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请了个月嫂姑娘，发工资时她问我：我可以和你同居不

月嫂姑娘

1985年秋天，我老婆生了个闺女。我在县农机厂当钳工，一个月四十三块五，老婆在供销社卖布，收入跟我差不多。两口子都要上班，家里没人带孩子，我妈身体不好，丈母娘又要照顾小舅子的儿子。请月嫂是没得选的事。

厂里李大姐介绍了个姑娘，叫周秀兰，二十二岁，家是王庄的，初中毕业，在县医院学过三个月护理。姑娘个子高挑，手脚麻利，就是不爱说话，一天到晚闷头干活。来了三天，把尿布洗得白净净的，挂在院子里像一排小旗子。我下班回家，灶上总热着饭，孩子也不哭不闹。

我和老婆都挺满意，说好了管吃管住，一个月工钱二十块。秀兰晚上睡在堂屋隔出来的小间里，跟我们一个屋檐下，抬头不见低头见。

满月那天，我提前结了工钱。二十块钱装在牛皮纸信封里，我递给她，说：“秀兰，这个月辛苦你了。”

她接过钱，没走，低头捏了捏信封，忽然抬起头，眼睛亮得发烫：“周哥，我问你个事。我可以和你同居不？”

我手里的搪瓷茶缸“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水泼了一地。

1985年秋天，我老婆生了个闺女。我在县农机厂当钳工，一个月四十三块五，老婆在供销社卖布，收入跟我差不多。两口子都要上班，家里没人带孩子，我妈身体不好，丈母娘又要照顾小舅子的儿子。请月嫂是没得选的事。

厂里李大姐介绍了个姑娘，叫周秀兰，二十二岁，家是王庄的，初中毕业，在县医院学过三个月护理。姑娘个子高挑，手脚麻利，就是不爱说话，一天到晚闷头干活。来了三天，把尿布洗得白净净的，挂在院子里像一排小旗子。我下班回家，灶上总热着饭，孩子也不哭不闹。

我和老婆都挺满意，说好了管吃管住，一个月工钱二十块。秀兰晚上睡在堂屋隔出来的小间里，跟我们一个屋檐下，抬头不见低头见。

满月那天，我提前结了工钱。二十块钱装在牛皮纸信封里，我递给她，说：“秀兰，这个月辛苦你了。”

她接过钱，没走，低头捏了捏信封，忽然抬起头，眼睛亮得发烫：“周哥，我问你个事。我可以和你同居不？”

我手里的搪瓷茶缸“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水泼了一地。

我叫周建国，那年三十一岁。别看我名字叫建国，其实人生前三十年混得也就那样。初中毕业进农机厂当学徒，干了三年转正，从铣工干到钳工，手上老茧叠老茧，指头被铁屑崩掉过一小块，如今都长平了。我老婆叫马玉琴，在县供销社卖布，人长得白净，剪着齐耳短发，说话利索，是家里拿主意的人。

我们结婚五年才怀上这个闺女。医生说她体质偏寒，不好怀。那五年里喝的中药渣子能铺满半院子。闺女落地那天，我在产房外头蹲了四个多小时，听见第一声啼哭，腿一软，差点跪在走廊上。护士抱出来给我看的时候，我手都是抖的，硬是没敢接。

玉琴坐月子这一个月，多亏了秀兰。我跟玉琴都喊她秀兰，她叫我周哥，叫玉琴马姐。孩子刚生下来那会儿，黑黄黑黄的，小脸皱得像核桃。秀兰抱着她，用温水擦身子，拿棉签蘸香油抹褶皱处，嘴里“哦哦”地哄着。她哄孩子时嘴里爱说些土话，调子软，像唱歌。我有时夜里起夜，隔着一道布帘听见她哼：“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闺女居然就睡着了。

玉琴说她带孩子比亲妈还上心。有一回半夜，孩子吐奶，秀兰听见动静，披着衣服就冲进来，比我跟玉琴都先抱起孩子。那晚她一直守到天亮，怕孩子呛奶，眼睛熬得红红的。第二天一早我去上班，路过堂屋，看见她靠着椅子打盹，怀里还抱着我闺女。

我说：“秀兰，你去歇着吧，我请半天假。”她惊醒过来，摇摇头说不用，揉揉眼睛就去熬米汤了。玉琴月子里奶水不足，秀兰每天早起熬米汤，把大米熬得稀烂，过滤出最上面的米油，一勺一勺喂给孩子。那米油白生生的，闺女喝得吧唧嘴。

