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爆发的背后，藏着的是一笔不为人知的日本借款

1922年端午节前，在北京当小官兼教员的方玄绰，破天荒不到七点就回了家。

面对妻子递上来的厚厚一叠账单，他愁眉苦脸。政府已经欠薪大半年了，今天一群教书先生跑去要钱，还被国军打的倒在烂泥地里，头破血流。方玄绰没敢去，而是赊了一瓶莲花白，躲在家里喝着闷酒。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这是鲁迅先生小说《端午节》里的情节，方玄绰是虚构的，但欠薪这事是真的。而且鲁迅本人当时就在教育部当佥事，1921年被欠了半年多薪水，这个方玄绰，大概就是鲁迅自己吧。

一个穷成这样的北京政府，把公务员都逼到没钱生活的地步，那他是怎么维持运转的呢？方法其实很简单，借！

一、

那个年头，中国人管外国借钱，是要忍受层层盘剥的。因为借的太多，信用也实在太差，能抵押的税收都快抵押到下个世纪了。所以，能借来钱就不错了，至于列强给什么样的苛刻利息条件，那都是照单全收。

据顾维钧回忆，民国初年中国发外债，实际到手的从来都不到九成。

然而，1917年，日本却给了当时皖系军阀当政的北京政府一个难以拒绝的优惠条件，一口气借给中国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年息七厘，不打折扣，十足交款，连回扣都不要。

至于抵押品，在当时的交通总长、财政总长曹汝霖的口中，是“电线、森林等有名无实的东西”。

日本人为何会“大发善心”，这里面有两层因素。

第一，日本人当时是真有的有钱，一战期间他们趁乱做生意，赚的盆满钵满，国库里的现金储备从3.4亿日元暴涨到21亿，几年翻了六倍，一夜之间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钱多到烫手，得找地方放贷。

第二，1915年，当时的大隈内阁逼着袁世凯签了个二十一条，结果激起全中国的反日情绪，落了一身骂，好处也没捞着啥。寺内正毅上台组阁后，就换了对华思路，不再赤裸裸强迫中国接受，而是以更稳妥的条件提供贷款，让中国人主动提供有利权益。

这一方针明明白白的写在新内阁的施政方案里，藏相胜田主计是这套战略的设计师，他给自己的方案起了个很风雅的名字，叫"菊分根"——菊花分株移栽，要把日本的根，悄没声地扎进中国土里。

这笔钱的体量着实惊人，当时的日元可远比现在值钱的多，一日元差不多抵一块银元，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是北京政府大半年的全部军政开支。

寺内内阁两年间借给中国的钱，广义算起来有三点八六亿日元，是此前日本对华借款存量的三倍。

那么，这么一笔巨大的借款，都被用来干嘛了呢？为啥还发不起小公务员的工资？

二、

财政部经手的五笔共一个亿，后来留下明细账：35.3%直接充军费、买军械，还有34%还内债，而这些内债，正是之前政府借来打仗的。

说白了，这笔借款的70%，都用来打内战了。

这里面有一笔两千万的有线电报借款，合同写的是改良全国电报，结果前前后后只给交通部拨了二百万，不到一星期又被财政部强要走了一百几十万。

交通部次长叶恭绰一怒之下，把内幕捅给报馆，辞职出走。

烂到骨子里的军阀政权，多少有点骨气的人，确实不屑与之为伍。

那么，我们为这些借款抵押出去的是什么呢？日本人在这里尽显他们的算计，明面上看起来是吉林、黑龙江两省的金矿和森林等，但随借款合同一起搭着签订的，还有三个看起来不很起眼的文件，实际上一个比一个恶心。

第一份，《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1918年5月签。

名义上是中日联手防德国，比如日军可以“合法”进入中国领土，两国互换军事情报和地图等等，签完字以后，日本1918年8月就出兵北满，哈尔滨、满洲里、齐齐哈尔一路驻兵，强占中国营房，行使军用票。

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一战结束了，德国战败了，但日本人也赖着不走了。

第二份，《金券条例》，1918年8月以大总统令公布。

内容是中国发行一种跟日元形状、分量、名称都一样的金本位货币，先在东北、直隶、山东流通，再推广全国，最终"日华货币并用"。

这事要敢办成，中国就成朝鲜了，经济命脉直接掌握在日本人手里，离亡国就没多远了。

所以条例一出，英法抗议，南方政府抗议，全国商界抗议，最后不得已胎死腹中，也因此知道的人不多，但恶心人程度比第一个条约要高出一个量级。

第三份最出名，坑得也最深，《山东问题换文》，1918年9月签。

想明白这个，咱得先捋清楚那个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是咋回事。

1915年，日本趁着一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时，偷偷逼着袁世凯政府签了《二十一条》，这在法理上有个大窟窿，胁迫签约，按照国际法原则可以主张无效。

尤其是一战中，中国公开对德宣战，并且是战胜国，中德旧约理应全部废止，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和铁路权益，按道理已经自动回归中国，日本从德国手里"继承"什么，无从谈起。

巴黎和会上，顾维钧打的就是这两张牌。他那段陈词是近代中国外交最漂亮的一次发言：山东是孔孟的故乡，是中国的圣地，"正如耶路撒冷之于基督教"，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全场鼓掌，连美国总统威尔逊都上前握手祝贺。法理、道义、公理，全在中国这边。

看起来，山东似乎终于要回到我们手里了，但是，紧要关头，日本代表牧野伸显掏出了这份换文。

换文是1918年9月的事。日本外相后藤新平给驻日公使章宗祥发来一份照会，七条安排，口气全是"让步"：胶济路沿线日军除济南留一小部分，全部撤往青岛；民政部撤销；沿线改由中国巡警负责警卫——但巡警队本部、重要车站、巡警训练所，要聘日本人；胶济路归属问题确定以后，由中日合办。

通篇看起来都是善意的撤退，收缩，但是每一条都又主张了日本在山东新的权利。最要命的是，章宗祥在复照里写了四个字：“欣然同意。”

这要命的四个字，这要命的签订时间。如果说1915年的二十一条是兵临城下，逼着签订的，那么这次呢，这份换文签在中国宣战之后、战胜国身份已经板上钉钉的时候，是自己主动跟日本坐下来，把山东的安排重新谈了一遍。

公理、法理、同情，瞬间全没了支点。和会最终把山东判给日本。

消息传回北京，国内舆论直接炸了，1919年5月4日，学生涌上街头，火烧赵家楼，章宗祥在曹汝霖家里被痛打一顿。

可以说，正是这个借款，催生了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五四运动。

三、

长远来看，这笔借款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是在当时，也带来了一堆的麻烦事。

1920年，直皖战争开打，不得民心的皖系很快就土崩瓦解，段祺瑞下台，至于这些对日借款，自然也就没有人再认账了。

放钱的日本兴业、朝鲜、台湾三家银行，坏账堆成山，差点拖垮金融系统。到1925年前后，一亿三千八百万日元的坏账，由日本国库出面承接，政府发行公债兜底。

最后为这笔"神仙借款"买单的，是日本纳税人。

网上流传一个很解气的说法，说段祺瑞早放了话：“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

也许这是他的心里话，但是你赖掉了一亿的账单，失去的却是东北、是山东、是那些路权和矿权，还有最宝贵的民心。

这笔账，日本人能算明白，而中国的那些军阀，却没一个能算得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