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重庆开了十二年公司,手底下百来号人,什么样的人都见过。可要说让我记到今天的,只有一个人。他叫周正明,三十八岁,在我公司做技术总监,月薪四万。四万在重庆这地方,不低了。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参加团建,不跟同事聚餐。每天准点上班,准点下班,像台上了发条的钟,从不差一分。
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去年秋天。那天下午我路过他办公室,看见他站在窗口打电话。他背对着门,声音压得很低,可我还是听清了一句:“爸,我下周回去。你别急,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他挂电话的时候,我看见他抬手抹了一下眼角。我没进去,悄悄走了。
周正明在我公司干了五年,从普通程序员一步步做到技术总监。他干活没得说,交给他的项目,从来没有拖延过。可他从不多说半句话。你夸他,他就笑笑;你批评他,他也不辩解。像块沉在水底的石头,安安静静的。我有时候觉得,我这个老板,对他的了解,还不如对他写的代码多。
十一月初,他来找我请假。说家里有点事,要回老家一趟。我批了三天。他道了谢,转身出去。我坐在办公桌后面,看着他微微佝偻的背影,鬼使神差地拨了个电话,让助理把他今年的请假记录调了出来。一看,我心里咯噔一下。他平均一个半月就要请一次假。有时一天,有时两天。加上年假,一年来来回回往老家跑了好几趟。可我们公司考勤严格,他每次请假都扣了钱。四万的月薪,扣下来也不少。这么频繁地往家跑,到底为了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件平时绝不可能做的事。我开着车,远远地跟在了他后面。
周正明从公司宿舍出发,先去了长途汽车站。他没有买车。以他的收入,买辆代步车完全不是问题。我在车站外面等了半小时,看见他坐上了前往渝东南方向的大巴。我开车跟在后面。重庆的路难走,弯弯绕绕的,大巴开得慢,我也跟着慢。出了主城,上了高速,又转省道,开了三个多钟头,他们在一个叫酉阳的县城下了车。周正明没在县城停留,又搭了辆乡镇中巴。我继续跟。中巴车在盘山路上颠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停在一个小镇上。周正明下了车,往镇子后面的山上走。我把车停在路边,远远地跟着。
那山不算高,但路陡。石阶上长满青苔,有些地方滑得站不稳。周正明背着个旧双肩包,走得飞快,看得出对这条路极熟。我跟着跟着就跟丢了。正蹲在路边喘气,忽然听见山上传来一阵狗叫。我顺着声音爬上去,看见半山腰有户人家。石头垒的院墙,黑瓦木门,门口蹲着条黄狗,正冲我龇牙。我往旁边躲了躲,就看见周正明从那扇门里出来,换了一身旧衣裳,手里拎着把斧头。
我躲在树后,看见他走到院子旁边的柴堆前,抡起斧子劈柴。一下,两下,动作利索。劈好的柴码得整整齐齐。劈完柴,他又挑起扁担,去旁边的水井打水。水缸在院子东头,他来回挑了三趟,把缸装满。然后他进了屋,再出来时,手里端着碗,碗里冒着热气。他蹲在门槛上,喂一个老人吃饭。
那老人坐在一张竹躺椅上,头发全白了,背弯成一张弓。他吃得很慢,嘴巴一张一合,像在嚼什么嚼不烂的东西。周正明就一勺一勺地喂,喂一口,就拿毛巾给老人擦擦嘴。老人的口水顺着下巴流下来,他也不嫌弃,轻轻擦掉,继续喂。喂完了,他把老人从椅子上扶起来,半搀半抱地往屋里走。那老人的腿似乎一点劲都没有,整个人软塌塌地挂在周正明身上。周正明一声不吭,额头上的汗在夕阳里亮晶晶的。
我站在树后,鼻子突然酸了。我忽然明白,他为什么频繁往家跑。那个老人,是他爸。
我在山下的小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又上山去。这回我没有躲。我直接走到那扇木门前,抬手敲门。开门的是周正明。他看见我,整个人僵住了,脸上的表情像被人打了一拳。他嘴唇哆嗦着,半天才叫出一声“陈总”。我摆摆手,说,我来看看你爸。
进了屋,我才真正看清这个家。屋里陈设极旧,一张方桌,几把竹椅,墙皮剥落得厉害。可收拾得很干净。老人躺在床上,身上盖着条蓝布被子,眼睛半睁着,含含糊糊地发出些声音。我坐过去,握了握他的手。那手瘦得只剩一层皮,冰凉的。周正明站在一旁,两只手绞在一起,像做错了事的学生。