那些天家里虽然忙乱，但有条不紊。秀兰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洗尿布、做饭、打扫、带孩子，样样都干。她自己的衣服总是补了又补，袖口磨得发白，却把玉琴的月子餐做得有滋有味。有一次玉琴问她：“秀兰，你手艺这么好，自己怎么不多吃点？”她笑了笑，说：“我不饿，马姐你吃，你吃好了，小闺女才有奶。”

我跟玉琴常背后感慨，李大姐这次介绍的人真不错。我们还商量着等孩子大点，就再请她几个月。

可谁也没想到，满月这天，会出这样的事。

那天下午，玉琴带着孩子回娘家串门，说让孩子给姥姥看看。家里就剩我和秀兰。我把工钱装进信封，又额外添了两块钱，算作这个月她表现好的奖赏。谁知道她一开口，说出那么石破天惊的一句话。

茶缸掉在地上，水泼了我一裤腿。我愣了好几秒，才蹲下把茶缸捡起来，又拿抹布胡乱擦了把地。秀兰站在那儿，脸涨得通红，手指绞着信封，像要把纸捏出水来。

我干咳了两声，装作没听清：“你说啥？这屋里热，水缸水洒了，我去倒杯凉开水。”

她没顺着台阶下，反而往前走了一步，声音比刚才更清楚：“周哥，我没疯。我跟你商量正事。我想留在你家，不要工钱，就跟你过日子。”

我头皮一炸，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了。我搬了把椅子坐下来，离她远点，努力压着嗓子：“秀兰，你今年二十二，我三十一，差着近十岁。你管我叫哥，是因为玉琴跟你是姐妹相称。你现在说这个，像什么话？”

她盯着我，眼睛里头有种孤注一掷的狠劲：“周哥，我知道你嫌我小。可我不小了。我在家排行老二，十五岁就下地挣工分，十八岁进县医院学护理。我见过的人不少。像你这样的男人，我头一回见。你疼老婆，疼孩子，发了工钱自己连双新鞋都舍不得买。这样的男人，值得跟。”

“你才来一个多月，看人就看这么准？”

“一个月够了。我住在这个家里，天天看你跟马姐怎么过日子。说句不该说的，我羡慕马姐。”

我叹了口气，点了根烟。那根烟是我在厂门口小卖部买的，一毛二一包，劣质烟草呛得我直咳嗽。我平时不怎么抽，就烦的时候点一根。秀兰把信封放在桌上，站着不动，等我的答复。她的影子投在墙壁上，瘦瘦长长的，像根被风吹歪的高粱。

“秀兰，你把这念头收回去。”我弹了弹烟灰，“我有老婆有闺女，日子过得挺好。你年轻，有手艺，长相也不差，回头找个好人家，正正经经过日子。别往我这条船上挤，这船上没你的位置。”

她嘴巴抿成一条线，半晌才说：“周哥，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正经？”

“我没那意思。可你一个没出门子的大姑娘，跟我一个有家有室的男人说这个，你觉得合适吗？”

她的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下来，啪嗒啪嗒落在鞋面上，像夏天的急雨。我心里也不好受，可有些话必须说死，一点缝都不能留。我站起身，把信封重新塞回她手里，又退后两步，说：“钱你拿着。今天的话，我就当没听过。你明天要是想走，我不拦着。要是还想接着干，就还跟以前一样，把这点事烂在肚子里。玉琴那边，我一个字都不会提。”

她低着头，肩膀抖了好一会儿，忽然把信封往桌上一放，转身跑出了堂屋，钻进了她那间小隔间。我听见门板被关上，然后是压抑的哭声，断断续续，像小动物在黑暗中呜咽。

我在堂屋里坐了很久，直到天完全黑下来。院子里起了风，晾衣绳上忘记收的尿布被吹得啪啪响。我去收尿布，经过小隔间门口，停了一下，还是没敲门。有些事，敲了门反而更难收场。

第二天一早，玉琴带着孩子回来了。秀兰照常起来烧了早饭，小米粥熬得浓稠，还蒸了一碗鸡蛋羹。她眼睛肿着，像两个桃，但脸上平静。玉琴问她怎么了，她小声说：“昨晚没睡好，蚊子多。”玉琴也没多问，接过孩子去喂奶。

我坐在饭桌前，喝粥的时候手还有点抖。秀兰给我盛了一碗，又往我面前推了推咸菜碟，低着头说：“周哥，粥热，慢点喝。”那语气跟平时没什么两样。我“嗯”了一声，夹了筷子咸菜，心里乱成麻。

