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总后基地工程建筑指挥部司令员洪林：战斗在泾（县）旌（德）太（平）地区

原总后勤部基地工程建筑指挥部司令员、政委洪林

战斗在泾（县）旌（德）太（平）地区

洪 林

1937年四五月间，李步新派泾县东乡的汪裕源到石井坑一带开展工作，发展党员，就在这一年的11月12日，由赵允保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皖南特委在茂林办了一个新党员训练班，就地选拨了10多个党员参加训练，我是其中一个。结业后，分配我到湾滩、茂林一带工作。任务是发展党员，建立组织。不久，茂林区委和湾滩区委就先后成立了。茂林区委书记是小李同志，湾滩区委书记是孙同志。官庄、后山、黄村、花林都、湾滩、余家都有了党的组织。不久，中共泾县县委成立，书记先为林方，后为陈光，朱光任青年部长，县委机关设在章渡。

1938年10月，上级调我到新四军政治部民运部受训，1个月期满后分到三支队五团民运股工作。我们在南芜宣地区先后吸收了王桂生等入党，建立了西河党支部，以后建立了几个区委，成立了南芜宣县委，金文平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后来换罗岚任县委书记，金文平改任宣传部长。

1940年三四月间，部队领导要我到皖南特委报到。我到了白果树，李步新接见了我，并跟我谈了话。内容大意是：为了北上抗日，新四军准备北移，要我留下坚持，并告诉我：“平坂区基本上都有党支部，山区党支部较少，要开辟泾（县）旌（德）太（平）边的山区工作。要准备长期斗争，把党组织转入秘密活动。工作开展起来以后后，直接向皖南特委汇报，不和泾县县委发生关系”。从此我脱下军装，换上便衣，化名洪林（我原名叫凤石山）来到泾旌太三县交界的樵山。在我来樵山之前，老红军胡守继已经在这里开展工作，我接替他以后，根据李步新指示，只进行隐蔽活动，着重教育审查党员，开展单线建党工作，设法割断党员之间横的联系。在濂坑尹木春的帮助下，通过一个时期的工作，共建立了20多个党支部，并成立泾旌太中心区委，我任书记，查文生、甫国良为委员。中心区委下面还成立了1个中心党支部，徐兆堂任支部书记，胡文质、杨炳华等人为中心支部委员。

我们的活动是极端秘密的，中心区委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当时樵山分为东西两个地区，各有两个党支部，榔桥河北侧有十几个党支部，旌德境内有几个支部，太平境内因为刚建党，尚未建立支部。

1940年5月，皖南特委决定以中心区委为基础，成立泾旌太县委，派苏托夫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兼自卫总队队长，吴加寿为宣传部长，县委机关设在铜山。根据皖南特委指示，以青弋江划线，江南属泾旌太县委领导，我们接管了原泾县县委管辖的黄村、章村、水东、茂林等地，组建了铜山、榔桥、马渡、榔坑、李村、黄村、章渡、茂林、水东共9个区委。铜山区包括太平县境内的浦溪地区，区委书记丁月龙，委员有胡文质、徐兆堂。旌德三溪一带也建立了1个区委，区委书记柯海子。榔桥区委书记小张，北撤时小张走了，计划培养徐根本任书记，后来情况变化未实现。马渡区区委书记陈文山（是个裁缝），另外，黄荆坞和麻岭坑还有两个支部，直属县委领导。

1940年6月，泾旌太县委在铜山徐正熙家召开第一次会议，研究组织机构。7月，在石井坑吴家寿家召开第二次会议，传达特委指示，研究秋收斗争，减租减息，并决定在铜山搞试点，9月，在黄泥荡查文生家召开第三次会议，会上，对组织地方武装，保卫秋收和实行二五减租作了决定。10月，县委第四次会议决定动员青年参军，拟定县委工作方案，会后，向特委作了汇报，特委同意了我们的方案。这时，国共两党关系一天一天恶化，磨擦事件越来越多，蒋介石将其嫡系部队七十九师、五十二师、一四四师、新七师等部队调到新四军军部周围，伺机袭击我们，根据这种形势，李步新对我说：“这次新四军准备北上抗日，新四军撤走后，你们应该保存力量，坚持斗争。”并向我介绍了一套打游击的经验，布置了撤退的准备工作。我回到铜山地区以后，召集各党支部委员和面目比较红的党员会议，向他们说明了形势，动员他们参加新四军，由吴加寿率领随军转移，苏托夫和我留下坚持斗争，并规定各个支部联络代号，进行单线联系。会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掀起了参军热潮。李村一次就有七八十人，号称百人，参加了新四军。这时，苏托夫同志因身体不好，要求随军北撤，经特委同意后，委我接任县委书记，并将青弋江以北地区也划归泾旌太县委领导。

