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长处处压我晋升，我主动申请调去亏损国企，半月后市委调令下

我叫方建国，今年四十三，在市发改委工作了十六年。从三十七岁那年提拔成副科长，到如今整整六年，原地没动。跟我同年进单位的张鹏，去年已经提了正科，今年又进了委党组，成了班子成员。而我，还在那个偏得不能再偏的科室里当我的副科长，管着几摊没人愿意碰的“历史遗留”。给我穿小鞋的人叫孙家明，我们发改委的局长，五十三，瘦高个，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却句句带钩。他不提拔我，也不明说，就是压着。什么机会来了，把你按在下面；什么评比评优，连名单都不叫你上。六年下来，我像一棵长在石头缝里的草，怎么也冒不出头。

我跟孙家明没什么深仇大恨。早些年，他当科长的时候，有一次跟外单位的人吃饭，喝多了，在酒桌上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让有心人传了出去。后来上头追查，他怀疑是我私下汇报的。其实我只知道个影子，根本没说。可这梁子从那时候就结下了。他升上去以后，明里暗里给我使绊子，我也就认了。体制内的事，有时候说不清。领导看不上你，你再能干也白搭。

我媳妇赵敏在纺织厂当会计，前年厂子效益不行，她买断工龄，回家弄了个小卖部。我儿子方子昂在县一中上高二。家里正是用钱的时候。我那点工资，加上小卖部的一点收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孙家明不管这些，去年单位搞中层竞聘，我的民主评议排名靠前，最后公示时，被一个比我小五岁的女同事顶了下去。那时候我就知道，我再熬下去，也熬不出个名堂。

今年三月，市里给发改委分了一个副处级干部指标，要去一家市属国企挂职。那家企业叫北方重工，做矿山机械的，从前红火过，这些年不行了，工人半年没发全工资，厂区荒草长得比人高。没人愿意去。领导在大会上问，谁愿意去？会场里静得能听见墙上的石英钟走字。我坐在后排，心里翻江倒海。去，就是自动放弃单位的晋升机会。不去，我在这石头缝里还要憋多久？我攥着笔，在笔记本上无意识地画圈。散了会，我没走。我走到孙家明办公室，说，我去。他抬起头，从镜片后面看我，嘴角露出一丝笑。那笑我太熟了，是轻蔑，是得意，是“你终于自己跳出来了”。他说，方建国，你可想好了。我说想好了。他点点头，说，那行，明天就给你报上去。就这么简单。就这么把我从发展改革的大局里，给拨拉出去了。

回家我把这事跟赵敏说。她正在给一批方便面贴价格标签，听完头也不抬，说，你疯了。我说，没疯。她说，你去个亏损国企，图啥？图在那边留不了，回来位置也没了？我说，图个痛快。她停下手中的活儿，抬头看我，眼睛里有气，有怨，还有一点说不清的难过。她说，方建国，你四十三了，不是二十三。你折腾得起吗？我说，我快憋死了。你别管了。她没再说话。那天晚上，她背对着我睡，身子缩着。我知道她在哭，可我没去哄。我睁眼看着房顶，一夜没睡。

去北方重工报到那天，天阴着。厂子在城西北，一条老柏油路进去，两边是掉光叶子的梧桐。厂大门锈迹斑斑，门卫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眯着眼抽烟。他问我来找谁。我说我是新来的党委书记，方建国。他看了我半天，烟灰掉在裤子上，才站起来，说，方书记好。我心里苦笑。这个书记，除了名头，还能有什么？

厂里现状比我想的还糟。在册职工两千多，上班的不到五百。几间大车间，只有一间还在转，老旧的冲床咣当咣当响。办公楼的墙皮剥落，会议室里的椅子稀稀拉拉缺腿少靠背。厂长老赵，五十八，干了八年，已经呈半退休状态。他跟我交接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能拖就拖，能等就等，等市里出政策。我问他，工人多久没发全工资了。他叹口气说，快半年了。我说，再拖，工人家里的孩子拿什么念书？他看了我一眼，说，方书记，你在机关待惯了，基层的事，不是发火能解决的。

我没说话。可心里那团火已经烧起来了。机关六年把我按在石头缝里，到了这亏损国企，难道还要我再按着性子慢慢等？我问自己要了三天，想清楚了。我虽然在发改委被压了六年，可我不是没有本事。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产业政策，对全市的企业状况烂熟于心。北方重工的问题，表面看是市场不行，根子上是产品老化、债务沉重、管理涣散。可它还占着一大块地，还有一批老技工，还有几台能转的大设备。关键是人。把人稳住，把债权债务理顺，把产品往小、精、专方向改，未必不能活。