那天之后，秀兰没有走。她继续留在家里带孩子做饭，干活一点没少。她再也没提过那件事，见了我跟从前一样叫“周哥”，只是眼神落在我身上的时候，总让我觉得像隔着一层水雾，看不太清。

我私底下找过一次李大姐，拐弯抹角打听秀兰家里的情况。李大姐说，秀兰她爹前年瘫了，她娘身体也不好，家里还有个弟弟在乡初中念书。秀兰出来当月嫂，挣的钱大多寄回家里。她之前谈过一个对象，是邻村的民办教师，后来对方考上了师范学校，就跟她黄了。李大姐叹着气说：“这姑娘命苦，心气又高。想找个踏实人靠一靠，也正常。”

我听完没吭声，心里那股说不清的滋味又翻上来。这年头，谁都不容易。可同情归同情，不能拿家里的安稳去填别人的窟窿。这个道理，我周建国还是拧得清的。

日子又往前过了半个多月。闺女比满月时白胖了不少，会追着人看，小胳膊小腿蹬得倍儿有劲。玉琴回供销社上班了，每天中午骑车回来喂奶。秀兰一个人在家带孩子，还兼着做饭洗衣。我有时提前下班回来，看见她抱着孩子坐在院里的枣树下，嘴里哼着那首小老鼠的儿歌，阳光从树叶缝里漏下来，斑斑点点落在她身上。那个场景很静，像一张泛黄的老照片。

可我知道，这平静底下，有一层没捅破的东西。它在某个角落里悄悄发着酵，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冒出来。

果不其然，出事了。

那天是周六，玉琴带着孩子回娘家住一晚。我下班回家，屋里黑漆漆的，只有秀兰那间小隔间亮着灯。我喊了一声，没人应。推开门，看见秀兰侧躺在床上，脸烧得通红。我伸手探了探额头，滚烫。我赶紧去厨房烧开水，又翻箱倒柜找退烧药。找了半天，只有几片过期的安乃近，我不敢乱用，便去敲了隔壁张嫂的门。张嫂说她家有退烧片，拿了几片过来，又帮我把湿毛巾敷在秀兰额头上。

秀兰迷迷糊糊地抓住我的手，声音细得像游丝：“周哥，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别说话。吃药。”我把她扶起来，就着杯子喂了药，又用被子把她裹严实。她烧得嘴唇干裂，脸通红，眼睛里却是湿的。她靠在我肩膀上，身体轻得厉害，像个随时会散架的影子。

我坐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她退了烧，醒过来看见我，眼泪又掉了下来。我叹口气，说：“秀兰，身体好了以后，回家看看吧。你不是说好久没见你爹娘了？家里再怎样，也该回去瞧瞧。”

她点点头，别过脸去，不让我看她的表情。

第三天，玉琴回来，我跟她商量，说秀兰最近身体不好，想让她回老家歇几天。玉琴没多想，给她结了半个月工钱，又包了些红糖和大枣，让她带回去。秀兰走的那天早上，天阴着，像要下雨。她站在院门口，背着个打了补丁的蓝布包，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很深，像要把什么东西钉在门框上。然后她转身走了，步子很快，一直没回头。

我站在原地，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玉琴抱着孩子从屋里出来，说：“这姑娘真是的，说走就走，也不多待两天。”我没接话，转身去推自行车，上班去了。骑出厂门的时候，我在街边看见秀兰蹲在长途汽车站外面的台阶上，蓝布包放在脚边。她低着头，像在等车，又像在哭。

我没有停。那天的路特别长，两旁的梧桐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落得满街都是。我骑过去，车轮碾在落叶上，沙沙地响。

有些路，不能拐弯。一拐，就回不来了。

秀兰走后，家里一下子冷清了不少。玉琴中午骑车回来喂奶，晚上下班再做饭，忙得脚不沾地。我下了班就赶紧回家，帮着洗尿布、生炉子、抱孩子。闺女认人，天一黑就哭，非要我抱着在院子里溜达，走一圈哼一段，她才肯消停。那阵子我胳膊酸得抬不起来，但心里头还算踏实，毕竟日子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可我总会想起秀兰。她走得太急，连件换季的衣裳都没多带。那天她在汽车站台阶上低头坐着的样子，像根刺一样扎在我脑子里，白天忙的时候不觉得，一到晚上静下来，那画面就自己浮出来。我几次想跟玉琴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有些事，老婆不知道比知道好。

过了大约半个月，李大姐到厂里找我，说秀兰她爹病情加重，送到县医院住了好几天，秀兰天天守在病床前，人都瘦脱了相。我问她：“她家里还能撑住不？”李大姐摇头：“医药费欠了一百多，她弟弟的学费还没着落。秀兰想回来继续干活，又不好意思开口，托我问问你。”

