“看不见”，把他们加回来后，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在过去十年里并没有下降。这直接说明，并不是岗位本身消失了，而是原本是、本应是正式签订劳动合同的岗位，被替换为了灵活就业岗位，原本有、本应有的较高收入、社会保障、稳定性承诺（裁员要付补偿）随之消失，本质上是劳动力价格的进一步萎缩。

马克思指出，资本家永远有将劳动者工资压低到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的冲动，这个最低限度无法消化资本家的工厂生产出的庞大商品，最终必然导致商品无法完成“惊险一跃”，带着整个社会坠入经济危机的深渊。为了克服食利资本家的群体性愚蠢，二战后的主要经济体纷纷为劳动者收入设定底线，更高的最低时薪、较高的社保费率、严格的劳动执法和强大的工会制衡等等，确保劳动者收入底线远高于最低限度生存线。

可惜在我国，这种底线在相当程度上形同虚设，企业突破法定收入底线的行为被默许，要求企业遵守法律的声音会遭到甚至包括劳动者在内的猛烈批判。比如，要求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依法按照实际工资缴纳社保，被污蔑为一种沉重的税收，殊不知就算取消社保，企业也不会把之前缴纳的企业负担部分发给劳动者。

再如，劳动法明文规定每周劳动时间不超过44小时，但国家统计局官方公布的周均劳动时间为48.2小时，这是劳动法在我国地位最权威、最生动的注解。“最后半个月工资55元被逼离职”的案例中，经过仲裁、一审、二审漫长的程序，劳动者最后也只是拿回了应得的薪酬和补偿，公司没有因其违法行为付出一点代价，甚至在相关报道中都隐去了公司的名称。

底线被践踏多了，竟然变成了高线。长期以来，行政事业单位、国企“福利待遇好”的认知根深蒂固，一些神神总是拿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的平均收入大做文章，指责体制内高人一等。有没有一种可能，不是体制内待遇太好，而是太多民营企业待遇太差呢？

违法违纪的灰黑色收入当然要严厉打击，但不被刻意压低的工资、依法缴纳五险一金、正当的病事假休息权、法定劳动时间和节假日、免于被非法裁员恐惧的自由等等（当然很多体制内单位根本享受不全），本应是对每个用人单位的最基本要求，现在竟然成了“特权”的象征。

3.2亿灵活就业者规模已经足够庞大，却仍然不是我国过低成本用工的全貌，还有大约5000万劳动派遣员工，以及规模更大的默认不缴社保、违法裁员成本极低的岗位，他们和灵活就业人员又有多大的区别呢？

放开印度移民论调为何不时沉渣泛起？

“你不干有的是人干”——这是资方压低工资、师爷辩护洗白以及劳动者无奈叹息时共用的说辞。然而马克思早就戳穿了这套谎言：“一些工人的过度劳动，变成了另一些工人失业的原因；反过来，产业后备军的竞争，又迫使在职工人不得不接受过度劳动”。

有人就会有需求，产生新的岗位。但如果不是每天只有24个小时，资本家恨不得无限延长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榨取剩余价值，再利用失业劳动者压低全体劳动者的议价权。用现在通俗的话说，就是2个人干4个人的活，能发3个人的工资就已经是良心企业了，然后企业主还要对在岗的工人耀武扬威：“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19世纪开始工人阶级的斗争，一大核心诉求就是缩短工时制度。本质上不是为了减少每天的劳动时间，而是设立一个个体劳动者出卖劳动时间的基准，倒逼资本家为过度劳动付出更高成本。只要这个成本高于雇佣另一位劳动者的成本，就能遏制人为制造劳动力过剩，减少工人阶级内部的互相伤害，这是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伟大成果。

资本家曾经以为AI是完美的劳动力替代品，对AI发展贡献最大的码农和金融民工首当其冲，成为AI替代的第一批受害者。然而经过几个月轰轰烈烈的替代，资本家才琢磨过味来：AI背后公司的议价权可比个体劳动者强得多，用AI相当于变相遵守劳动法，成本可能比雇人高得多！

具身智能的发展更加落后于生成式AI，无法在物理世界替代人工劳动，让蓝领岗位。科技的路走不通，国内不少资本家又琢磨起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古法经验——引进外来移民，用一批法律上不是人的低成本劳动力，顶替资本眼中不是人的高成本劳动力。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在民众对放宽非高技能外国人签证移民表达担忧时，在民众对来华印度人的不文明行为表达义愤时，总会有一些专家、财经账号跑出来唱反调，鼓动进一步放开低技能外国人入华，批判民众搞“民粹”“排外”。一句话，坚持不懈、前赴后继撬开低成本劳动力入华的大门。

他们不需要大规模移民进入，只要有一小批廉价劳动力在国内定居，就能发挥杠杆效应、进一步全面压低本就严重低于法定标准的劳动收入。正如我们多次贴出来的梁建章专访所展现的，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打着“学者”“良心”旗号的资本家及其喉舌，对给中国换种没有任何道德负担，他们的下一个口号将是：“你不生有的是人生”。

怎么提高劳动者工资？

提高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提高劳动收入占初次分配比重，在各种顶层文件中已经出现了很多次，在十五五建议和纲要中再次重申，但从去年到今年，各类具体政策文件中都对这个指标的细化落实避而不谈。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各省居民收入增速大面积不及经济增速，相比投资下滑，这才是宏观经济中最致命的问题。