我用了半个月，把厂里所有车间走了一遍。那些老工人看见我，眼神是灰的，说话也冷。一个姓孟的老师傅对我说，方书记，你别费劲了，我们这厂早死了，就等国家来收尸。我说，不收尸。咱们自己救。他笑了笑，没当回事。

可我想干的事，没钱。账上扒拉来扒拉去，不到二十万。这点钱连三个月电费都不够。我想找银行，银行躲。想找财政，财政推。想找发改委，孙家明接了我电话，客客气气地说，建国啊，你去那边辛苦了，有什么困难再说。然后就没然后了。我心里窝着火，却不能发。我知道，他巴不得我灰头土脸。

转机出现在四月中。我在厂里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把家底摊开，把想法全说了。我说，我不空谈，先做一件事，把咱们厂临街那排废弃仓库改造成小商品物流点。那块地荒着，白扔。租出去，一年能有三十万。有了这三十万，先给职工补缴最急的一部分社保。会场里嗡嗡响。有人说，这能行吗？有人说，方书记是不是来镀金的，干两月就走？我站在那儿，看着台下几百双眼睛，说，我不走。要死一块儿死，要活一块儿活。话很糙，可满屋子人静了。老赵在旁边，慢慢鼓起了掌。接着，掌声从第一排漫到最后一排。

物流点的改造，我们没钱找工程队。我带着机关干部和自愿报名的工人，自己干。搬砖，清垃圾，刷墙，铺路。我四十三了，腰上有旧伤，搬了三趟砖就直不起腰。可我不能歇。赵敏知道了，跟我说，你作死别拉着我当寡妇。我嘿嘿笑，说，死不了。她嘴上骂，还是给我送来一箱膏药。我儿子周末也来了，跟着搬了小半天，说，爸，你在厂里比在家里还精神。我摸了摸他的头，没说话。

物流点刚有眉目，市委组织部的电话来了。通知我，市委决定，任命我为市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我拿着电话，愣了半天。从发改委副科长，到国资委副主任，中间跨了多少个台阶，我自己都数不清。对方说，调令已经下了，十五个工作日内报到。我坐在厂区东南角那个刚收拾出来的小办公室里，望着窗外新栽的一排白杨。风一吹，叶子哗哗响。我忽然想哭，又忽然想笑。

后来我才知道，市委办公厅一个跟我同批进机关的熟人，把我的情况往上报了。书记在会上一听，说，在机关憋了六年，主动去最烂的厂子，去了就带着职工搬砖自救。这样的干部不用，用谁？就这么着，我进了市委的用人视野。调我去国资委，是让我去干更硬的活。

消息传到发改委，孙家明坐不住了。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语气很怪，既不甘心又想装大度。他说，建国，你这是从冷板凳直接上轿子了啊。我淡淡地说，多亏局长这些年的栽培。他干笑两声，挂了。

我去国资委报到前，又回了一趟北方重工。工人们知道我要走，以为我是来告别的。我在大会上说，我不是告别，我是去给咱们厂找活路。以后你们见我的机会多着呢。说完，台下掌声雷动。孟师傅走上来，拉住我的手，说，方书记，你是第一个没把咱们当烂摊子的人。我握着老人粗糙的手，鼻子发酸。

赵敏听到消息的那天晚上，做了四个菜，开了一瓶酒。她举着杯，说，方建国，你还真有你的。我笑着跟她碰了一下。她说，以后你当了大官，可别学孙家明。我摇头，说，我要是学他，也白挨了这六年。那天夜里，我睡得很沉。这半个月，像过了半辈子。从主动跳进泥坑，到市委一纸调令，中间有多少心酸，只有自己知道。人生就是这么怪。你越憋着求它给条路，它越不给。你豁出去往泥里滚，它反倒从天上给你搭了架梯子。

如今我在国资委的办公室里，窗明几净，能看见市委大楼顶上那面旗。可我还是会想起北方重工那间小办公室，窗户漏风，墙灰直掉。我总觉得，真正的我，是在那儿，才活过来的。人这辈子，有时候不是别人压着你，是你自己把腰弯了。我一挺直，路就宽了。孙家明也好，亏损国企也好，都不是我真正的坎。我真正的坎，是我敢不敢把自己从石头缝里拔出来。我拔了，所以老天爷也帮了我一把。就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