我从兜里摸出烟，递给李大姐一根，自己也点了一根。烟雾在车间外头的风里飘着，我沉默了一会儿，说：“让她回来吧。玉琴那边我去说。”

第二天晚上，玉琴给闺女喂奶，我坐在旁边搓花生。搓着搓着，我开口说：“秀兰家出了点事，她爹住院了，花了不少钱。我想让她再回来帮几个月，你看行不？”

玉琴抬头看了我一眼：“你平时不管这些的，今天怎么主动提了？”

“李大姐找我了。秀兰这姑娘确实不容易，咱能拉一把是一把。”

玉琴把睡着的孩子放进摇床，坐在床边，说：“她回来我没意见。不过有些话我得讲在前头。秀兰再怎么能干，也是个没出门子的大姑娘。你个大男人在家，跟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得注意点分寸。”

我手一抖，花生壳扎进指甲缝里，疼得我“嘶”了一声。我抬头看玉琴，她脸上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只是那么淡淡地说了一句。可我心里清楚，她不是随口一提。女人的直觉，有时候准得吓人。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察觉了什么，只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是那种胡来的人吗？”

玉琴笑了笑：“不是最好。我也不是不信你，只是人多嘴杂。这县里说闲话的人还少吗？秀兰再回来，你要是有个啥单独相处的机会，注意些。”

我点点头，没再往下接。

秀兰回来那天，下着雨。她穿着件旧绿外套，裤脚湿了半截，撑着把破伞站在院门口。我下班回来，看见她的时候愣了一下。她瘦了，下巴尖得能当锥子使，眼睛显得特别大，里头有疲惫，也有点说不清的东西。她见了我，低声喊了句：“周哥。”

我“嗯”了一声，帮她把行李拎进屋。玉琴从里屋出来，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说这趟回家受苦了，灶上给她热了姜汤。秀兰一直低着头，喝汤的时候肩膀还在微微发抖。屋里很静，只有雨点打在窗玻璃上的声音。

那天晚上，秀兰没怎么说话。她洗了碗，把堂屋的地拖了一遍，又把闺女的小衣服全部拿出来重新叠了。玉琴让她早点歇着，她应了一声，便回了小隔间。我坐在堂屋里，听着雨声，心里堵得厉害。这姑娘像被什么压垮了，整个人透着股认命般的安静。

日子又继续过下去。秀兰的活计一样没落下，甚至干得更勤了。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熬粥，六点把家里里外外抹一遍。她的工钱我没给她涨，还是二十块，但我跟玉琴商量着，每次发了工资就多买些菜，肉啊鱼啊摆上桌，让秀兰也吃好点。她起初不肯动筷子，玉琴就板起脸：“你吃不吃？不吃明天我不让你抱孩子。”她这才端着碗，小口小口地吃，像在数米粒。

我慢慢发现，秀兰这次回来后，整个人变了。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偶尔还跟我开几句玩笑。她说话更少了，只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嘴角才有点笑。我下班回家，她总是找各种借口躲进厨房或者自己的小间，不跟我打照面。有时候不得不说话，也是三两个字就结束。我倒松了口气。这样也好，有些距离，就是要清清楚楚地摆在那儿。

但有些人，有些事，躲是躲不掉的。

十二月中旬，厂里赶一批农机配件，天天加班到夜里十点。我每次回家，院子里黑着灯，只有小隔间的窗缝里透出一点光。我知道秀兰还没睡，但也从没去敲过门。有一天夜里，我骑车到巷子口，看见一个男人在路灯下转悠。那男人瘦高个，穿着件蓝布棉袄，嘴里叼着烟，见我就打量。我没当回事，以为是谁家亲戚。可一连三天，他都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第四天晚上，我在巷子口停下来，问他：“你找谁？”

他把烟扔地上踩灭，皮笑肉不笑地说：“找周秀兰。我是她哥。”

我心头一凛：“什么哥？”

“表哥。她家里有事，我接她回去。”

“你叫什么？哪个村的？有身份证不？”

他愣了下，从兜里掏出张皱巴巴的纸，是王庄村委会开的一个证明。我借着路灯一看，上面写着“兹证明周秀兰与周大勇系表兄妹关系”。我收了证明，说明天让秀兰自己看看。他倒也不纠缠，嘿嘿笑着走了。

