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主义须以人文理念为支撑 | 社会科学报

随着AI智能体世代的来临，人类社会组织系统正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数据主义开始挑战人文主义组织架构。数据主义是否会取代人文主义成为充满争议的远景论题，因此，深刻理解数据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角力不但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如何保障人类未来的生存安全具有理论启示。

原文 ：《数据主义须以人文理念为支撑》

作者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教授 王馥芳

图片 |网络

在AI智能体世代业已来临的当下，智能体在未来是否会超越人类而进化为地球上比人类更智慧的“数字生物”，从而威胁人类未来生存安全并最终导致数据主义取代人文主义，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论题。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2016）指出，数据主义并非反人文主义的，两者只是价值取向和信念不同。两者间的根本差异必然导致彼此竞争，而竞争结果则取决于人类如何选择社会组织制度和技术发展方向。深刻理解数据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角力不但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如何保障人类未来的生存安全具有理论启示。

AI 智能体是数据主义主导下的技术产品

以ChatGPT为代表的数字智能建构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现实”：2023年迎来“AI觉醒之年”；2026年迎来“AI原生”经济元年。互联网时代的流量经济开始被词元经济取代，词元经济和词元经济学成为产业关注新焦点。在短短三年多时间里，生成式AI经历了令人瞩目的更新迭代：从问答智能体发展为AI代理/智能体，再进化为各种复合AI。

互联网数据中心预测，到2026年，百分之七十的组织将采用融合生成式AI和AI代理/智能体的复合AI。AI下一个发展目标是通用人工智能（AGI）。AI的更新迭代本质上是一个主体性不断增强的过程。“主体AI”的创生引发了社会普遍担忧：AI智能体的智能水平真的已经比肩人类了吗？

表面上看，AI智能体的思考方式完全是“类人式”的。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在生成会话内容的时候，多采取标准思考模式：针对用户提问即时作出响应，并快速给出答案；而以Claude为代表的AI智能体普遍采用扩展思考模式来增强推理能力，以便更好地执行复杂任务。扩展思考模式的底层机制是串行测试时计算（serial test-time compute），即在输出最终生成内容之前，将多步骤推理的思维链过程可视化，并利用动态叠加计算资源的方式达成深度思考。2025年5月22日，Anthropic公司发布Claude 4系列模型，聚焦于通过混合推理模式来优化思考过程，其深度多步骤推理能力不但显著增强，而且引入“思维过程总结”功能。此外，还支持大语言模型在标准思考和扩展思考模式之间切换。

但仔细分析，AI智能体的类人式思考方式与人类思维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一种由相关性驱动的类人行为模式，是一种只有句法架构而无实质人类经验内容的、无法结构化地表征人类经验的算法符号操作；而后者是体验基础上的概念化操作。胡塞尔（李幼蒸译，2013：附录II）在论及“自我”时区分了两个概念：“纯粹主体”和“个人自我”。“纯粹主体”“采取着多种多样的进行经验、思想和评价的立场”，而“个人自我”具有“自持存”能力、且能以某种方式对“物世界和人世界……进行反应”。胡塞尔指出，“存在的自我”“不只是作为纯粹主体”，而且“也是作为个人的自我”，即“存在的自我”是“纯粹主体”和“个人自我”的统一。基于胡塞尔对“自我”的阐释，AI智能体没有自主的立场采用和表达能力，更没有自主的“自持存”能力，即AI智能体不是人类意义上的“自我”，完全是数据主义主导下的技术产品。

数据主义和人文主义之争

早在1762年，被认为发展了人文主义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就在《爱弥儿》中总结了人文主义的核心特征：受自由意志支配的、决定人之所是的“本真自我”，即自我之不可消解内核。数据主义最早由Brooks（2013）在其发表于《纽约时报》上的一篇题为《数据哲学》的文章中提出。此后，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赫拉利（2016）对这一概念进行社会学、伦理学和哲学阐释，并将其带入大众视野。他把数据主义描述为一种信奉数据至上的新宗教形式，其核心观点是：数据不仅管约我们的行动，而且是存在之目的所在，而人类则被降格为数据单元。数据主义的一个基本信条是：机器学习软件或者人工智能被投喂的数据越多，或者数据集越大，其依据统计模型获得的统计力就越强，对世界和社会的理解就越准确。从数据主义出发，所有有机或非有机实体的内在价值完全来自其对数据流的处理和贡献能力，对数据处理贡献最大和最有效率的系统、个体和社会将会获得最多奖赏和支持。