皖南事变发生后第二天，我在南容濂坑见到了叶挺军长，叶挺军长对我说：“你不要管我，自己隐蔽起来。”于是我带着通讯员小牛，把军部一些重要文件分装在两个箱子里，情悄地挑到濂坑殷木春同志家里，挖了一个山洞，将文件藏了起来。殷木春和他爱人何贵珍对我们很好，在他屋后的山坡上为我们搭了一座隐蔽的山棚，我们隐藏在里面。由殷夫妇为我们送饭送水。何贵珍同志由于夜晚为我们送饭，路上跌倒好几次，回家后就小产了。为了避开敌人突然进山“清剿”，何贵珍同志还为我们想了许多联络暗号，如规定他家门前竹篙竖着，就表示没有敌人。第二个办法就是叫孩子为暗号。这些办法在当时都起了很大作用。

后来，听说新四军失败了，我立即部署濂坑党支部搞好收容工作。殷木春首先收容了何继生、敖得胜、耿建英，接着又收容了尹德光、刘奎、陈立发、钱安国、谢忠良，以后又收容了罗湘涛、李桂英、胡金奎等，其中罗湘涛是新四军搞后勤工作的。

项英这时隐蔽在凤子旺家里，他也在派人寻找地方党组织，刘奎“腿长”，他很快找到项英，并将项英安排到濂坑姜启贵家里隐蔽起来。

过了20天，我们共收容了100多人，分编成4个队，并请罗湘涛拿出一部分款子，解决了收容人员的生活费用，但是去向问题没有解决，有的主张让他们留在泾县就地隐蔽，有的主张让他们撤到江北去。一时决定不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项英叫我去找胡明。我头上有一处特征，就是有一结头发是白的，这时敌人正到处捉拿“班毛洪林”。为了不让敌人认出来，我剃光了头发，由胡明派来绰号叫钱老板的人带路，在旌德找到了胡明。待我回到濂坑后，项英、周子昆已经遇害，黄诚被打伤。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支部立即把隐蔽在姜启贵家的20多位同志转移到殷木春家，将他们安置好以后，我又去旌德请胡明来共商对策。

胡明来了以后，在黄泥荡召开了有李志高、罗湘涛、谢忠良等收容人员代表会，决定将这100多人送到江北去。

为了使这100多人安全过江，我们通过地下党员余本菊的父亲余平甫（国民党保长）搞了一张通行证，由胡明写了一封信派周文正去繁昌与上级党组织联系。不久，老周从铜陵带回上级指示：一定要将收容来的同志送到江北。除经上级批准留下刘奎、李健春坚持皖南山区斗争外，其余收容人员由周文正带领，安全地到达皖江地区。

敌人在泾旌太山区搞了一个多月的军事“清剿”之后，又搞政治“清剿”。凡新四军到过的地方，都要硬逼着群众办理自首登记。濂坑、铜山、樵山这8个地方是敌人清剿的重点，群众被关了起来，外面的人要持有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的通行证才准出入。山村里关门闭户，行人稀少。大路上长满青草，没有一点生气。只是由于我们事前妥善安置，濂坑、铜山、樵山的党组织没有暴露。只有铜山党员以农会会员身份，在敌人威逼下办理了自首登记。

由于敌人的封锁，使濂坑和外地断绝了往来。濂坑人既不能去茂林卖炭，又不能到旌德买米。饥饿严重地威胁着我们，这时我就想组织武装同敌人进行斗争。我把自己的想法和殷木春谈，他很同意，于是我就设法请示上级，经上级同意，我们召开党支部会议讨论，党内意见不一致。有的说：“新四军一万多人都被打垮了，方志敏那么多人也失败了，你们不行，要搞，就得到江北调动部队来，或者等八路军来。”老家在外地的说：“你们身体好的就干，身体不好的就算了。我不怕，我干，干不好我还可以回老家去。”