第二天我把证明拿给秀兰看。她一看那个名字，脸色瞬间变了，嘴唇哆嗦着，差点把碗摔在地上。我追着问：“这人到底是不是你表哥？”秀兰咬着嘴唇，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她说那人叫周大勇，是她远房堂哥，家里穷，三十多了没说上媳妇。她爹生病以后，她哥来借过两次钱，没借到，就打了歪主意，想把她嫁到邻村收彩礼。

“我不回去。周哥，我不回去！”她突然激动起来，声音高了好几个调。

玉琴从里屋出来，问怎么回事。我简单说了两句。玉琴把秀兰拉进怀里，拍着她的背说：“不想回就不回。你在这里做工，拿的是辛苦钱，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能把你抓走。”

秀兰埋在她肩头哭，哭得浑身打颤。我站在旁边，心里像被人泼了一盆冷水。这姑娘背后到底藏着多少事，我以前根本没想过。她当初开口问我能不能同居，或许不是我想的那种意思。或许她只是怕被家里卖出去，想找个靠山，哪怕这个靠山是我这个有家有口的男人。她没念过多少书，也想不到别的出路，只能抓住眼前她能抓住的。

我转身出了堂屋，在院子里点了根烟。风吹得烟头忽明忽暗。我抬头看天上，星星稀稀拉拉的，像一盘子撒开的盐。我抽完那根烟，做了个决定。

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去了趟王庄。秀兰家的房子在村东头，土坯墙，屋顶上的瓦缺了好几片。她爹躺在里屋，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她娘坐在门边择菜，手抖得厉害。我自我介绍说是秀兰的雇主，来看看二老。她娘一听见“秀兰”两个字，眼圈就红了，颤巍巍地站起来，说：“妮子命苦，拖累你了。”

我拿了两包点心放下，又问了她家的情况。她娘说，秀兰确实被家里逼过嫁人，那门亲事她死也不愿意，跑出来当月嫂。周大勇是她堂哥，好吃懒做，没少打秀兰的主意。我听完，跟她说让秀兰安心在城里做事，家里的事我会帮着照应。她娘连连道谢，非留我吃饭。我没吃，骑上车走了。

回县城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世道对有些女人，真是苛刻。秀兰想逃，又能逃到哪里去？我帮得了一时，帮不了她一辈子。

当天夜里，我把王庄的情况跟玉琴说了。她沉默了很久，说：“这姑娘太不容易。咱们能帮就帮，但有些事，得她自己站起来。”

我点点头。玉琴说得对。外人的手伸得再长，也撑不起一个人的天。

几天后，周大勇又来了。这次他喝了酒，在巷子口大声嚷嚷，说要带秀兰回去嫁人，收的彩礼好给她爹治病。邻居都被惊动了，张嫂出来骂他：“半夜三更耍什么酒疯？再闹我报警了！”周大勇不依不饶，还抬脚要踹我家院门。我披上衣服出去，站在门口，没动手，只跟他说了一句：“周大勇，你今晚再闹一下，我直接把你送派出所。”

他骂骂咧咧地走了。秀兰躲在屋里，抱着孩子，脸色煞白。玉琴给孩子喂了奶，又去给秀兰倒了杯热水。她接过去，没喝，忽然小声说：“马姐，周哥，我想去学裁剪。我打听过了，县劳动局办了个培训班，学三个月，包分配。我不要工钱了，晚上我还能回来带孩子。”

玉琴愣了一下，看向我。我点了点头：“行。你想学，就去学。白天我们想办法，晚上你回来搭把手就行。”

秀兰抬头看我们，眼里有光，也有泪。她重重地“嗯”了一声，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我知道，这姑娘从这一刻起，才真正开始琢磨自己脚下的路了。

秀兰去学裁剪的事，很快就在左邻右舍传开了。有人说她傻，好好的月嫂工钱不拿，非去上什么培训班，浪费钱。还有人说我周建国心善，活该当冤大头。我不理会这些，每天该上班上班，下了班就蹬着自行车去接她。裁剪班设在县劳动局旁边的一排平房里，晚上六点半上课。秀兰白天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晚上去上课，风雨无阻。

那时候天冷得厉害，风吹在脸上像刀子割。我骑车到劳动局门口，总能看见她抱着个用碎布拼成的包，缩在门廊下等我。她见了我，小跑过来，自己跳上后座，两只手规规矩矩地抓着车架，从不碰我的衣服。我骑得不快，路上尽量找亮堂的地方走。有时候雪粒子打在车铃上，叮叮当当地响。秀兰坐在后面，小声跟我讲她今天学了什么，什么直线裁剪、弧线包边、锁扣眼。我大半听不懂，但听她声音里有精神，心里就踏实。