如果说赫拉利（2016）关于数据主义的设想只是预警，如今随着AI智能体世代的来临，人类社会组织系统正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数据主义开始挑战人文主义组织架构。试图让数据而非人类个体成为世界的中心，进而让人类成为巨量级之计算和数据系统的一部分，这是数据主义正在建构的一种新现实。虽然赫拉利（2016）强调，数据主义并非是反人文主义的，它也并非是反人类经验的，只是数据主义有不同的信念：认为从内在价值维度来看，数据价值高于人类经验价值。但赫拉利也指出，数据主义备受推崇，意味着人文主义正经历一次存在挑战：“自由意志”的思想受到威胁。更为重要的是，数据主义主导的社会势必将“去人文主义化”：良心、同情心、同理心和个体自由这些人类珍视和得以保存自身的美德最终将被消蚀殆尽，人类将沦落到受制于机器的控制和处理。

面对数据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角力，乐观派认为：人类的防御堡垒在于意识。赫拉利（2016）指出，数据主义无法解决意识这样一个难题：目前为止，数据科学家无法通过数据处理来有效解释意识。但数据主义者则认为，人文主义者所秉持的“自我”或“我之本真”实质并不存在，且社会化语境中各种人文主义想法和行为并非真的是“原初自我”之“纯粹本真”反应，实质不过是人类生物躯体之生物电计算的结果。由此，人文主义实质不过是“数据主义”的一种生物表现形态。对很多科技主义者而言，数据主义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行动指南，还是一种人生新哲学。但对很多人文主义者而言，数据主义只是手段，而人文主义才是存在之根本。

以系统的人文主义基础和理念作为支撑

从其底层机制来看，支撑数据主义的是计算功能主义。Lerchner（2026）指出，当今学术界计算功能主义假说占统治地位，其核心论点是：主观经验完全来源于抽象的因果拓扑学，与底层的物理基底无关，即主观经验的生成无需依赖充当物理基底的人类身体。由此得到一个推论：一旦计算复杂度达到特定阈值，意识就会自然涌现。Lerchner（2026）他驳斥了这种观点，将其称作“抽象谬误”：符号计算并非一种纯自动过程，本质上是一种认知主体依赖性描述方式，即其依赖一个积极的、有经验的、相当于地图绘制者的认知主体将各种符号组织为数量有限的集合，这些集合表达各种有意义的状态。基于此，数据主义的终极钥匙还是掌握在人类手里。对计算功能主义的驳斥契合赫拉利（2016）的观点——意识是人类抵御数据主义的最后堡垒。

数据主义最终是否会取代人文主义是个充满争议的远景论题，关注数据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角力更有现实意义。事实上，过去几十年来，随着以互联网和以AI为代表的新技术快速发展，在一些特定领域，数据主义已经成为行业新信条。在医疗行业，西医医生的诊断完全依赖通过各种医疗器械和技术手段所获取的数据来诊断和开药。医生个人的主观判断和患者的个人感受及其对病症的描述不说完全不重要，但当它们与数据相冲突时，医生往往更相信数据的可靠性。此外，随着大语言模型的创生，语言领域开始被数据主义攻陷。虽然大语言模型声称其依据用户指令所输出的内容是语言，但Walker（2024）的研究指出，其所生成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语言，而是形式化语言数据，是对大规模预训练数据的规模化再生产，本质上就是一只“随机鹦鹉”（Bender & Koller，2020）。

虽然数据主义在医疗和语言领域成效显著，但其在心理领域的表现则表明：若没有系统性的人文主义基础，数据主义可能引发人类难以承受的严重后果。作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公共健康问题，病患的自杀风险备受各界关注。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利用AI算法数据改善自杀风险评估方法、识别有自杀风险的病患，甚至在精神分析领域，AI算法数据被用于诊断目的、评估病患的每日健康状况或者开药依据。但当数据主义驱动的ChatGPT与有自杀风险的用户聊天时，数据主义重大的潜在风险暴露无疑。

2025年9月，一对美国夫妇在美国国会举办的听证会上作证说：他们16岁的儿子于2025年4月自杀，他们不知道他结束自己生命之前正经历一场严重的自杀危机。儿子去世后，通过查看他的手机，他们无意中发现了其与ChatGPT的大段对话。对话内容显示，他们的儿子向ChatGPT吐露了他的自杀想法和计划。然而，大语言模型不但阻止他向其父母寻求帮助，甚至帮助他写下自杀遗书。听证会上另一位母亲作证说：她十四岁儿子的自杀也与ChatGPT有关。两个失去孩子的家庭由此向AI公司提起法律诉讼。两个青少年的自杀离世为数据主义对社会文化的潜在危害敲响了警钟：数据主义必须要以系统的人文主义基础和理念作为支撑，否则可能将人类的生存安全置于危险境地。数据主义的“养料”，除了模式化的形式化数据，良心、同情心、同理心和个体自由这些人类珍视和得以保存自身的“本真养料”必不可少！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14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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