第二天，我和殷木春研究了一下，想出了一些道理，又分别找一些党员谈心，并讲了贺龙一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给他们听。结果大家都想通了，都认识到在这样白色恐怖下，只有拿起武装来斗争才能生存。

接着胡明、尹德光来参加了我们的党支部会议，支部会上作出了组织武装的决定。1941年4月底，在濂坑成立了由8个人组成的游击队，其中除了我和通讯员小牛，还有尹德光、王木元、余德喜、何炳坤、马金标、刘德胜。5月4日晚上举行游击队成立誓师大会，并制定了游击队行动方案。第一方案打张保烈，第二方案打李坊的赵保长。因第一方案未行通，就转到了赵保长家里。赵保长见我们去了吓得直抖，我们当即向他提出了三个条件，其中一条就是开放关卡。第二天，他果然办了。从此，濂坑的老百姓又可以去旌德卖炭买米，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

游击队接着就去镇压吕佩卿。吕佩卿家住在泾县和旌德交界的三溪镇。据榔桥河党的地下交通员吴老七汇报，吕在家私设公堂，逼租逼债，强迫党员和群众办理自首，民愤极大。为了打击敌顽势力，游击队决定除掉这个地头蛇。我们根据群众的控诉写好了罪状，并且写了很多标语，标语的内容是：欢迎进步人士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反对顾祝同、上官云相的反共阴谋等。黄昏时候，游击队从濂坑出发，同时派人分头去泾县、茂林、太平、三门、旌德城、三溪、马头、榔桥等地张贴标语。游击队经过琅坑、高基坦等地时，沿途的群众纷纷加入我们的行列，跟随我们去打吕佩卿。当我们进入吕佩卿的村子时，当地贫苦农民自动为我们站岗放哨。我们到了吕佩卿家里，却不见吕的踪影，在当地群众帮助下，在吕家夹墙里将吕佩卿拖了出来，当场处决，并将罪状压在吕的尸体上。

处决了吕佩卿，群众受到很大鼓舞，他们到处为我们造舆论，有的说：“新四军有好几千人呢！”有的说：“不止几千，有好几万人。”还有的说：“昨天晚上过队伍，又是人，又是马。”只有濂坑的群众知道，我们只有8个人。从这天起，濂坑老百姓称我们“八大仙”。

镇压吕佩卿之前，还打了庙首。旌德西乡我们有个区委书记叫徐建新，不幸被捕，关在庙首乡公所。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设法营救。攻打庙首这一仗是刘奎同志带领中心县委游击队由猎户队配合去打的。这一仗打响了，缴了几条枪，但徐建新同志事先已被敌人押走了，没有救出来。攻打庙首，镇压吕佩卿，有力地打击了顽固派的反动气焰，泾县、旌德交界处李家村保长李占如，弃职逃跑，无人敢当保长，推到一个姓张的头上，他事先送来一份公函，要求我们批复。经过调查，我们批准了他担任这个村的保长。南容乡乡长徐正明是我们委任的，南容保保长主动来慰劳我们游击队，马渡桥保长也主动跑来向我们表态，愿意为我们办事，团仓保保长畏罪自杀，当地群众说， “坏人不用杀，鬼找上了他”。至此，我们泾旌太县委直接掌握了铜山、南容、三溪3个乡和1个保，建立了两面政权，游击队正式命名为“皖南新四军游击队”，由马金标为班长，刘德胜当副班长，宣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游击队内也成立党小组，并吸收了马金标、何炳坤入党。

为了扩大游击区，我们把泾（县）青（阳）南（陵）地区一个叫王诚先，一个叫老何的党员调到了厚岸，成立了党小组，并动员了芮金生等几个农民参加了游击队。原计划打厚岸乡公所，因走露风声未果。我们走后不久，王诚先等已在那里建立了两个党支部。此外，我们还在旌德西乡、太平龙门、泾县茂林、马渡桥、榔桥河一带开展活动。