玉琴起初对秀兰学裁剪有些犹豫，怕孩子没人管。可秀兰从培训班回来得再晚，第二天照旧五点多起来熬粥。她把自己的时间掰成好几瓣用，人瘦得几乎没了形，唯独眼睛里那点光，像被风越吹越旺。玉琴有天晚上跟我说：“秀兰这丫头，比你强。认准了的事，不回头。”我嘿嘿笑，没接话。

十二月底，我过生日。玉琴割了半斤肉，包了一顿白菜猪肉饺子。秀兰下工回来，手里多了个布包。她站在饭桌前，把布包打开，里面是一件蓝布褂子，领口板板正正，腋下收得服帖，纽扣是用黑线缠过的，针脚又细又密。她说：“周哥，这衣裳是我用碎布料做的，你别嫌弃。”我接过来，手有些抖。玉琴先开口了：“秀兰手艺不错啊，这针脚比供销社卖的还匀。建国，你穿上试试。”

我脱了旧外套，把那件褂子套在身上。大小正合适，肩线不勒不松。我对着镜子照了照，总觉得镜子里的自己不太像自己。秀兰站在旁边，眼睛亮晶晶的，嘴角往上翘着。那是我认识她以来，她笑得最舒心的一回。玉琴也笑，说这衣裳穿出去有面子。我点点头，说：“谢谢秀兰了。”她摇摇头，小声说了句：“周哥喜欢就好。”

那晚我半宿没睡着。蓝布褂子叠好放在枕边，我躺在被窝里，看着房顶上那盏落满灰的灯泡，心里一阵阵翻腾。秀兰的好，我知道。可越是这样，我越得把分寸拿捏死。我不能让她好不容易亮起来的日子，又因为我落了灰。

转过年来，正月里，秀兰的爹又住了院。这次比上次更凶，王庄捎信来说人快不行了。秀兰赶回去三天，回来时胳膊上戴着孝。她爹走了。她一个人坐在小隔间里，抱着膝盖，不哭也不说话。玉琴给她煮了面，她吃了两口，抬头说：“马姐，周哥，我爹临走前跟我娘说，让我别恨他。可我心里，还是有点恨。”玉琴握着她的手，轻声说：“恨就恨，人活着，哪能没点恨。恨完了，日子还得过。”

秀兰的眼泪这才掉下来，一颗一颗，砸在面汤里。我站在门外，没有进去。有些眼泪，不能在男人面前流。那晚的风很冷，院子里那棵枣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像一只只干瘦的手。我在树下站了很久，脚都冻麻了，才回屋。

秀兰没有再提过她爹。她还是照常去裁剪班，照常带孩子，只是人更沉默了。唯一能让她活泛起来的，是培训班里发的那些布料和画粉。她晚上下了课，就趴在小隔间的木板上画图，手冻得通红也不肯停。有一次我给她送热水，看见她趴在那儿睡着了，手还握着一截画粉。我轻轻把被子拉起来给她盖上，又把热水放在她手边，退了出去。

三月初，裁剪班结业。秀兰拿了全班第三名的成绩，被分到县被服厂上班。那厂子在城西，三班倒，试用期一个月十五块。她第一天去报到的时候，特意穿了自己做的一件白底蓝点的上衣，头发用黑卡子别得整整齐齐。玉琴给她塞了俩煮鸡蛋，让她路上吃。秀兰走到巷子口，回头冲我们笑了笑。我忽然觉得，这姑娘好像长高了一些。

进了被服厂之后，秀兰还住在我们家。她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帮我带孩子。玉琴跟她商量，让她把工钱存起来，攒够了去租个单间，好歹有自己的地方。秀兰却说：“马姐，我不想搬。住在这里，我心里踏实。”玉琴看着她，没再劝。我猜，秀兰说的踏实，不只是有地方住，而是这间屋子里，有她没从爹娘那里得到过的那点热乎气。

可我没想到，这热乎气会惹出麻烦。

四月里，县被服厂一个车间主任找到家里来，说要给秀兰介绍对象。那人姓韩，四十出头，离过婚，有个儿子十岁。他一屁股坐在我家堂屋里，跷着二郎腿，从口袋里摸出包红塔山，自己抽起来，满嘴官腔：“秀兰这姑娘能吃苦，我打算重点培养。要是她愿意跟我，保证下半年提她做班长。”

玉琴当时就拉下了脸。她抱着孩子站起来，说：“韩主任，秀兰是来你家厂里做事的，不是来给你说媒的。她的事，她自己做主。你要喝茶就喝茶，别把不相干的话往这儿搬。”韩主任被呛了一下，脸上挂不住，抽了两口烟，走了。

