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南宋将领，刘整为什么投降蒙古？受忽必烈重用，献策进攻襄阳

公元1235年6月，蒙古大汗窝阔台下令大举进攻偏居江南一隅的南宋，同时兵分三路南下，分别进攻川蜀、荆襄和江淮，这让身在都城临安（如今浙江杭州）的宋理宗感到震惊。

面对蒙古军队的大军压境，宋理宗急忙向孟珙问道：“蒙古大军来势汹汹，我们要不要求和？”

孟珙作为南宋的一代名将，非常擅长机动防御作战，他回答说：“皇上，臣只是一个武将，只知道带兵打仗，不知道求和！”

于是，宋理宗命令各个地方的守将，一定要全力抵抗蒙古军队的入侵。

在蒙古军队的凌厉攻势下，虽然接连夺取了南宋的数十个州，但是在南宋精心布置的“三大战区防御体系”面前，却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迟迟打不到临安城下。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之间的战争陷入了拉锯战。

直到忽必烈继任大汗之后的公元1268年，蒙古大军才突然改变了进攻南宋的策略，决定从中路直取襄阳，由此开始了一场长达六年时间的攻守之战。

公元1268年，在蒙古大汗忽必烈的命令下，蒙古大将刘整、阿术、阿里海牙率领十万大军朝着南宋的襄阳和樊城进行集结，企图一举将其拿下。

对于这次战役，蒙古军队的将领都显得异常兴奋，个个都是一副势在必得的姿态。

他们知道，襄阳与樊城是通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陆交通要道，只要攻下这两个地方，也就打开了通往临安的门户，到那个时候灭亡南宋将会指日可待。

然而，襄阳也不是那么容易攻下的。

南宋朝廷当然也知道襄阳的重要性，早已做好了充分准备。

襄阳城始建于西汉时期，根据南宋抗金将领赵万年撰写的《襄阳守城录》当中记载，南宋时期的襄阳城周长“共九里三百四十一步”，折合下来相当于现在的5500米左右。

其实，从古人留下来的文字当中，也可以窥见当时襄阳城的规模。

南宋诗人王之望就是襄阳人，他曾经写过一首《赠襄阳帅吴彦猷》，全诗如下：

“令威千岁归，城郭尚如故。 我今还故乡，陵谷亦易处。 荆榛荒旧蹊，溪壑改新路。 城中十万家，碧瓦生烟雾。 茅茨变闾阎，旧屋无一柱。 相逢访亲旧，十百不一遇。 岂无新人民，往往皆旅寓。 元帅念疲瘵，抚养若稚孺。 近闻田里间，稍稍复逃户。 会当一二年，功效见生聚。 但恐锋车来，追诏不容住。 努力慰斯民，望公若羊祜。”

其中的“城中十万家，碧瓦生烟雾”一句，可见当时襄阳城内的繁荣。

南宋在襄阳城的驻军大约有两万兵力，别看兵力不算太多，粮草却是十分充足，甚至可以吃上十年，就算是被蒙古军队完全围困起来，也不用怕担心城内的粮草不足。

襄阳和樊城一起构筑了南宋“荆襄战区”的门户。

除了“荆襄战区”以外，“川蜀战区”也是蒙古军队进攻南宋的一个重要战场，其中钓鱼城就是一座重要城池。

钓鱼城的地势险要，三面环水，这里能够通往川蜀各地，如果蒙古军队攻下钓鱼城，就可以顺江东下，与其他几路大军会合，然后直捣临安。

但是，让蒙古军队没有想到的是，钓鱼城经过南宋数十年的精心打造和完善，已经构筑了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易守难攻。

在几年之前的蒙古大汗蒙哥的亲自指挥下，不仅没有攻下钓鱼城，反而损失了多位蒙古将领，就连蒙哥本人也在这场战斗当中身受重伤，不治而亡。

自从蒙古军队进攻南宋以来，时刻在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南宋的许多城池都是依托山势而建，不仅高大，而且坚固，这对蒙古军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此，此时的忽必烈有些担心，攻打南宋“荆襄战区”的重镇襄阳与樊城，会不会让蒙古军队重蹈当年钓鱼城的覆辙呢？

刘整作为这次攻打襄阳与樊城的主帅之一，他是蒙古军队当中唯一一个出身于南宋阵营的将领。

刘整内心深知，他们将要面对的是南宋的强大的吕氏军事集团，负责守卫襄阳城的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成员，名叫吕文焕。

而这次攻打襄阳和樊城的战争，就是刘整提议的。

一年之前，刘整出于对南宋局势的了解，他向蒙古大汗忽必烈分析了应该怎么才能破解南宋的川蜀战区、荆襄战区和江淮战区。

刘整这样说道：“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可唾手下也。”

刘整的意思是说，蒙古军队应当先进攻襄阳，攻下襄阳向东进攻淮河流域，然后渡过长江逼近临安。

忽必烈完全采纳了刘整的意见，其他蒙古将领也是连连称赞，于是将攻取襄阳和樊城作为消灭南宋的重中之重。

然而，襄阳和樊城的守备也是不可小觑，这两座城在当时称为南宋最为坚固的江防要塞，无论是防御工事、物资储备，还是兵力部署，都是堪称一流。

而且，襄阳和樊城隔着汉水相望，两者之间有浮桥相连，互为犄角，从而构成了一个“双城”联防体系。

那么，刘整原本身为南宋将领，为什么会跑到蒙古军队的阵营那边呢？

刘整是南阳邓州人，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加入了南宋军队，在战场上作战勇猛，还在宋朝和蒙古“联合灭掉金国”的战役当中立下战功，孟拱直接将他比作五代十国时期的名将李存孝，并且亲手为他写下了“赛存孝”的旗帜。