我们声势越来越大，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41年8月，敌七十九师在山里闹了七八天，只有几个坏人如陈国顺等暴露了一下，别的一无所获。后来又派一四四师来“清剿”，我们不仅没有被消灭，游击队反而增加到五六十人，枪四十余支。

两次“清剿”失败后，敌人又将嫡系部队五十二师调进山“清剿”我们，并由五十二师参谋长陈淡如任总指挥，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党政军全面动员的手段，企图歼灭我们游击队。首先设法切断我们同群众的联系。敌人把胡明、刘奎和泾旌太县委领导的游击队分别包围在三个大圈子里，然后采取蚕食办法逐步缩小包围圈，并在包围圈内设立无数个“自觉室”，强迫群众说出游击队的下落，再把这些“自觉”的人组织起来，作为反共骨干。同时，又把18至40岁的男人编为清乡大队，每天给这些人出操、上课、灌输反动思想。此外，还实行“五家连坐法”，广设递步哨、秘密哨、监视哨，广修碉堡，构成一个严密的封锁网。平时强迫群众停止生产，停止走动，连吃的菜、油也由保长代买。敌人把这种办法叫做“车水捉鱼”，他们说：“共产党说群众是水，他们是鱼，我们把水车干了再捉鱼。”并大肆叫嚣：“不要半年时间，一定把皖南山区的新四军游击队一网打尽。”

1941年9月，中心县委召开第一次反“清剿”会议，决定集中兵力，由刘奎同志和我，带领护送陈洪同志过江，再回过头来打太平县的龙门、新丰和青阳等地，打乱反动派的“清剿”部署。会后，刘奎和我率领五六十名武装人员，在童坑集中，向太平龙门方向前进。一到龙门和敌人打了一个遭遇战。龙门未果，我们又过河打新丰，想掩护陈洪同志向万金岭方向突围过江。谁知敌人已将我们去路切断，前面一四五师，后面新七师，等我们爬上新丰附近的油山时，敌人已增至三个团，将我们团团围住。我们将帽子、衣服挂在柴上，迷惑敌人，边打边撤，最后撤到油山高峰上，天已快黑，我们选择一处较陡的地方，乘敌不备，滚下山来。下山后，又遇上路过的敌人，我们以五十二师骑兵连的身份混过了敌人的盘问。不久，敌人发觉上当，又从后面追来。我们一口气跑了30多里，来到泾县桃花渡，正因找不到渡船发急时，突然从河边的草丛中走出一位妇女，在她的带领下，我们从浅水处涉水渡了河，到了对岸，她又从草丛中拎出一篮山芋给我们吃。我问她怎么知道我们来，她说：“你们白天派来侦察渡口的同志被抓走了，我估计你们可能晚上来。”这天，我们在枫树岭住了一宿，第二天回濂坑，已是1942年的春节了。

1942年2月，敌人将包围圈逐渐缩小，这时，我们泾旌太根据地直径只有10公里左右。一天夜里，敌人化装成新四军模样，破坏了樵山党支部。接着，铜山、茂林等地党组织也遭到破坏。敌人十分嚣张地说：“水车干了，只等拿绳子吊鱼了！”游击队员和群众的情绪很低，我们决定找个机会打击敌人，以鼓舞士气，缓和敌人对濂坑根据地的压力。

等了许多日子，机会终于来了。茂林有个地下党员向我们报告，2月28日，有一个反动派的“大头子”从茂林到屯溪，正在茂林雇挑夫，但不知“大头子”是谁？到屯溪去干什么？

接到情报后，我们决定打一个伏击。2月27日夜赶到樵山岭，把游击队员埋伏在险要地方，等候敌人到来。不一会，从茂林方向来了约一营兵力护送一顶轿子，从太平方向也来了一连兵力接应。当时参加伏击的游击队员只有21人，17条破枪，仗怎么打呢？几个领导研究了一下，决定集中火火力，专打轿子。战斗打响以后，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土造子弹不多，加之敌人兵力太大，轿子里的人给溜掉了，只捉到一个参谋。从敌参谋的供词里知道轿子里的人就是陈淡如，计划在8月1日进攻泾旌太地区。这个俘虏还交出了军事地图和电报密码。这次战斗虽未荻全胜，但在精神上给敌人很大打击，并将“清剿”计划推迟半个月。