那天晚上，秀兰下班回来，我把韩主任来过的事跟她提了。她听完，脸色平静得出奇。她放下包，说：“周哥，马姐，你们放心。我爹把我卖过一次，没卖成。往后我这条命，是我自己的。谁也别想替我做主。”她转身进了小隔间，门板轻轻合上。我听见她插门栓的声音，像一颗钉子，牢牢钉在了夜里。

然而，有些事终究还是绕不开我。

四月底的一个傍晚，玉琴还没下班，秀兰从厂里回来得早。她在院子里洗头，弯着腰，长发浸在搪瓷盆里，水花溅了一地。我正蹲在门口修自行车，链条卡得厉害，手上全是油污。她忽然说：“周哥，韩主任今天又找我，说如果不答应，转正的事就悬了。”我头也没抬：“你别理他。一个车间主任，手再长也伸不到天上去。大不了不干了，再找别的门路。”

她站起来，用毛巾包着湿头发，走到我面前。夕阳从她身后打过来，把她的轮廓镶了一道金边。她看着我，嘴唇张了张，又合上。过了好一阵，她才说：“周哥，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爹都没这么为我说过话。”

我拧着车链子，假装没看见她的眼神：“你是家里一份子。你好了，我跟你马姐都高兴。”

她站在那儿，像要再说什么。这时巷子口传来玉琴的自行车铃铛声，秀兰转身进了屋。我手上全是机油，额头上也蹭了几道。我低头继续修车，心里却乱得跟那根链条一样，一环咬着一环，怎么都理不顺。

那一刻我隐约觉得，有些东西已经快兜不住了。像鼓面上的水，越积越满，再往下，就要漫出来。

五月初，县里下了场冰雹。蚕豆大的雹子砸在瓦片上，噼里啪啦响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厂区里的旧车间屋顶被砸穿了好几处，厂里通知部分车间停工抢修。我被临时抽调到抢修组，天天扛着油毡布上房顶，脚底下打滑，好几次差点摔下来。

那阵子我回家比平时还晚。每次进院，堂屋的灯都还亮着，桌上扣着一碗饭，两个菜，都用盘子反盖着。秀兰坐在昏黄的灯影里做她的针线活，见我回来，起身去厨房把饭菜热上。我洗了手坐下，她给我盛碗汤，又坐回原处，安安静静地忙自己的。我跟她隔着半张桌子，谁也没多余的话。可就是那种静，像一根弦被拉得很紧，稍一碰就嗡嗡响。

有一天夜里，我回来得特别晚，都快十一点了。堂屋的灯还亮着，秀兰趴在桌上睡着了，胳膊下压着一条没做完的裙子。我轻手轻脚走过去，想叫她去屋里睡。她忽然醒了，抬起头，眼睛迷迷瞪瞪地望着我，嗓音有点哑：“周哥，你回来了。”我嗯了一声，让她去睡。她没动，反而坐直了身子，从兜里摸出个东西递给我。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块灰色手帕，角上绣着一小片蓝色的花。针脚细密得像印上去的。她说：“上回做的褂子没剩多少布，这块布头我留着，给你做了个手帕。你在厂里干活，擦汗用。”

我拿着那块手帕，喉咙发紧。想说句谢，又觉得单薄。我把它揣进裤兜里，说：“以后别熬到这么晚，你白天厂里忙，晚上回来还要管孩子。”她笑了笑，没说话，收拾了针线回屋了。我坐在空荡荡的堂屋里，手插在兜里，指尖碰到那块手帕，像触着一块温热的皮肤。

那晚我失眠了。我知道秀兰的心思从来没有真的断过，只是换了一种更细、更韧的方式在表达。她不逼，不闹，不给任何人难堪。她把那点念想都熬进了每一件衣裳、每一道针脚、每一碗热汤里。我若装傻，就真成了铁石心肠。可我不能装别的，只能装傻。玉琴是我的结发妻，闺女是我的心尖肉。这个家像一条船，我是掌舵的。船头只要一歪，浪就能打进来。

第二天，我找了张队。哦，不是派出所的张队，是我在厂里处的老哥们，叫张建平，比我大几岁，跑销售的，人面广。我把他拉到厂门口的小饭馆，点了盘猪头肉，一瓶白酒。我问他，有没有合适的房子，给单身姑娘住的那种，安全点，离被服厂近。张建平端杯跟我碰了一下，笑着问：“咋了？你家里那位不放心弟妹跟她同住？”