过去并非没有过一些细化举措，比如2013年曾提出，到2015年各省最低工资达到社会工资中位数的30%，但至今都没实现。和我们实现其他领域规划目标的能力相比，提高劳动工资的魄力能力都显得非常不足。

相关部门总觉得自己没有提高全民劳动工资的抓手。他们能够直接控制的无非两类指标：一个是体制内单位工资，本来就高于体制外整体水平不少，决不能单方面、无差别提高（提高基层办事人员待遇笔者坚决赞成）；另一个是最低工资标准，每年都在上调，但出于种种顾虑节奏很慢，也很容易被灵活就业等形式规避掉。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提高全社会劳动收入，首先要发挥市场的力量。市场经济价格的形成，是双方议价权博弈的过程，谁的垄断性低、谁的依赖性强、谁的拖延空间小，最终价格就对谁不利。个体的、必须养家糊口打工人vs有组织的、饿不死的企业，前者天然处于劣势地位。

政府必须弥补劳动力市场的天然失衡，像企业尊重劳动者权益一样尊重企业权益。通过强化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环境，增强劳动者议价权，调动无数自发的市场交易的力量，提高体制外劳动者整体工资水平。

严格执行劳动法，抬高企业超时用工的成本，遏制人为制造的劳动力过剩。完善并严格执行社保法，压实平台企业为其雇佣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保的责任，对雇佣灵活就业人员占总员工比重过高的企业额外征收税费。不能以工作形式太灵活不好管理、不好计费为理由逃避责任，他们控制劳动者的算法可比算社保复杂多了。

通过行政司法手段补足劳动者的先天不足，比如在劳动纠纷程序中，减轻劳动者举证义务，加大对企业违法行为的惩处曝光力度。再比如规定在仲裁、诉讼等期间，企业必须按照劳动者上一年工资总额平均值继续支付工资，除非企业胜诉，否则不予退还，打消企业拖到劳动者妥协甚至纯粹为了恶心劳动者的念头。

少数人比多数人更容易联合，组织间比个体间更容易联合。必须严厉禁止企业人事形成信息共享组织，用所谓背调、拉黑等形式将劳动者正当维权行为作为污点。即使我们的工会不能发挥西方工会一样的集体行动功能，总应该给予个体劳动者法律援助，减轻其在企业法务组织面前的不利地位。

当然，也要给予企业合理的激励措施。现在我国实施研发支出加计扣除制度，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将研发费用乘以大于一的系数，扣除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减少缴纳企业所得税。这个政策效果相当好，是这几年我国全社会R&D支出高增的重要动力，甚至有点好过头，不少企业虚报研发费用偷漏税。

供需矛盾突出情况下，提高居民购买力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给予同等的重视和支持。可以实施中基层员工薪酬加计扣除制度，加总企业中薪酬处于一定分位数以下的（如收入最低的60%的员工）、且收入低于一定水平（如封顶为本地平均工资的3倍）的员工薪酬总和，乘以一定的放大系数，扣除企业应纳税所得额，鼓励企业多给中基层员工发工资。

提高整体劳动收入，在短期看必然出清一批把竞争力单纯建立在低工资上的劣质企业，产生经济收缩效应。此时就需要发挥总量性政策对结构性改革的支撑作用，短暂放水作为启动经济正向循环的“打火石”，扩张短期需求，为企业发放更多工资注入活水。

这笔钱不可以再发给企业，而是要以类似“所得税退税”的形式，直接向普通居民发放无门槛、有限期的准现金消费券。收入越高的居民获得的消费券越少（参考美国普发现金时这个斜率设计）。有竞争力的企业收到后再去找财政报销，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这笔刺激资金的效力。

关于资金来源，这两年每年发行1万亿以上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重”投资，以及设备更新投资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在内需不足、投资没有回报的情况下，靠这些钱支撑投资无异于拔苗助长，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对富人的逆向补贴，且耐用消费品需求需求早已透支，政策效益非常弱。

去年和今年共计安排了1.3万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本意是支撑新兴高技术领域投资，但因为找不到项目，大量流向了传统铁公基领域。还是那个道理，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硬拉投资只能造成更多烂尾项目。包括4.4万亿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用于项目投资的部分，现在地方根本找不到多少收益能够覆盖本息的项目，大量财政库款沉淀在国库账户里。

扒拉一下算盘吧。全部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上一半“两重”国债资金（确有战略需要的可用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全部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和地方政府专项债中的项目投资部分，相当于每年大约3万亿财政资源。

如果不以消费为火车头，激发内需增长的内生活力，这3万亿拔苗助长的内需刺激政策就得年年发行债券，根本不具备可持续性，尤其在人民币不是世界货币不能满世界打白条的情况下，尤其危险。

如果结合前述提高劳动者工资措施，再连续2年每年安排3万亿元普发消费券（平均每人每年2000元，低收入者会更高），彻底激活“工资—消费”的良性循环，不仅不必年年依赖发债，还能回收更多的个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消费税，逐步化解过去的债务负担。财政部门总喜欢在某一项支出上算小账，却不去算拉动内需、经济回暖后的大账。

同样，提高劳动收入不能算小账，更不能听信低竞争力企业算的私账，要算大账、公账。这不仅是国家性质的根本要求，更是破解当前多难经济困局的唯一题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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