敌人在进攻泾旌太地区时，先把濂村的房子烧光，把道路挖断，把老百姓赶到团仓集中营居住。这时，我们向东乡涌溪突围，过不去，由石井坑突围，也受阻，队伍被冲散后，又在东山头上聚拢在一起，晚上再回濂坑，到一个人家吃饭，谁知这家有人叛变了，在酒里放了毒药，差点将我毒死。这时，殷木春同志也被捕了，与群众的联系被切断，经常饿着肚子跑，敌人还盯着我们不放，弄得我们筋疲力竭。在部队中开始有人动摇。有的提出要分散逃生，有的不告而别。部队转移到小河口时，减员六分之五，只剩下十几个人了。人数虽少，但剩下的都是经过考验的，部队短小精悍，便于机动灵活的战斗。我们白天蹲在山上，晚上下山找小地主搞点粮食和钱。日子久了，敌人发觉水车干了，鱼却没有捉到，对上不好交待，于是一面叫老百姓传话给我们，愿给我们让条路，让我们到江北去，一面大肆造谣，说我们是毛泽东不要的军队，不敢到江北去。我们也让传话的人告诉敌人，皖南一天不解放，我们一天不走，我们要坚持到底！

1942年8月， 日寇进攻浙赣路，国民党对我们的封锁放松了些。这时，接到皖江区党委来信，要我们到江北汇报。过江以后，在区党委的帮助下，通过整风学习，我们总结了泾旌太地区的经验教训。年底，我又回到皖南，重新组织了人员，回到了樵山。这时，樵山一带茶山荒了，庄稼地里长满了青草，房子有的被烧，有的倒塌，到处是断墙残壁，满目凄凉。

我们首先帮助那些被迫离乡的群众撤回樵山，再针对各人具体情况帮助他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对伪乡、保长，我们也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争取他们共同抗日。比较反动的，我们将其捉来教育后释放，再干坏事再捉再教育。只有那些民愤极大的，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加以镇压。对地方党组织也进行了解，把那些经不起考验的党员清洗出党，同时对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经过考查培养，吸收入党。这样党的战斗力和群众基础都加强了，樵山重新成为泾旌太县委的根据地。

重建樵山根据地以后，我们又转到了石埭、黄西、黟西、南陵、青阳等地活动，开辟了几块新根据地。在石埭活动时，我们还在一个和尚那里得到一张军事地图。吸取了以往活动过于张扬的教训，组织短小精干武装，进行隐蔽活动。在一年多时间里，我们先后在泾县东乡十五姓、后山、云岭、秦坑以及旌德西乡、太平、青阳、南陵、石域等县的边远山区开辟了十几块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内建立群众组织，培养骨干，着重抓了民兵建设，这一年发展了二百多个民兵，由各地党支部书记担任民兵指导员。此外还指定了脱产党员和交通员，经常去县委汇报，加之游击队巡回活动，使分散的根据地联成一个整体，我们县委的活动也有了回旋的余地。从此，我们就不怕敌人的“清剿”了，而是寻找战机，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各地武工队也不断升为主力部队。

1943年六七月间，樵山周围党支部恢复起来了，樵山支部书记是余本菊，铜山3个支部，麻岭1个支部。樵山有十几个民兵，表现很好，经过几次战斗锻炼，都成了游击队员。游击队扩大了，我们把游击队员放下去当武工队长，马金标同志就是这时提升为武工队长的。游击队配合各地民兵，主动出击，打了泾县厚岸乡公所之后，又攻打了石埭县的一家地主武装，缴了4条枪。这时，游击队员已发展20多人。接着，我们又组织了1个“武装交通”配合胡明领导的游击队打了谭家桥。

1944年，县委决定在泾旌太地区开展减租减息活动，同时开展抗税、抗丁、抗粮等“五抗”斗争，樵山茶农也同茶商开展了斗争。由于谭家桥战斗胜利和减租减息运动刺痛了敌人，敌苏浙皖赣挺进军总司令陶广，调五六百敌人向樵山进攻。经过83天保卫战，毙伤敌40余人，我仅牺牲1人。敌人占领樵山后，除烧掉100余间民房外，一无所获。（彭尚寿、王少明、潘迪友、丁印华整理）（选自宣城地委党史办编《云岭烽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