“没有的事。是秀兰想搬出去住，她厂里三班倒，回来太晚，怕影响孩子睡觉。”我脸不红心不跳地编了套说辞。

张建平也没追问，说城西后街有几个单间，是电机厂宿舍改的，租金不贵，就是环境差了点。我让他帮着问问。他应了，说三天内给信。

回家路上，我心里七上八下的。让秀兰搬走，这层意思迟早要跟玉琴商量，更得让秀兰自己愿意。我若办得突兀，会伤了她。可若不办，再这么熬下去，我怕出事。

还没等张建平回话，家里先出了岔子。那天是周六，玉琴带着孩子回娘家，要住一晚。秀兰厂里轮休，一个人在家。我本打算去厂里加个班，但一早起来就下起瓢泼大雨，心想算了，就在家把坏了的门闩修一修。秀兰在屋里给我补裤子，我蹲在堂屋门口刨木头。雨下得又急又密，院子里的水很快漫到了台阶。

大约中午的时候，秀兰放下针线，说去厨房烧点水。刚走到院子里，脚下一滑，整个人摔在了水洼里。我扔下刨子跑过去，她仰面躺在地上，后脑勺磕在一块青石板上，血顺着雨水流出来，红得刺眼。我吓坏了，一把将她抱起来。她轻得很，像抱着捆稻草。我抱着她冲进堂屋，找了条干净毛巾按在她后脑勺上，又把门板卸下来，打算拉她上医院。

那时候家里没电话，叫救护车得去巷子口的小卖部。我披上雨衣就冲了出去。等回来的时候，秀兰已经自己坐起来了，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发紫。她摆摆手说：“周哥，我没事，就是滑了一跤。”我吼她：“什么没事，磕着头了，搞不好要出大事！”我蹲下，把她背起来，冒雨往医院跑。秀兰伏在我背上，头靠在我后颈，湿漉漉的头发贴着我脖子。她小声说：“周哥，你慢点，路滑。”我哪里慢得下来，两条腿像踩了风火轮。

到了县医院急诊，医生给她剃了后脑勺上一小块头发，缝了五针。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浑身滴水，等得心焦。医生出来说：“皮外伤，没伤到骨头。观察一晚，明天不吐不晕就没事。”我这才松了口气。

秀兰从治疗室出来，头上缠着白纱布，头发乱蓬蓬的，脸色依然苍白。她见我这副狼狈样，眼圈一下子红了：“周哥，都怪我。”

“怪你什么。下雨天路滑，谁也不想摔。”我让她去观察室躺着。她不肯，坐在我旁边的长椅上，半天说了一句：“周哥，你背我的时候，我想起小时候我爹背我去村口看戏。那会儿他还没瘫。后来他瘫了，就再没人背过我了。”

我侧过头看她。她的侧脸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很薄，像一张被水浸过的纸。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叹了口气：“都过去了。以后好好的，找个知冷知热的人，别总一个人扛。”

她低下头，没接话。雨还在下，走廊外的天阴沉沉的，像有人在头顶上蒙了层厚布。

过了几天，张建平给我回信，说城西后街有间房空了，一个月六块钱，挺干净。我抽空去看了，是筒子楼里的一小间，十来个平方，公共卫生间和水房。窗户朝北，看不见太阳，但收拾得利落。我想了想，回绝了。那地方太暗，冬天肯定潮得厉害。秀兰苦了这些年，不该再住进那样的屋子里。

我对张建平说：“再帮我留意着，不着急。”他笑我：“你这当哥的，比亲哥还上心。”我擂了他一拳，没多解释。

然而我没想到，秀兰自己把房子找好了。五月底，她从厂里下班回来，兴冲冲地跟我说，厂里给她分了间宿舍，两个人一间，上下铺，一个月三块钱，从工资里扣。她红着脸，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周哥，马姐，我可能要搬走了。”玉琴问她啥时候搬，她说下个月一号。我坐在旁边，手里拿着遥控器摆弄那台长城牌电视，心里不知是轻了还是重了。

玉琴说：“搬就搬吧。周末回来吃饭，这里还是你家。”秀兰点头，眼睛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我起身去院里收衣服，把她的几件上衣仔细叠好，放进了她的小隔间。她跟进来，站在门口，看着我替她收拾。我背对着她，说：“到了新地方，跟室友处好关系。夜里下夜班，别一个人走。有啥难处，回来找我们。”

她轻轻“嗯”了一声。我转过身，她正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嘴角却使劲翘着：“周哥，我会好好的。”

我点了点头，把一摞叠好的衣裳放在她的蓝布包上。窗外，初夏的风穿过枣树叶子，沙沙地响，像在替谁把没说的话说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