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这起悲剧后来因一句“死了活该”引发争议。更刺痛人心的是，说出这句话的刘硕，正是安丰龙下水救助的同学。按照流传材料，安丰龙溺亡后，刘硕一家不仅没有道谢，反而指责安丰龙“自己不会游泳还要下水”，并提出用3000元钱了结此事。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现有材料没有完整公开案号、法院名称和判决书全文，刘硕、王佳等姓名也被标注为化名。因此，下面只能依据这起事件的流传经过进行梳理，不能把所有细节当作已经被权威文书逐项确认的事实。
事发当天，安丰龙的母亲杜秀梅正在上班。班主任打来电话，只说孩子在采珠河出了事，让她赶紧过去。她赶到河边时，现场已经聚集了许多人，地上放着孩子的衣服和手机，却没有儿子的身影。
有人下水寻找，有人报警，还有附近居民一直搜到深夜。河面看起来并不宽，平时许多人都认为这里水浅，谁也没想到，河底竟藏着两米左右的深坑。几天后，警方在下游发现了安丰龙的遗体。
杜秀梅后来才从其他孩子口中拼出了事发过程。当天几名学生相约到河边玩水，提议者是刘硕。安丰龙不会游泳，起初有所顾虑，刘硕却说这里水浅，最深处不过一米多。这样的判断，成了悲剧的起点。
玩耍中，刘硕突然滑入深水区。河底青苔让他失去平衡，呛水后不断呼救。安丰龙听到声音，几乎没有犹豫便跳了下去，抓住刘硕。另一名同学王佳随后赶来，两人合力把刘硕拖上岸。
刘硕获救了，安丰龙却不见了。
王佳等人这才意识到，安丰龙根本不会游泳。孩子们一边寻找，一边请附近大人帮忙，并拨打报警电话。这个细节很关键：安丰龙不是贸然下水嬉戏，而是在同伴陷入危险后试图把人拉出来。遗憾的是，他没有接受过专业救援训练，也没有可以借助的救生器材。
安丰龙的家庭并不宽裕。父母早年离异，母亲独自抚养孩子。按照亲友说法，他平时懂事，常常帮母亲做饭、料理家务，学习也没有因此耽误。对杜秀梅而言，失去的不是一个抽象的“见义勇为者”，而是家里那个会帮她分担生活的孩子。
葬礼之后，王佳及其家人曾到杜秀梅家中道歉。可刘硕一家迟迟没有表达谢意。杜秀梅想见刘硕，并非单纯为了索赔，她只是希望听到一句承认事实的话：“是安丰龙救了我。”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却没有得到回应。
双方冲突最终进入诉讼程序。流传材料称，庭审中，王佳等同学出庭作证，说明安丰龙曾抓住刘硕，也证明去河边玩水并非安丰龙单方面提出。材料还称，法院判令刘硕一家向杜秀梅道歉并赔偿一万元。
这项裁判涉及的重点，并不是“救人者是否应当获得报酬”，而是刘硕一家是否对安丰龙及其母亲进行了侮辱、贬损。见义勇为不等于可以要求被救者支付价码，但被救者也不能倒过来侮辱死者、推卸已经发生的事实。两者必须分开判断。
另一个争议焦点，是采珠河的管理责任。按照相关说法，附近沙场曾在河中采砂，造成河床出现深坑，却没有及时回填，也没有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倘若这一情况经过调查属实，河道管理部门和经营者是否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就不能简单用“孩子不该下河”一句话搪塞过去。
未成年人私自下水，学校和家长确实负有安全教育责任；但河道被人为改变，危险区域没有警示，经营活动是否获得许可，同样需要由有关部门查明。法院若认定多方存在过错，通常会按照各自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系划分责任，而不是把所有后果推给一个已经死亡的孩子。
这起事件中，最令人难受的并不只是一个15岁少年失去了生命，还在于事实被情绪和推诿反复遮盖。安丰龙下水前不会游泳，这是风险；刘硕陷入深坑后呼救，这是险情；河底出现异常深坑却缺少防护，则是管理问题。把三者混成一句“他自己活该”，既不符合经过，也经不起法律审查。
据流传材料，案件处理后，刘硕一家承受了来自邻里的指责，后来搬离原居地。至于具体判决内容，仍应以法院正式文书为准。能够确认的，是2010年6月7日那场意外留下的事实：刘硕被救上了岸，安丰龙沉入了采珠河，而杜秀梅等来的，并不是一句及时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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