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大师们,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思想解放群体,擎起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大旗。
聊聊几位大师体现他们风骨、学养的旧闻。
鲁迅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旗手。
1904年入日本仙台医专学习医学,父亲的不治而死给他留下痛苦的记忆,立志学成后为国人治病。
一次课间放映纪录日俄战争的影片,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据云为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捉住杀头示众,另有一群体格健壮的中国人却在麻木地围观。鲁迅深受震动,他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关键在于改变国民的精神。而能改变精神的,他当时认为首推文艺。
1918年,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华夏大地引起一场“思想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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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首倡者。
自幼在私塾读书时已备感古文与日用语言分离的痛苦,深入研究此问题后,提出“古文乃是半死之文字”,白话文字才是活文字的鲜明观点。1916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革命主张,断言白话文当为中国文学之正宗。
一次在课堂上讲解白话文的主张,有学生说,文言文言简意赅、言简理尽,白话文做不到。胡适说,现在南京政府要我去做教育总长,我不想去,请同学们用文言文替我拟一电文,说明我不就任的理由,并表达谢意,文字越少越好。同学们拟的文言电文交上来一看,字数最少的也有八个字。胡适说,我现在用白话文回复南京政府,只用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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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巅峰人物,学界公认的通儒巨擘,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精神标杆。
其祖父陈宝箴,光绪时曾任湖南巡抚,为督抚中唯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人物,晚年留下遗训:“不治产,不问政”。
陈寅恪早年赴欧洲留学二十余年,精通十余种语言,却未拿学位,认为文凭不如真学问重要。
1925年清华筹办国学研究院,已敲定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位顶尖学者为核心导师,还缺一位。梁启超力推陈寅恪,校长曹云祥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启超答:他既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曹云祥又问:他有没有学术著作?梁启超答:也没有正式著作。曹云祥面露难色:既无学位,又无著作,聘他很难。
梁启超说:我梁某著作等身,但加在一起也比不上陈先生数百字文章的学术价值。如不聘他,他就会被国外高校聘走,为国留才,机不可失。梁启超还列举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一众欧洲汉学名家对陈寅恪的高度评价,佐证其学术实力。
陈寅恪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后以超人的学识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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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新文化运动先锋,“五四”游行总指挥,中国现代史学奠基人,现代学术体制的开创者。
这位学贯中西的“孔子以后第一人”,课堂授课时,有时会即兴背诵一段《左传》、《国语》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校长胡适尚在美国未归),明确提出北大绝不延聘在伪北大任职的教职员,主张大学必须坚守“礼义廉耻”,为青年树立是非底线。曾在伪北大受聘任职的30余名教职员全被清退,包括古文字学大家容庚、文人周作人等知名人物。
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时,接连炮轰两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宋子文,二人被迫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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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
清代史学家、诗人、文学家赵翼后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被誉为“文艺复兴式的学术大师”。
毕生致力于语言学研究,同时在音乐、翻译、哲学、数学、物理等多个领域建树卓越,是少有的学贯中西的跨界学术大师。
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瞿秋白、鲁迅等一批著名知识分子认为汉字笔画繁复,识字难,阻碍国民教育,文盲率高,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拉丁拼音文字。舆论一度十分激进,甚至出现“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极端观点。
当时赵元任在美国,创作了三篇同音奇文:《施氏食狮史》、《饥鸡集机记》、《忆漪姨医疫》,通篇汉字语音相同,靠字形区分语义、读懂完整故事。如改成拼音文字,就会变成一串无差别的音节,无法理解,证明汉字同音现象普遍,以形辨义是拼音无法替代的。
三篇同音奇文有力反击了当时废除汉字、文字拉丁化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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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
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的后代,现代新儒学开山人物之一,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
在北京的新式中学顺天中学堂学习五年,对梁漱溟一生具重要意义。他晚年写道:“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对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至后来被人看作是哲学家。对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投身于中国社会改造运动,乃至加入过革命组织”。
1916年,梁漱溟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长文,以其广博的知识探索人们普遍关切的人生问题,获得学术界好评。
1916年底,蔡元培从欧洲回国接受北大校长一职,途经上海时看到梁文,读后颇感兴趣。不久梁漱溟经教育总长范源廉介绍拜访蔡元培,蔡当面邀请这位年仅24岁的中学毕业生到北大任教,讲授印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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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中国近代转型期百科全书式巨人,近代思想启蒙第一人,维新运动的核心领袖之一,近代学术与文化革新的奠基人,五四运动的点火人。
梁启超力主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促成北洋政府对德国宣战,使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为后续外交斗争提供了前提。
1918年底,梁启超以私人身份赴欧洲考察,并以“会外顾问”身份列席巴黎和会,会见美、英、法等国代表,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中国收回山东权益。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确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梁启超立即加密电告国内好友林长民、汪大燮,林长民收到电报,连夜写出《外交警报敬告国人》:“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文章刊发引爆北京学界,北大学生5月4日举行游行,五四运动随即爆发。
梁启超在巴黎公开演讲中犀利直言:“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平和之敌”。此观点后来应验。他四处奔走游说欧美政要,其影响力甚至超过北洋政府的官方代表团,间接促成拒签和约,改写近代外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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