自从南宋和蒙古的战争爆发以后，刘整奉命进入四川作战，并且取得了泸州大捷。

随后，刘整又跟随吕文德沿着嘉陵江逆江而上，增援钓鱼城，在作战当中屡建奇功，战斗之后一直留守在四川。

当时，南宋朝廷中有一个名叫贾似道的宰相，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奸臣，他推行了一个“打算法”。

所谓“打算法”，就是派出监察小组前往各支军队中，目的是核查他们的军费账目。

其中有这么一个规定：“凡是从当地官府中拨发银子来充当军费的行为，就被视为贪污”。

当时的军费和地方经费区分的比较严格，军费就是军费，地方经费就是地方经费，两者不允许互相掺和使用，而刘整由于军费紧张的缘故，确实使用了地方官府的经费。

其实，这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就是因为刘整和贾似道不是一条线上的人，从而受到了打压。

公元1261年4月，刘整刚刚升任泸州知州之后不久，就遭到了四川制置使俞兴的核查，更重要的是，他们两人之间一直都是不合。

后世对于刘整的评价是：“沉毅而有智谋”。

但是，刘整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看不起文官”。

为了让俞兴放过自己一马，刘整想了各种办法，甚至派人去俞兴的家里哀求他的母亲，但都没有任何效果。

眼看各种办法都行不通，刘整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就在刘整左右为难的时候，他突然接到一个消息，从而让他的内心产生了波澜。

刘整得知，他的许多同僚都因为“打算法”被牵连，有的遭到扣押，有的被逼致死，如果不寻找一条出路的话，等待自己的很有可能只有死路一条。

于是，在内心一阵挣扎之后，刘整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决定。

那就是“叛变南宋，投降蒙古”。

两个月之后，为了活命，刘整将自己管辖的泸州地区，包括十五处城寨和三十万户人口，集体向蒙古军队投降。

随着刘整的投降蒙古，也让南宋精心布置的“川蜀战区”的防线被彻底打乱，直接导致重庆府、嘉定府陷入了被动的不利局面，他们只能被迫各自为战。

短短几年的时间，刘整就从对抗蒙古军队的南宋名将，变成了一个投降蒙古军队的叛将，对于南宋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凭借自身的军事指挥天赋，刘整在蒙古军队的阵营也没有被埋没，同样被委以重任，让他继续镇守泸州。

得知刘整和他管辖的泸州全部都归顺了蒙古，南宋朝廷大为震怒，决定让四川制置使俞兴率领军队进行讨伐。

然而，面对俞兴率领的南宋军队，刘整毫不畏惧，指挥军队很快就击退了俞兴的讨伐。

然而，不久之后的公元1262年正月，南宋朝廷又派出了更加强劲的王牌军队讨伐刘整，这支王牌军队就是吕文德率领的“吕家军”。

吕文德可是南宋的一员猛将，他采取“水陆并进”的策略进攻泸州，并且切断了泸州的粮道，使刘整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只能放弃泸州，泸州又重新回到了南宋的手中。

吕文德在这次讨伐刘整的过程中，他的弟弟吕文焕也参与了战斗，这是吕文焕生涯当中第一次正面对抗刘整。

巧合的是，刘整在公元1268年作为蒙古军队的主帅之一，献策攻打襄阳和樊城，再次与镇守襄阳城的主帅吕文焕再次相遇，他们之间可谓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此时的刘整和吕文焕已经时隔六年未见。

这个时候的吕文焕早已今非昔比，他经过跟随哥哥吕文德多年的历练，不仅升任了襄阳知府兼京西安抚副使，还奉命指挥两万军队镇守襄阳。

与镇守襄阳的吕文焕相比，刘整的身份更高，他是蒙古大汗忽必烈亲自任命的都元帅，是这次十万蒙古大军攻打襄阳与樊城的统帅之一。

与第一次交锋不同的是，这次刘整变成了主动进攻，吕文焕变成了被动防守。

而且，吕文焕只有两万守军镇守襄阳城，而蒙古军队足足有十万大军，两万守军想要挡住十万大军，注定是一场充满挑战性的战争。

从襄阳城所处的地势来看，西面的万山海拔有150米，临江而立，悬崖绝壁，与西南面的望楚山、龟山、岘山、虎头山等构成了一片六十多平方公里的山地，再加上北面的汉水，从三个方向把襄阳城守护了起来。

在地势上，襄阳城可谓是占尽了优势。

而樊城的地势虽然比不上襄阳城，但也不差，樊城的北面有一片开阔的湖水，南边紧邻汉水。

这对于以陆战为主的蒙古铁骑来说，遇到这些高山、水沟，就像一道不易逾越的天堑。

蒙古军队望着襄阳和樊城城外的那些高山和水沟，就对这两座城池做了一个评价：“襄阳、樊城城高而池深，兵精而食足”。

那么，蒙古军队又会采取怎样的攻城策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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