我问他,你爸这病,多久了?他低着头,说,快三年了。偏瘫,还有糖尿病。走不了路,眼睛也快看不见了。我每个月回来两三趟,给他洗个澡,理个发,把该买的药买齐。平时就托给隔壁一个远房亲戚照看,每月给一千块钱。
我问他,每个月给你爸花多少钱。他说,药费和照看费加起来,四千多。再加上来回路费和请假扣的工资,差不多一万块。我又问,你妈呢?他沉默了一下,说,我八岁那年,我妈就走了。跟人跑了。就剩下我爸和我。他为了供我读书,去县城扛水泥,一袋一袋扛,腰就是这么压坏的。后来我考上了大学,他高兴得几夜没睡。再后来,我工作了,想接他去城里,他说什么都不肯。说城里楼高,看不到地,心里不踏实。他就在这山上,守着一亩三分地,哪儿也不去。
我听着,心里翻江倒海。这个一个月挣四万的技术总监,在公司里穿得比谁都体面,可在山里头,他不过是个回家给爹劈柴挑水的儿子。他那些频繁的请假背后,藏着这么一座沉甸甸的山。
“你为什么不早说?”我问他,声音有些发紧,“公司有困难员工帮扶通道。你这种情况,完全可以申请弹性工作或者居家办公。”
他抬起头,眼睛红了,说:“陈总,我不需要同情。我爸养我小,我养他老,天经地义。我请的假,公司该扣就扣。我不能搞特殊。”
我看着他那张瘦削的脸,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我当老板这些年,见惯了为了升职加薪勾心斗角的下属,也见惯了偷奸耍滑、装病请假的人。周正明是唯一一个,把苦水全都咽进肚里,连眉头都不皱一下的人。他让我想起我爹。我爹也是重庆乡下的,当年为了送我上学,什么苦都吃过。我发过誓,再也不回那个穷山沟。可周正明呢?他走得比我远,飞得比我高,却始终没有松开那条连着根的线。
我在山上待了一天。晚上,周正明给他爸洗脚。那盆水冒着热气,他把老人的裤腿卷上去,用手试了试水温,然后慢慢把那双干枯的脚放进盆里。水太烫,他加了点凉水。太凉,又兑点热的。调好以后,他蹲在那儿,一点一点地搓。搓得很仔细,脚趾缝里都不放过。洗完了,拿干毛巾裹上,放在自己膝盖上,拿手指头一下下地按。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眼泪忽然就下来了。
我拨了个电话给公司行政,让她把周正明今年扣的工资全补上,再给他调个岗位,允许他在酉阳居家办公,每周回公司一次。电话打完,我进去跟他说了。他愣了半晌,忽然蹲下去,把脸埋进手掌里。肩膀抖得厉害。他爸躺在床上,含含糊糊地叫我,说,老板,我儿子……我儿子不容易。我握住老人的手,说,叔,您养了个好儿子。老人就笑,笑着笑着,口水又流了下来。
那天晚上,我睡在周正明家的竹床上。山里的夜静得很,只有虫子在窗外叫。我翻了个身,听见周正明在旁边那张床上小声跟他爸说话。他说,爸,我们老板来了。他说以后我可以在家办公,多陪陪你。老人嗯了一声,含含糊糊地说,好,好。你老板是好人。我听着,眼泪又涌了上来。我把脸埋进被子里,没再吭声。
回到重庆后,我变了些。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把员工当机器使。我开始留意每个人的难处。有人想调休去接孩子,我就批。有人家里老人生病,我让人力资源送点东西过去。公司里的人都说,陈总最近像变了个人。我只是笑笑。只有我知道,是周正明让我明白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人这一辈子,最大的本钱不是钱,是良心。你能帮人一把的时候,别袖手旁观。因为你不知道,你帮的这个人,背地里扛着多重的山。
上个月,周正明给我发来一段视频。视频里,他爸坐在轮椅上,在院子里晒太阳。周正明蹲在旁边,拿着把蒲扇给他赶蚊子。老人咧着嘴笑,嘴里没几颗牙了,可那笑容,灿烂得很。周正明在视频最后说,陈总,谢谢您。我把视频来来回回看了五遍。每看一遍,眼睛就湿一回。
我想起那天跟踪他的路上,自己心里那股子疑神疑鬼的劲儿,就觉得羞愧。我这个老板,当得太像老板了。把人想得太薄,把事算得太清。可这世上,有些账,是没法拿钱来算的。周正明不声不响,用他每个月来回奔波的那双脚,给我上了一课。这一课,值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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